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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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彭建华传略

更新时间:2022-08-04 11:32:23点击:

彭建华传略

刘玉平

彭建华同志,邹县张家村人。一九一〇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里。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邹县县委委员、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等职。他不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敌人法庭上、监狱里,都表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和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为革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夜,在一次反击敌人包围的战斗中,彭建华同志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八岁。他英雄的名字和光荣事迹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彭建华八岁入本村小学读书,后考入邢村高等小学堂。他勤奋好学,从不满足于课本知识,常借阅课外书籍,学习成绩优异。他为人正直,急公好义,性情乐观,善于言谈,师友们都尊重他,赞扬他。

彭建华年少时,正是帝国列强疯狂侵华,各系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横征暴敛,黎民百姓啼饥号寒之时。他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十分向往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的新社会。为了寻求真理,他更加奋发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了明德中学。然而,他读的书并没有什么救国救民的道理,他感到失望。一九二七年初中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向当地群众宣传新思想。同年冬,在邹县农协的领导下,他和小学时期的同学孙玉贞等人,建立了平阳寺农协分会,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

同张家村毗邻的孙村有个地主叫孙清源,残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是名符其实的“地头蛇”。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农协分会成立以后,彭建华提出要首先斗争孙清源。可是不少群众怕“打不成黄鼠狼惹一身臊”,有人就劝彭建华别去动他。彭建华并不动摇,他动员大家团结一心,去打倒孙清源这个土豪恶霸。

第二天,彭建华和农协会员们一起,召集张家村和孙村的贫苦农民一、二百人,在这两村之间的关帝庙前摆上桌子,挂起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召开了斗争孙清源大会。会上,彭建华带头讲话,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群众诉了苦,迫使孙清源退赔了农民的损失。之后,他们又斗争了杨宗瀛,并罚了他的粮和款,分发给群众。这些行动,破灭荒地动了“太岁”头上的土,在小村庄来说,真算是个惊天动地的壮举。从此,贫苦的人们团结起来了,农协会不断壮大,打土豪劣绅的热潮日益高涨,远近大大小小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一九三〇年,彭建华又考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一边学习功课,一边和进步同学秘密阅读马列著作,宣传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蒋介石却实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聊城省立三师的爱国师生和全国各地一样奋起反抗。在这国家存亡攸关的时刻,彭建华和进步同学一起,丢下课本走上街头,发表抗日演讲。同时,还鼓动同学们向学校当局提出抗日要求。校方拒绝后,他们又和各地学校联系,准备组织学生代表团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由于计划不周,又被人告密,遂未成功。一九三二年暑假,建华被学校以“激进”的罪名勒令退学。

彭建华怀着满腔怒火又回到家乡。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整个邹西天低云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彭建华不思饮食,终日长吁短叹,忧心忡忡。他母亲是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的人,颇有见识。她知道儿子为国家民族担忧的心情,就鼓励建华说:“男儿就要有男儿的志气,光在家里愁有什么用?要像梁山泊好汉那样,打出去嘛!我也不图你在家侍候,先保国后尽孝,没有国家,那有民家!”母亲为支持彭建华抗日,她卖了几亩地,托人买了一把大刀、一支长枪。彭建华有了刀枪,爱不释手。夜晚,星光灿烂,人们酣睡之时,他便操练刀枪,时刻准备杀上抗日救国的战场。

不久,彭建华到母校邢村高等小学任教,秘密寻找党组织。这时,邹县党的第一个支部已经建立,他找到了党支部成员、城里第二小学教员冯起同志,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理想,冯起是他小学时期的同学,比较了解他,除给予热情帮助外,并介绍他到第二小学任教。

彭建华同志在二小担任算术和历史课教师。一次,他在讲授如何丈量土地时,忽然有几个学生在下面嚷嚷起来,说是家里连巴掌大的土地也没有,用不着学这个。彭建华同志一时有点着急,但他对这些贫苦学生们的心情是很理解的。他不仅没有责备他们,而且趁机讲起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讲起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中国已面临灭亡的危急形势。他激昂陈词,怒不可遏,号召学生起来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彭建华把这节算术课变成了政治课,变成了抗日救国的演说,课堂上的学生无不义愤填膺,有的竟泣不成声。从这以后,学生们都非常尊敬这位新来的老师。

这个学校的教师,创办了一种五天一刊的反日救国小传单。彭建华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每月二十元的薪金,自己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买纸张印传单。每逢一、四、六、九邹县城赶集,他便带领学生们上街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宣传抵制日货。

一九三二年冬,经冯起同志介绍,彭建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省委派林平波等同志到邹县检查党的工作,根据形势需要,协助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彭建华同志被选为县委委员,分管农村工作。

在县委的领导下,彭建华同志积极努力,邹县第二小学的抗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人民群众为之振奋,但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为异端,必欲扼杀而后快。终于,县党部与二小校长马又龙共谋,借放寒假之机,将彭建华同志辞退。为保全组织,顾全大局,彭建华同志忍下了这口气,毅然离开二小。春节后,他又遵照县委指示,到城东山区颜母庄小学任校长,肩负起开辟农村工作的重任。

一九三三年二月,军阀韩复榘在全省范围内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当时省委被破坏。山东国民党清共委员会的特务于三月间窜到邹县,逮捕了县委书记岳春亭(后叛变),县委也惨遭破坏。彭建华同志数次找党员同志联系,因白色恐怖严重均未成功。正在苦闷之际,冯起同志突然来到颜母庄小学。二人相见,分外亲切。为度过难关,彭建华同志遂以新聘教师为名让冯起住下来。他们一边教书,一边探听省委的下落。一个月,两个月,时间过去了,仍得不到省委的音信。更不幸的是,由于冯起同志的到来,又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为了保存自己,再图发展,他们分别于暑假前后辞去校长、教师的职务,返回邹西故乡。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失去了党的领导,犹如雾海行船,根本无法前进。但他们并不灰心,坚信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必然胜利。他们感到,等是消极的,干才是积极的,只能干着找,不能坐着等。于是,彭建华同志又到县城北门里铭新书店当上了店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全县仅有二十多个党员,由于县委被破坏,国民党搜查得紧,党员全部实行单线联系。十一月的一天,彭建华和冯起同志再也憋不住了,便由邹县去曲阜,试图通过曲阜省立二师找到省委。半路上,天气骤变,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他俩冒着严寒奔波。天黑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夜幕笼罩下的曲阜城,店门全闭,万户萧疏,全城僵死般的阴冷。彭建华同志到二师去找一位学生党员投宿。由于形势吃紧,校方禁条甚多,那位同志不敢留宿,就把他仅有的一条印花棉被抱出来,共同到孔府东邻老百姓的一间车屋里过夜。他们三人和衣裹在一条棉被里,抗击着寒冷的侵袭。寻找党组织的火热心情温暖着他们,谁也没有入睡,一直谈到天亮。

尽管彭建华同志找省委的心情是那样真诚,但是打听的结果,有的说省委在鲁北,有的说在胶东,但更多的人说省委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这样,他却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名言,坚信共产党人是捕不尽杀不完的,党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一定能够胜利。于是,他转回邹县,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一九三五年春,彭建华同志又和冯起等同志一起把二十多名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同志任工委书记。基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同志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冯起同志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秘密组织读书会、救国会,团结进步青年。

邹县工委的建立,使邹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局面,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爱国师生的斗争风潮空前高涨,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初步形成。

一九三六年冬,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要员、省政府参议长秦启荣,对其老家邹县蓬勃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视为异端,既怕又恨,遂派其妹妹秦淑贞到邹县积极进行特务活动,并指示当地的几个坏蛋先后打入我革命阵营,刺探我方情报,破坏我党组织。十二月初,国民党山东省捕共队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摧垮邹县工委。工委获得情报后,为保存实力,当即决定工委成员和全体党员立即分散活动。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腊月十五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刺骨的北风刮着蒺藜般的雪粒,从中午下到晚上,天气格外寒冷。是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包围了冯庄小学,彭建华同志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二月七日(旧历腊月二十六日),敌人将彭建华同志秘密押送到济南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彭建华同志在连续几次预审中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始终否认法官指责的谋图武装暴动,并大义凛然地指出:宣传抗日救国有理,挽救民族危亡无罪。敌人从他口里得不到任何口供,他却从敌人口中知道其他党员同志的情况,并为他们坚贞不屈的精神所鼓舞。

春节过后,军阀韩复榘亲自开庭审讯。审判庭设在珍珠泉东侧的一所花厅里。室内坐满了敌人的官员,韩复榘懒洋洋地斜坐在当中的位子上;室外,刀枪林立,杀气腾腾。

开庭后,马弁吆喊助威,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和预审结果,尔后又把从冯起家中搜来的两支长枪亮出来,让韩复榘过目。彭建华和其他被捕的同志,对韩复榘残酷镇压革命深为痛恨,早就抱定了宁可献身也不叛党的决心,准备斗争到底。不料,韩复榘沉默了一会之后,随口说道:“送……送反省院”。

按当时的规定,未作最后判决的犯人是要送法院的,而韩复榘这次却信口要送反省院。结果,反省院不收,刑车又把他们送到省高等法院。

敌高等法院设在普利门外,是韩复榘迫害共产党人的场所,是杀人的魔窟。彭建华等同志被押送到法院后,一个五十多岁的检察官装出一副伪善公允的面孔,说什么青年人犯罪很可惜,在家安分守己、上孝父母、下积儿孙该有多好。彭建华同志冲着敌检察官说道:“日本鬼子侵我国土,杀我父老,烧我房屋,老人失去儿女,儿女失去父母,到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什么安分守己!如今的中国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打鬼子救中国,究竟有什么罪?”

检察官沉思了片刻,说他们还要调查。就每人发给两本书(其中一本叫《波罗密经》),还将写着“共产党犯”的白布条挂在彭建华等胸前,然后送进看守所。

看守所是法院的一处旁跨院,关押着四百多名“犯人”。彭建华同志被作为“要犯”关进西北角一座新建的小楼上四号房。他从被捕那天起,就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严守党的机密,保全党组织和同志,不承认任何“犯罪”,为党为革命不惜流血牺牲;二是千方百计地力争早日出狱,重返战斗岗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作无谓的牺牲。审押结果,法院始终未查出新的证据,最后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彭建华同志判了五年徒刑。

敌人在彭建华等胸前和门口都挂上了“共产党犯”的白牌,目的在于孤立他们,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在普通犯人中有许多人是向往共产党的,平日想见共产党人见不到,一旦见到这些戴白牌的就非常高兴,总想利用一些可能的机会去接近。彭建华同志善言谈,有见识,先和普通犯人点头致意,后再接触对话,进而对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不几天,狱中的难友们就被他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彭建华同志还凭着“白牌”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大家来自各地,虽然素不相识,但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革命目标。严酷的现实,需要他们坚强团结,领导大家坚持斗争。在监狱中,赵健民、彭建华、冯起等同志共同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为了广泛团结难友,鼓动大家向敌看守所开展斗争,彭建华同志时常利用放风和开饭的机会,同其他同志进行秘密联络。由于看守监视严密,面对面的接触容易暴露,只得用书信联系。监狱里没有纸笔,他把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撕下书报的空白边页作信纸,写上要传递的内容,放风时带出去,塞在厕所内预定的地点,作上标记。别的同志根据标记去取,再依次相传,因之,难友们加强了联系,增强了团结,先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反“反省”、反迫害、要求改善伙食等多种斗争。这些有组织的斗争,曾引起看守所的注意,敌人在增加岗哨的同时,又规定了“三人以上不准谈话;单个轮流放风;对探监者进行搜查监视”等条款。当时敌人对彭建华等同志特别注意,加强了看守,看守长也常去秘密窥视,这使他们的活动更加困难。但是,彭建华同志决心以智慧去战胜敌人。他读过师范,熟悉拼音。他和难友们一起,经过反复钻研,终于创造了一种特别密码——拼音五位密码。按这种密码,敲打墙壁或其他东西,就可以互相联络。再加以书信联系的办法,看守所四百多名难友就可以很快地互通信息。

彭建华同志虽然身陷囹圄,但他决心把牢狱当成自修的学校,他常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明天而奋斗。”

在狱中读书很不容易,一是没有书,二是不让读。为解决书的问题,彭建华同志了解到难友们被捕时用铺盖卷带进来一些,有邹韬奋、蒋光慈、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有苏联进步小说《铁流》、《毁灭》等,他背着看守,孜孜不倦地阅读。为了使大家掌握社会动态,他曾出面向看守所提出大家要读书的要求,但被拒绝了。于是,彭建华又和冯起同志教育争取了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的看守,常为他们买报纸,提供看守所人员的情况。

当时,看守所有些难友坐够了监狱,提出要去“反省院”,错误地认为在“反省院”过一段时间就可获释。彭建华同志发现后,就及时地对所谓“反省”的阴谋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使难友们恍然醒悟,去掉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在难友们的情绪安定下来以后,赵健民、彭建华等同志又和其他党员一起号召难友们锻炼身体;同时向看守所提出改善伙食、反对人身迫害等。从此,狱中斗争像浪潮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从不停息。

一九三七年五月初的一天,突然传来了苏州国民党高等法院检查官对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提出“公诉”的消息,立即激起难友们的极大愤慨。有的骂蒋介石,有的骂国民党反动派,有的为“七君子”鸣不平。为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并声援“七君子”,彭建华同志带领难友们唱起了《国际歌》。值班看守跑来制止,难友们根本不理睬,继续大声歌唱: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看守气火了,冲进了一楼。彭建华和二楼的同志大声喊:“狗子,想挨揍你到二楼来!”看守上了二楼,一楼的同志又大声喊:“打死他,打死他!。”吼声此起彼伏,人们声色俱厉,看守胆战心惊,顾下顾不了上,顾左顾不了右,在众目睽睽之下,窘态百出,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的一天,济南一昼夜之间两次发生大地震。地震后,看守们个个心惊胆怕,无心看守,常常把牢门一锁溜进地道,不但放风不能按时进行,就连开饭时间也不正常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拍着门窗叫喊,不见有人露面,后来就放开喉咙骂他们,也无人过问。

不几天,彭建华同志几经周折,花掉两元钱买了一张《济南晚报》,这才知道继地震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了,日寇大举侵华。彭建华给大家读这一消息时,气的两手发抖,泪珠一颗接一颗地滚落下来。这消息很快由楼上传到楼下,又传到狱内各个号房;难友们个个义愤填膺,有的高呼口号,有的撞击门窗,有的则失声痛哭。……不久,又传来了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消息。这消息唤醒了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给人民带来勇气和力量。彭建华同志当即和同志们商量,决定动员全体难友采取联名写信和上诉等形式,要求参加抗战。不料,这合理要求竟被当作耳旁风,不予理睬。于是,彭建华和几个同志秘密商议,决定开展绝食斗争,并发动大家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作为捐献,寄给抗日前线的将士。一经发动,难友们纷纷响应,第二天早饭全部绝了食。看守所当局慌了手脚,大小喽啰齐出动,四处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下午,跑号的送来了面食肉菜,但谁也不肯吃。敌人发火了,不但没有把节省的生活费寄出去,还非法把赵健民、彭建华等四位同志关进了另一处牢房,让三个看守轮流监视。敌人的镇压无济于事,难友们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迫使敌人不得不在一个月后又把他们四人送回原处。这时,狱中党组织决定采取最后措施,动员各号房拧掉窗上的螺丝钉,准备乘日寇飞机夜间轰炸时集体越狱。

“七七”事变后,平津和华北大片领土相继陷于敌手。九月间,日寇侵占德州,沿津浦铁路南下,统治山东多年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闻风丧胆。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派张经武同志来到济南。他不畏艰险,与韩复榘反复交涉,迫使韩答应释放全部政治犯。于是,看守所放松了监禁,并允许“取保释放”。

十月十五日,在省委的指示下,邹县地下党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士来济作保,彭建华等同志一起走出看守所。

彭建华等同志出狱的当天下午,在济南市杆石桥小学附近和省委接上了关系。省委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向他们表示慰问,并安排他们住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休整。彭建华同志顾不得休息,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走上大街,参加了平津学生组织的抗日示威大游行。第四天,他们又去看守所保出了其他同志。不久,狱中的共产党员,除一人病故外,都先后出了狱,奔赴各抗日战场。

旧历十一月,彭建华同志根据省委指示回到家乡。这时日寇已入侵邹县,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县长甄光远却携带巨款仓皇逃走;国民党顽军头目秦启荣与刘昭汉之流,也躲进邹东山区;敌机狂轰滥炸,特务到处造谣,制造恐怖,蛊惑人心;一些流寇土匪乘机而起,打着各种旗号向群众要钱要粮,明筹军饷,暗饱私囊,整个邹县大地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彭建华同志把邹县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在大里彦村建立了邹县县委。彭建华同志任县委书记。根据省委“脱下长衫,拿起枪杆,武装抗日”的指示,县委决定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武装,在邹西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同时,向人民群众发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全面投入抗战”的号召。彭建华同志终日奔波,到处讲演。为了筹集购买枪支的资金,他说服家庭变卖土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县委以一支匣枪二十一把大刀为基础,在南亢阜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彭建华同志兼任政委。这支抗日队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有轻机枪一挺、步枪近百支,还有大刀长矛等武器。不久,这支队伍袭击了驻两下店的日寇,打死一名鬼子和三名汉奸,挫伤了敌人的锐气。首战获胜,人民更加振奋,更加认识到团结的力量。接着,游击队又在各乡组织建立了抗日保家自卫团,抗日力量很快遍布白马河两岸,来势迅猛,声势浩大。

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顽固势力的憎恨,他们妄图扑灭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秦启荣先派匪徒特务打入我游击队内部进行分裂活动,后又派一连顽军窜到邹西,勾结匪徒、道会门头子策划血洗南亢阜村。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夜,数百名敌军包围了南亢阜村,从四面发起进攻。

这时,我们驻扎在该村学校的一百余名游击队干部战士,因不明敌情,一时攻守难定。但混入游击队的匪特乘机煽动暴乱,竟向我游击队战士们开枪射击。在这危急时刻,彭建华同志为稳定局面,挺身而出,说服大家不要上当,不能自相残杀,应团结一致还击来袭的敌人。就在这时,潜伏的敌特向他开了枪,年仅二十八岁的彭建华同志不幸壮烈牺牲。

其后,同志们掩埋好彭建华烈士的遗体,化悲痛为力量,投入了新的战斗。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顽强战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彭建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载入了革命史册,他那顽强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

彭建华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