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卢涛

张育民

编者按：卢涛同志，原名卢子江，又名卢志英，一九〇六年诞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望仙埠村。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甘肃、陕西、北京、贵州、广西、江西、江苏等地作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联合抗日部队任副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京沪杭一带作党的秘密工作。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拷打，坚贞不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被蒋匪帮活埋在南京雨花台，时年四十三岁。

本文系卢涛同志的爱人张育民同志口述，张羽同志整理。

（一）

一九二七年秋天，我从西安来到蒲城。先在一支地方部队里，干了几天宣传员，后来，又到县立小学去教书。这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了。我，寻不着同志，找不到战友，心里非常苦闷。

一天晚上，县城南门外，搭了个戏台，开什么“军民联欢会”。正在演戏中间，舞台后面“啪，啪，啪”响了几枪，一个军官跳到舞台上，对群众宣布，说是刚才枪毙了几个“赤化党”。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为了寻找党的组织，我跑了很多地方，现在，刚听到党的消息，同志们却已经倒在血泊里。可是，旷野的枪声，更坚定了我的信念：这里既有党的活动，我就一定要找到党！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又传来一个消息：县城里又捉到几个共产党员，现在押在当地驻军的师部里。因为我当宣传员时，和驻军师长的太太有过一面之识；现在，师长的女儿又在这个小学里念书，我便利用这种关系，到他们家里进行访问，借以探探虚实。

访问的结果，证实了那些传闻。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几个同志救出来。救出同志，我也就能找到党，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虎穴龙潭，我也得去闯一闯。

正好，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爸爸是师部的烧饭师傅，每天给被关押的人送饭送水，我就通过这个学生，先给狱里的人送去了五双袜子，里面夹了个纸条儿，说袜子是泾阳县官道村的张文治送的，暗示外面有人要营救他们，要他们做好思想准备。接着，在一天夜里，我又进入师部，带着早已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牢门，放走了被关的人们。

当夜，我也逃出了蒲城。

一出城，大家就跑散了。我找不到越狱的同志，心里有些怅惘。在西安住了几天，又回到我的故乡——泾阳县官道村。

一进家门，哥哥气冲冲地对我说：

“你在外面又闯祸了，是不是？”

我忙问：“什么事？”

哥哥说：“我这张文治三个字，旁人怎么晓得的？现在有人向我写信致谢，感谢救命之恩，这是怎么回事？你整天在外面闯，一定晓得。”

我忙把信要来一看，信是从宝鸡发来的，说他们蒲城脱险后，跋山涉水，已到宝鸡，不久将离此他往，对于再造之情，不胜感激，特表谢意。信后面署名：卢涛。

我不知卢涛为何人，可是这封信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有希望寻到党了。我立即照发信地址，写了封长信，信上说：可敬的卢君，我现在生活在污泥潭里，四周一片混黑，找不到光明，摸不清道路，希望你们过桥过水，扶我一把。信末，我没有用哥哥的名字，而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张育民。

春节前夕，从北京来了封信，说是我的信他们收到了。他们听说陕西遭了荒旱，非常关心，特寄来大洋五十元，以济燃眉。如果我有意去北京深造，就权作川资可也。

收到这封信后，我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到北京去，找寻党组织，实现我的理想。过了元宵节，我就整装出发了。

到北京后，我按信上的地址找到前园恩寺。一个姓项的中年人接见了我。他向我打量一下，温和地说：“子江因为有事，到天津去了。过几天就回来。他一回来，我就叫他来看你。”

说罢，他帮我提着行李，雇了车子，到西单牌楼的长安公寓，找了房间，住了下来。

一天，我刚打开屋门，整理房间时，忽然听见一阵豪放的笑声，从门口冲了进来。接着，进来了两个人，前面是早几天见过的项大哥，后面是个大高个儿的青年。项大哥指着我向青年介绍：“这就是泾阳的张育民君！”

我匆忙站了起来，打眼一看，青年嘻着嘴巴站在那儿。他宽额头，高眉棱，带着开朗的笑容，褪色的学生装，使他显得朴实而英俊。高大的身躯，站在项大哥身后，却比项大哥还高了半头。项大哥转身对我说：“这一位就是那个‘可敬的卢君’！”

一句话，引得那位青年嘻开阔嘴，敞怀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震得满屋嗡嗡作响。

“我，卢涛，卢子江，就是蒲城的那个囚犯。”卢涛说着，跨上一步，从腋下抽出一本书，往桌上一放，热诚地说：“育民君，听说你要来京寻求真理，我很高兴。喏，世间真理，尽在此中。你要拼命念，把它背得滚瓜烂熟。项兄做老师，过几天再来考试，你一定要背过啊！”

他的话，那样肯定，那样执着，像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逼人而来。我随手翻了一下那本厚厚的书，原来是本《资本论》，心里又喜悦，又紧张。喜的是我得到了一本久已向往的书，紧张的是这样一本大书，我怎么背得过呀！喜悦和紧张，使我眼睛一湿，差点儿掉下泪来。

“怎么？怕了吗？”卢涛收住笑容，一本正经地说，“在蒲城，敢放犯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本书就把你吓住了吗？”

项大哥见局面有点僵，连忙转圜地说：

“这家伙，光会吓人。背是用不着背，但一定要弄懂。我听说你们西北的女孩子，性格都很倔强，你该不会哭鼻子吧！”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们鼓舞的眼光，不由得笑了。

（二）

此后，卢涛独个儿常到公寓里来。看见地上脏了，拿起扫帚就扫地，看见桌面不干净，就找揩布揩桌子。每次都带来几本书，塞到墙壁上砖砌的窑窝里去。今天放进几本，明天又拿走一本。犯禁的书，书脊朝内，公开发行的书，书脊朝外，慢慢地排满了一窑窝。

又一天，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公寓，一边擦汗，一边对我说“育民，我还没有吃饭。你到厨房给我要几个冷馒头。”我把馒头拿来，他从壶里倒了杯开水，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对我絮絮地说着，这几天里，他各处奔走了一番，现在已经联系好，要我到北大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去学习，问我愿不愿去。我听着听着，心里一阵发热。能有学习机会，我怎么会不去呢？我问他还要做些什么准备，他把嘴一抹，站了起来，对我说：“我们现在到街上去走一趟。”

出了公寓，不远处就是西单商场。所有的百货店、饮食店都没引起卢涛的注意。他一直走到文具店前边，站住了。两只眼睛在橱窗里逡巡着，很快就决定了，要了两支铅笔，两本笔记簿等，包起来一把塞到我手里，关切地说：

“育民，进了学堂，先努力自学。我要到天津去几天，有困难时，随时去找项大哥。”

提起项大哥，又勾起我长久以来的一件心事。我瞅个空儿，低声问他：

“你能不能告诉我，项大哥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卢涛呵呵地笑起来。他做了个鬼脸，故作神秘地说：“他，就是能‘扶你一把’的人。”

他还要继续说下去，猛看了一下商店墙上的挂钟，不禁惊叫起来：“啊呀，快开车了，我得马上赶去。”

他匆促地握了握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过了些天，项大哥来看我。他是那样的风趣，那样的健谈。因此，话题很广泛，国内外形势，纪律和自由，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都谈到了。谈到大革命的失败，他万分感慨地说：革命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每个人的革命品质、革命气节，都受到严格的检验。假革命者，在失败面前畏缩了，消极了，逃跑了，真革命者更激励了革命斗志，敢于迎着逆风前进。他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志，他是山东昌邑人，小时候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勉强读完小学，就跟着亲戚去闯关东。他遍历黑龙江、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受尽艰难困苦，饱尝人间忧患，生活给了他一条真理，要过人的生活，必须推翻这个旧世界。一九二五年，北伐军兴，他只身南下，在郑州、洛阳结识了一些革命同志，钻研革命理论，以致废寝忘食。后来，在甘肃参加了党，党派他仍到旧军队里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这支军队也露出了它的反动面目。我们这位同志就毫不犹豫地带着自己率领的一营人，打起红旗，揭竿起义。起义部队在甘肃、宁夏之间，沿着黄河前进。前面是崇山峻岭，后面是疯狂的追兵。黑夜茫茫，只有一带黄河，指示着方向。不幸，在越过山谷时，部队受到了袭击，这位同志连人和马都掉进了黄河。马被摔死，人跌伤了左腿。这位同志用布裹起了左腿，高举红旗，带着零散的战士，杀出重围……

“后来呢？”我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不禁插嘴问了一句。

“后来？”项大哥稍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的同志，永远是不会退却的。后来他到关中一带继续活动，在一个县城搞暴动时不幸被捕了。”

“关中？”一提到我的故乡，心里更关切了，我急着问“他现在还在狱中么？”

“不，”项大哥微笑着说，“幸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女同志，见义勇为，从牢里救出了他……”

我不等他说完，忙抢着说：“你，你讲的是不是卢涛？”

“是的，正是卢涛。”项大哥收住笑容，严肃地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怕吃苦，不怕危险，不怕失败的好同志。我觉得，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我们的骄傲。如果能有更多的这样坚定的革命者，我们何愁打不败凶恶的敌人？”

啊，卢涛还有一段这样不平凡的经历。他怎么从来没有向人提起呢？听了项大哥的话，我更加钦佩他了。

（三）

这年八月，我们结婚了。

对卢涛来说，家，就是前进基地，就是生活上的后勤部。他以此为据点往来京津之间，在北京周围，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在这个后勤部里，没有添置什么东西，只有一床被窝，几件换洗衣服，一窑窝书籍。每天出门时，他身上总是那件褪色的学生装，腋下不是夹着书本，就是一叠讲义。从东城到西城，从清华到北大，那些热情的同志们不仅给他书籍、讲义，有的连抄的笔记也交给他。为了工作，卢涛晚上住在学生宿舍，白天就混在教室里旁听。在北京几年的火热斗争中，抓紧一切机会，顽强学习，他本来只念过蚕桑小学，这几年里，陆续地学会了英、法、德、日四国文字。

冬天来了，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住公寓每月要花十三元。两个人在公寓里只搭了一份伙，就只好轮流去吃。卢涛为了照顾我的学习，自己常常在外面“打游击”。我看着他那憔悴的样子，也不敢多吃，常常留下两个馒头，或者一碗饭，用报纸盖起来，等他回来吃。后来，连搭一份伙的钱也没有了。我们就把结婚时买的枕头、旗袍一样一样当出去，维持生活。每天，我们都规定个控制数字，只能用三个铜板：午餐，一人一个铜板，自行处理，晚餐共用一个铜板，买烤红薯，两人分食。

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九点钟时，卢涛才从西郊回来。他踏着白雪，顶着冷风，在城外跑了一天，没顾得吃饭。晚上归来时，在单薄的袂袍里，抱着圆鼓鼓的一包东西。一进门，他跺着破皮鞋上沾满的雪块和污泥，高兴地说：

“育民，今天丰收了，赶紧来接受吧。”

我忙接过来，放到床上，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堆破衬衣、破袜子。另外，用报纸严严实实包着的，是一包烫热的烤红薯。卢涛眉飞色舞地说：“这包衣物，是我从学校的破烂堆里捡来的。你抽空刷洗刷洗，缝补缝补，有的支援穷朋友，有的留着自己用。”

我看着他那冻得通红的脸颊，就催促他赶紧躺进被窝里暖和暖和。卢涛却打开了烤红薯，对我说：“你没吃晚餐，怕早已饿坏了。现在赶紧进夜餐吧！”

这时，狂风正在拍打着窗棂，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鹅毛雪片，在夜空中上下翻舞。卢涛盖着棉被，啃着红薯，嘿嘿嘿地憨笑着说：

“生活多有意思啊！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今天，我们以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己任，虽摩顶放踵、餐风饮雪，但甘之若饴。若干年后，我们年龄大了，革命也胜利了，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儿女们谈起，他们的父母，当年为了革命，钻在一个小公寓里，雪夜盖被啃红薯，那……哈哈哈哈……他们那个时候，也许还要啃红薯，但绝对无法体会：红薯竟会这样香甜啊！”

冬去春来，天气慢慢暖和了。卢涛常常换了服装，背着褡裢，带些学生到高粱地里去开党的会议，或者到郊区农村去活动。他对农民生活非常熟悉，非常关心。每次回来，都要把他的见闻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他是那样地热爱群众啊！

一天，我正在给他准备下乡的行装，突然，一个人推门进来。这个人形容消瘦，面目黧黑，头发足有两寸长。仔细一认，不由得惊叫起来：

“蒲生，是你啊！啥时出来的？”

张蒲生是前几个月被捕的。听说在狱里表现得很坚强，什么也不承认，敌人对他毫无办法，就用酷刑来折磨他。同志们知道他身体较弱，都很担心。

“今天出来的。”蒲生坐在床边，不断地揉搓着膝盖和大腿，“旁的倒没什么，这两条腿可受尽他娘的罪了。”

卢涛看了看蒲生的伤势，把家里的衣物打量了一番，就从床上抽了那床棉被交给我，叮嘱着：

“天气暖了，棉被也用不着了，快拿去当掉，买点肉，给蒲生补充补充营养。”

蒲生也没有表示反对。这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我把被子送进当铺，拿到两角五分钱，在市场上买了半斤猪肉，又买了点面条，回来，煮了一锅肉丝面。端到小屋里来。卢涛举着筷子，诙谐地说：

“蒲生，来，痛痛快快享受一下，我也几个月不知肉味了。”

（四）

一九三三年冬天，我出狱后不久，接到党的指示，要我立即乘车到南方去。

在南下的列车里，我的思潮起伏，几年来的事都一一泛上心头。很自然地又想起卢涛。“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卢涛被派到西安去，在杨虎城那里做事。这期间，我回家省亲，在西安木头市，和他逗留了几天。不久，他又被党调到上海、南京带工作，我们之间除了书信往来，就很少见面了。我的第一个男孩子生下七个月，因为叛徒出卖，我被捕入狱。在狱中，常常想起狱外的战友，想起卢涛。卢涛现在在哪儿？他的工作顺利吗？我的被捕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免得他为此分心，为此担忧！

在南京的几天里，我的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了。在我接触到的人里，到处可以觉察到卢涛活动的踪迹，但始终没有得到他可靠的下落。我隐隐约约地泛起一种不祥的感觉：卢涛是不是出事了？他是不是还在人间？他现在究竟在哪里？我不愿让这种心情折磨自己，影响党的工作。我希望立即到工作岗位上去。党的领导同志觉察到我的心情，安慰了我一番，立即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正月，我到了上海，住在成都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里。我的工作，是给党组织看家，帮同志们料理一些日常生活。在这个革命家庭里，同志们都亲切地喊我“卢大嫂”。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地半年过去了。一天早上，我正在拖地板时，老林突然跑来，高兴地说：“卢大嫂，今天有客人来，多买点小菜啊！”

我照机关里的习惯，增加了一盘荤菜：黄豆芽炒肉丝。中午开饭时，老林又跑来告诉我：“大嫂，客人来迟了，要晚上到。”他略微顿了一下，又带着商量的口吻说，“你能不能想法作些水饺，再准备点大葱、蒜泥？”

我简直有些糊涂了。在这里，虽然也吃过几次水饺，但从来还没有人张口要大葱大蒜的。今天来的究竟是个什么客人？想到这里，不禁问了一声：

“你讲的客人到底是谁呀？”

“谁？”老林笑着说：“卢涛回来啦！”

“啊！”我手里端的盘子、碗几乎摔到地上。这个下午，我一直是在兴奋和紧张相互交错的心情中度过的。来到上海不久，我隐隐约约听到，卢涛参加地下党南京市委工作，不幸被捕，关在南京牢中。他是在我离开北京之前被捕的。在狱中受了酷刑，但没有任何口供。我哪能想到当我在南京街头到处奔忙的时候，我日夜思念的卢涛，正在法西斯的黑牢里，经受着无尽的折磨。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我捣着蒜泥，一杵一杵都像捣在自己的心上！

晚饭以后，我正在厨房刷洗碗筷，忽听老林拍着屋门，急促地叫着：“大嫂，快来迎接客人！”

我跨出厨房，一下愣住了。这哪里像卢涛呢？脸皮浮肿，眼皮下垂，宽阔的双肩，无力地耷拉着，略嫌宽大的衬衣，遮盖着受过刑伤的胸膛，他默默地站在门口，一阵风都可能把他刮倒。我赶快上去扶住他，泪珠差一点落到他的肩膀上。

卢涛跨进屋门，就在椅上坐下了。他看了看我的神情，皱着眉头，不满地说：

“革命人嘛，哪能没灾没难！？要是咱们不去坐牢，那些刽子手岂不要失业了？就是这一套嘛！逮捕、屠杀、镇压，就为了绞杀革命嘛！反动派要不抓人、杀人，那还是什么反动派啊！”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硬朗、明快，象铁钉钉在钢板上，铮铮发响。和在北京初见时所不同的，他现在的声调更加沉毅、更加稳重，像铁锤击在铁砧上，显得格外执着而有力。

老林站了一会，表示完成了任务，走掉了。卢涛的目光在房间里搜索了一阵，他似乎想看看他的儿子。我们都体会到这一点，但谁也没有提起孩子。为了打破这种岑寂，还是我先开了口：

“我调到南方来，你知道吗？”

“知道。早就知道了。”卢涛笑着说，“是听说你可能出狱的时候才提出的。”

“那么，我在北京坐牢，你也知道了？”

“详情不太清楚，经过大体知道一点。是听北方来的同志说的。怎么样，那里的跳蚤、臭虫很猖獗吧？”

“那恐怕还是赶不上你们。”看着他那开朗的笑容，我也打趣地说，“你坐的是天下第一监狱，按牌号，你们还是要排在前边！”

“按牌子，当然还是北京的老，它继承了皇上和军阀的衣钵，讲技术，当然是南京的新。在这里，老虎凳、辣椒水只好敬陪末座了。可是，这些先生们却忘记了一条：共产党人不是泥捏的。雨花台的鲜血，没有吓倒共产党，吓倒的倒是他们自己！”

卢涛有些激动了，额上的青筋暴得老高，嘴唇已在索索发抖。我连忙转变话题说：“你这次怎么出来的？”

“这很简单。小鬼判官把我绑到阎王殿，拿出生死簿子，要我报到。我对阎老王说：你弄错了。我们这些人，为国为民，光明磊落，死了也要上天堂，不能来你这儿报到。你这儿只能去收那些牛鬼蛇神，把他们打下地狱。我现在阳寿未尽，我还要回去，革他妈的牛鬼蛇神的命哩！阎老王无可奈何，只好把我放回人间来了。”

“你……”我瞧着他那泛出红晕的面颊，怕他因为过分兴奋而影响健康，只好劝慰他，“你先歇一会，我去把饺子热一下，给你端来。”

他没有反对，只微微地笑着。到我把水饺、蒜泥端回房间的时候，他已呼呼大睡了。我不敢惊醒他，轻轻地把他扶到床上，慢慢地解开纽扣、腰带，胸膛上露出累累的伤疤。我打算给他脱下袜子时，看到他的双腿肿得像冬瓜，袜子套在腿上，胀得滚圆，发黑的血，把袜子和小腿粘在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当时，我万没有想到，反动派曾经对卢涛施用了那样非人的刑罚：他们把他打昏后，用气管把气打进肛门里，使卢涛的下半身长时期肿胀未消，步履艰难。受了这样的重伤，他是以怎样惊人的意志走回家来！我用热水轻轻抚着他的伤处。卢涛在梦中，小腿不断地抽搐着，我望着望着，伏在床边哭了起来。

（五）

卢涛在上海休养了一段时间，被摧残的身体稍微好了点，就不断地要求工作。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疯狂围攻中央苏区。全党全军正在尽一切努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驻扎在江西德安的一支旧军，和我党有些联系，党就派卢涛到这支部队去充任参谋长，相机策应反“围剿”斗争。

宁静的夏夜，一艘英国船，离开上海，溯江西上。江风阵阵吹来，拂过人的肌肤，清凉而舒适。卢涛着白衬衫、黑哔叽裤，领口上结着黑色领带，默默地依在栏杆上，凝视着江上风光。他是在考虑旅途中的安全呢？还是在思索今后艰巨的任务？我怕惊扰他的思绪，就轻轻走过去，依在他的身边。

卢涛沉思了一会，低声问我：

“你离北京时，孩子有人管吗？”

“交给公寓里的老赵，由他带着。”

“那就好。将来有时间再去找吧！可是，我们恐怕很难腾出时间专程去找孩子。育民，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家庭的概念，必须有新的理解。家庭，大约不再是什么温暖舒适的安乐窝，也不是为了生儿育女延续香火。光从我们卢家来说，的确很需要有个男孩子顶门立户，要是我的母亲能抱上孙儿，不知该多么高兴！可是放眼看看，东北被侵占了，流民成千上万，家破人亡，多么凄惨。关内呢？山东、河南，因为军阀混战，弄得民穷财困，尸骨遍野。我们现在去的地方，那里，人民已经起来。可是，黑手伸了过来，炸弹落在头上，……育民，我不知道你怎么认识，在我看来，我们建立了家，就是一个小的战斗体。它不会意味着一幢房子，厨房、卧室、书桌、摇篮和藤椅。它是随着需要而移动的，有时在前线，有时在后方，它可能是农民的茅屋，也可能是公寓或亭子间，也可能就是——不花钱的监狱！”

说到这里，他警惕地向左右看看，附近没有人，只有江上的风，轻轻地拂着他的头发，掀起他的黑领带，不断翩跹飞舞。

“多么美妙的国土啊！”卢涛望着长江两岸黑沉沉的大地，喟然慨叹地说，“我从十六岁起，就走南闯北，十九岁上，才在西北高原上找到了理想。我们千里奔波，出生入死，都为了这个理想早日实现。今天，在这国难深重、我们的事业面临严重考验的日子，壮志未酬，何以家为？这一回，到了南昌，我们又得分开。为了工作方便，我去德安，你必须留在南昌，又只好做个牛郎织女，定期相会了。”

卢涛刚说完这句话，突然抬头一望，前面依山面水，露出一个黑色的城市，象个虎视眈眈的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对着长江。他不禁问了一句：

“这是哪里？”

“南京。”我低声应了一句。

“啊，南京！”

卢涛脸上的笑意像被黑风突然卷去，立即变得那样严峻，那样凝重。对着这座石头城，他眼中射出怒火，抿着嘴，锁着眉，望着，凝神地望着，好久好久都没有讲出一句话。

过南京后，卢涛有几次要到舱外去，我都劝阻了他：“你不要出去瞎跑。刚出来不久，叫人看到，又要惹麻烦。”

卢涛在舱里走来走去，抚着胸膛，不断地说：“育民，我闷得慌。你知道，再不让我出去，我的胸膛都要炸裂了。”

看到有几个船工，从船舱上走过，他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从舱里走了出去。我怕出事，就悄悄跟在后边。

卢涛装作没事似的，走到小卖部，买了包“大前门”香烟，在通下底舱的地方站了一会。乘人们不注意时，把头一低，就三脚两步地钻到底舱里去。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在那儿，不时地留心着周围的变化。等了好长时光，卢涛才从舱底钻出来。仔细一看，头发上落了不少煤灰，衬衣上也划了几道黑印。我不声不响地走上去，挽着他的膀臂，就往舱里走去。

一进舱门，我就正色地说：

“你这样做，安危全然不顾，要在半路上出了事，该怎么办？”

“育民，小心是对的，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卢涛抖落了衬衣上的煤灰，坦然地说，“这是一艘英国船，船上的中国工人，受着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压在生活底层的人，更富有革命性。我们革命者，只要有条件，就要做工作。也许我今天找他们随便聊聊，还看不出多少效果，这不要紧。工作总是一点点做的。一旦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这些人可能都要派出大用场。”

望着他那清癯的面颊，我没有再说什么。船快要到九江了。南北两岸起伏的山峦，紧紧吸引着卢涛的视线，是的，在这里，将要展开新的战斗。

（六）

一九三四年冬天，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以后，南昌城里的达官贵人们，引起一片混乱。他们忙着调兵遣将，拦截、追赶突围的红军，马路上的军车、马匹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活像一群被捣破窝的马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心中无主，日日夜夜都想快点儿见到卢涛。

一天下午，卢涛从德安赶来了。看他那急迫的样子，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马上要和我谈谈。可是，在我那所医务所的门前，还排着不少待诊的病人要我给他们看病。卢涛呆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看着我大着肚子，进进出出，打发着一个一个病人，禁不住烦躁地说：

“早对你说过，价钱要提高些，宁愿生意清淡也不要紧。我们要的是立脚点，并不是旁的。你不听。现在生意倒是好，可是把你累成什么样子了！”

卢涛在生气，我只好不吭声。和他同行的郭大哥，也闷坐一边，不声不响。

好容易把排在门口的病人，一个一个送走了，我们正要谈话时，门扇一动，又进来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家伙，满脸脓包，一看就知道是害花柳病的。跨进门，往椅子上一坐，伸出大腿就喊叫着：“医生，快给我瞧瞧，我是南昌行营的，马上要走，没空等候。”

我望了卢涛一眼，正要出去，郭大哥在一边抬起了头，压低声音愤怒地说：“这种臭货，别给他弄干净，留个根儿，让他带着进棺材！”

我草草给那家伙注射了一针，送出门去，赶紧把门关上。还没坐下，卢涛就迫不及待地说：现在情况很紧，红军长征后，他所在的那支部队，也奉命开赴贵州去“追击”红军。为了利用这个关系，为红军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掩护红军长征，他必须马上随部队到贵州去。

他看着我大着肚子、走路艰难的样子，沉吟了片刻，平静地说：

“看样子，我们又只好暂时分手了。郭大哥有些事，还得耽搁一阵。这里的一切，他都可以照顾。生下孩子，马上给我封信。我一有固定地点，就接你们去。”

说罢，他和郭大哥又商量了一阵，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以后的日子里，卢涛很少来信。偶尔有信也很简短。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红军在云贵大山里战斗非常频繁。卢涛的工作也很紧张。六月间，我一胎生下了两个儿子，马上写信告诉了卢涛。接到来信时，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进入四川，卢涛仍留在贵州，要我赶快关掉医务所，到贵州去。

行李打好，就要启程时，望着两个襁褓中的孩子，我实在舍不得分开。可是，要带上两个儿子赶路，又怎么可能呢？我和郭大哥商量了一下，只好把大儿子容儿留下来，交给奶妈照顾，身旁只带了一个小儿子。

这个时候，南方的交通线上，不论铁路、公路，来来往往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有的往南，有的向北，真像一群无头苍蝇。我们乘了一段汽车，就改乘毛驴，穿越深山密林，寻路前进。贵州的秋天，雨水较多，怪石峥嵘，风雨萧瑟，赶路非常困难。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盘查、惊扰，这样，时走时停，直到冬初时分，才在黔西一带的深山里，见到了卢涛。这时，适逢任弼时、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地区突破重围，开始长征，卢涛这时是党派到贵州的特派员，仍然利用旧军里的关系，担负着支援红军的任务，他带领了四个便衣侦察员，携带四支步枪，正要送到毕节去，交给地方党组织，以便发展武装，支援红军。见了我们，就一把抱住孩子，亲昵地说：“啊哟，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时节见面，真有意思啊！孩子出世不久，就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战斗，要能这样战斗一生，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郭大哥摸着胡髭，嘿嘿地笑着：“你也不问问孩子的妈妈，遭了多少磨难，光在欣赏你的儿子。”

“嗬，这还用你提醒？”卢涛嘻开阔嘴，纵情地笑着，他向我看了一眼，深意地说：“夸奖儿子，总不会是责备母亲。老郭，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帮我一家团圆，我首先得感谢你这个难得的叔叔哩！”

说得郭大哥倒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正在这时，一个侦察员忽然跑来报告：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来了。

卢涛和几个侦察队员都是便衣，现在，又增加了几个大人和孩子，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要是碰上国民党部队，的确不好对付。他把孩子交到郭大哥手里，右手向山后一指，大声地说：“走，马上向山里转移。枪是革命的本钱，一支也不能丟！”

我们刚跨过河谷，进入深山，远远地望见一支穿黄军装的马队，绕过对面的山沿，正向这里移动。渐渐的，马蹄声已可以听见了。在翻上颠下的时候，孩子忽然哭了起来。我骤然一惊，忙从郭大哥手里接过来，抱在怀里，一面跑着，一面拉开衣襟，把乳头塞在孩子嘴里，哭声才慢慢停下来。眼看马队转过山坳，像一阵黄风样向这里驰来。正好在山势陡峭的峡谷间，有座石板桥，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下去，在石板桥下藏了起来。

马队“地地他他”地从石桥上奔过，杂沓的马蹄声，引起一阵震动，孩子吐出乳头，裂开小嘴，眼看又要哭起来，我急得忙把乳头硬塞进去，孩子哽咽着、抽噎着，小脸都涨红了。我不顾死活地紧紧搂着他，不让他哭出声来。我焦急地想着孩子啊，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只要一声啼哭，七八条人命都要送掉了！孩子呀，孩子呀，你忍耐一些吧！

马队刚刚过尽，我急忙看了孩子一眼，他的小脸简直要涨破了。我忙把乳头一抽，孩子哽了两下，猛然“哇”的一声大号起来。

这一声非同小可，连卢涛的脸色也变白了。他站起来，朝前山一望，一条黄蛇样的步兵队伍，正向这里开来。他皱了皱眉头，焦灼地盯了我一眼，不由分说，夺过孩子，弓着腰，沿着夹谷，就朝山沟深处爬去。

刹时间，我的眼前一黑。在苍茫的暮色里，隐隐约约地，只见他顺着溪水，爬了一阵，又钻进草丛。哭声隐藏进绿草丛中。过了会，灌木林边，又露出了头，爬上对面的山坡。陡坡边沿，似乎是一堆酸枣树。卢涛脱下外衣，把孩子包起来，放到树根上。他往回走了两步，哭声使他迟疑了片刻，也许觉得放在地上不妥当，又把孩子抱起来，挂到酸枣树的枝丫上。

卢涛刚折回桥下，乱糟糟的步兵，已走到桥上。呼噪声、咒骂声，夹着枪刺的碰击声，不断地从桥上响过。有个操广西口音的家伙，也许走得太渴了，嘟囔着离开队伍，想下到桥根来喝水。几个侦察队员，愤怒地瞪着前边，右手扶着枪机，眼看要动手了。卢涛用力地抓着他们的手，不许他们轻举妄动。

孩子一阵紧一阵的哭声，忽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几支电筒的光芒在草叶上晃动着，几个家伙咋呼着：“山上有人，不要放跑一个。”接着，就有一群人吵吵嚷嚷地朝山谷奔去。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卢涛紧紧抓着大家的手。小声地，但是坚定地下达了命令：“两个一批，两个一批，向山后转移。在五里以外集合。”

四个队员，分成两批，带着枪支，先行出发。接着，郭大哥、我、卢涛，依次出动，在草丛中，轻轻拨开荆棘，艰难地爬着，向另一个山沟摸去。

当我们脱离险境，在另一个山坳里聚齐时，我禁不住内心的伤痛，伏在卢涛肩膀上恸哭了。

卢涛沉默了一会，劝慰我说：

“好啦！哭一阵就不要再哭了。丢了孩子，谁不心疼？在这个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你我一家。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这一笔账，也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到那一天，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只怕你照顾不过来哩！”

（七）

隔了一年，我和卢涛离开贵州，在江西找到刚满周岁的容儿，一同回到上海。这时，抗日怒潮汹涌澎湃，各界进步人士，在党的政治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斗争，为民族前途艰苦奋斗。卢涛一回到上海，就奋不顾身地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

这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非常猖狂，经常捕杀爱国人士。为了对付敌人的盯梢，我们接连搬了几次家。刚到上海住在吕班路吕班坊，不久就搬到霞飞路和合坊，接着又搬到环龙路顾家弄。这里虽然靠近著名的“法国公园”，可是，因为环境险恶，卢涛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很少去公园里游览。偶尔，在晦暝的暮色中，带着容儿到公园里的花坛边走走，借以消除低压空气带给人的郁闷。

在一个溽暑闷人的傍晚，卢涛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爱国军民在宛平城外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过了几天，他又兴奋地告诉我：党中央已经在延安发出了号召全国抗战的宣言。我们要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以后的日子，卢涛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拼命工作。饥一顿，饱一顿，连头发也顾不得理。这样的生活，引起了严重的肠胃病。一天晚上，肚子突然疼起来，疼得满脸冒汗，不住呻吟。我赶忙把他送到枫林桥中山医院，经过检查，证明是急性盲肠炎，必须马上开刀。卢涛向医生请求着：

“能不能弄点药吃吃，不用开刀。这样的日子，我实在不想住院啊！”

医生摇摇头，表示不行。卢涛又问道：

“那么，你看需要几天才能出院啊？”

医生笑道：

“你的性子太急了。还没住院，就想安排出院吗？”隔了一天，我到医院探视时，看见街上的人们走相传告：郊区已打了起来。隐隐约约的已能听到机枪声。一进病房，卢涛劈头就问我：

“育民，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打起来了？”

我原来准备的话完全用不上了，只好讷讷地说：“还不知道。我回头打听打听告诉你。”

“哎呀，你这个人啊，怎么还不相信我。……”正说着，忽然沉雷样地响了两声，门窗都被震得嗡嗡作响。卢涛倏地坐了起来，连连地说，“你听，这是什么声音？这……我怎么能躺得住啊！”

护士闻声而来，安慰了他几句，我才乘机走了出来。

两天以后，他从医院逃回来了。一进门，就不住地对我说：

“育民啊！我总算得到解放了。你赶紧给我找衣服，也把这几天的情况详细告诉我。我简直快闷死了，也快憋死了。”

我骤然一惊，手足都有点失措了。

“你的伤口，线还没拆，怎么能出来乱跑？”

“医院也在准备搬家啊！看着那么多伤员没人理，我怎么还能住下去！你想嘛，飞机在天空叫，大炮在耳边响，敌人已打到眼前了，我还能躺在床上？要是说我的伤口还需要护理的话，家里就有高明的医生，为什么一定要在医院里占着一张病床呢？”

从这天起，他就整天在外边跑，不是去慰问伤兵，就是组织救护队。早上捂着肚子出去，深夜捂着肚子回来。躺在床上，我给他换药时，他总是愤愤地说着他气恼的事：国民党的官老爷，躲在家里，不敢露面。士兵在前方抗战，淋着雨，饿着肚子，牺牲了没人掩埋，受伤了没有医药，寻不着包扎所，连副担架也找不到。慰问团去慰问伤员，特务们还多方刁难，不许和伤兵谈话，送给伤兵的书刊，也被偷偷地没收了。卢涛气愤地说：

“群众是爱国的，他们节衣缩食，支援抗战。贵人们爱的还是他们的地位和钱包。有些人还在趁火打劫，发国难财。这些家伙，早晚是要受到惩罚的。这几天，碰到几个老朋友，他们本来对国事早就缺乏信心了。现在，看到了我们党中央的宣言，看到群众的抗战热情，又鼓起了信心。我们一定要团结所有爱国的人，坚持抗战，革命才有前途。国民党的抗战是被迫的。他们现在还和敌人眉来眼去，打算‘以战求和’。这种形势，将来还是少不了几场严重的斗争。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

听他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就对卢涛说：

“今天世农来过啦。他向我问起，你给他找到工作没有？”

“找好了。你叫他明晚上在家里等我。”

第二天晚上，快吃晚饭时，我到楼口去收衣服，忽听楼梯上扑通响了一声，接着就听到一个人不住地呻吟。我在楼口问了一声，只听见下面连声喊着：“育民，育民，快来扶我一把！”

我三脚两步地下到二楼，原来是卢涛倒在楼梯旁。他脸色苍白，两手捂着肚皮，一包东西散乱地落在身边。我忙捡起东西，把他扶上三楼，解开衣服一看，一股臭气直钻进我的鼻孔：卢涛的伤口发炎化脓了。我埋怨他说：

“你啊，几十岁的人啦，还像个孩子。自己的身子，总不知道爱惜。要是摔到马路上，那多危险啊！”

卢涛强笑着，捂着肚子，还在开玩笑：

“那当然不成。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撒手不干。这辈子要办的事，绝不能拖到来世去。伤口向我提了抗议，我谅解它的苦衷，但我绝对不能服从它的指挥。我希望它能和我合作，不闹情绪，共赴国难。医生，你同意吗？”

我拗不过他，只好苦笑着，给他擦脓，上药。这个时候，尹世农也来了。尹世农是贵州人，是和我们一起来上海的。卢涛因为要和尹世农深谈，这天晚上，我和容儿睡在床上，他们两个就铺了张凉席，睡在地板上。卢涛告诉他，已经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给他找到了工作。今天买来的那包东西，就是专为他买的鞋袜，要他换好服装，再去上任。尹世农那天患重伤风，讲话时瓮声瓮气，很是困难。卢涛挣扎着爬起来，从我的药箱里给他找了几片阿斯匹林，催他服下。接着，向他布置了今后的联系办法。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入睡，我已经不知道了。

（八）

在全面抗战展开以后，卢涛根据党的指示，在大江南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经常化装到皖北、苏北一带去进行活动。在上海，他的合法身份是面包厂的“卢厂长”，在苏北，他化名周志堃，担任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人们都称他“周司令”。

一九四○年春天，卢涛借经商为名，离开上海，好长时间没有音讯。邻舍们常来问我：“卢大嫂，你家卢先生到哪里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了。”有的人说：“这种年月，生意也不好做啊，卢厂长出门，银钱带得多不多，可要小心提防啊！”每在这种时候，我只好编造个消息，说是到香港去了，或者就随便支吾一声。

看看已是八月天，半年过去了，卢涛仍未回来，我也有点担心了。

一天，我刚吃过午饭，正在教孩子认字，忽然电话铃声“叮铃铃”响起来。我拿起耳机，就听到一个熟悉的苍劲的声音：

“是育民吗？我是志英，赶快把衣服收拾好，给我带来。”

“你现在在哪里？”

“八仙桥。”

接着，他在电话里，告诉了我旅馆的名称和房间号码。

这些年里，我已习惯了他的生活规律：在上海的日子，他经常是以商人的身份展开各种活动。因此，现在要衣服，当然指的就是那套藏青色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和灰礼帽。

我匆忙地找出这些衣物，用包袱包起来，带着容儿，直奔八仙桥。在路上，我心里翻腾着：从那次割治盲肠后，他的健康受了点损害，他平时又不大会照理自己的生活，这半年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进了旅馆，找到他告诉我的房间，我轻轻推开屋门，心里怀疑起来。靠近门口的地上，放着个四方形的竹篮子，里面有几只老母鸡，正“咯咯咯”地叫着。一个蓬头散发的农民坐在床边，正弯着腰擦拭脚上的泥巴。这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粗布衫，腰里系着根粗麻绳。裤脚高高挽在膝盖上，沾满污泥的草鞋扔在一边。两只光脚板蹬在地上，印着几个清晰的脚印。我迟疑了一下，以为找错了人，抱着包袱扭头就走。背后忽然传来熟稔的喊声：“育民，不认识我了吗？”

我又转回来，仔细一看，啊，是卢涛。他变了，变得很厉害。半年不见，他的脸膛晒黑了，变成铮明透亮的古铜色。坐在床边，像一尊铸出来的铁塔。他摇着大手，招呼孩子：

“容，过来，让爸爸瞧瞧，长高了没有？”

孩子像遇见了陌生人，不敢接近他，直往我身后藏躲。

卢涛呵呵地笑着，“怎么，不认识爸爸了吗？我还给你带来稀罕的玩意哩！”说着，他从床上提起了个发黄的白布口袋，从里面取出了两个打着红印的江米团子，塞到孩子手里。容儿望望我，又畏怯地望望卢涛，小声地喊了声“爸爸”，卢涛又开朗地大笑起来：

“好啊，这一下，我们算真正认识了。”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件一件地摊在床上。卢涛在洗脸盆里随便擦洗了一下，就换衣服。他一边换衬衣，一边对我说：这次他到了很多地方，不但看到日军的暴行，也亲眼看到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留下的军队，不去抗日，专搞摩擦，袭击新四军，暗杀我们的干部，不久以前，还调集了数万人马，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坚决还击，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的凶焰才稍微收敛了点。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继续东进。在和敌、伪、顽三位一体的反动力量的斗争中，我军的处境非常艰苦。但人民是拥护我们的。有了人民的支援，我们才站住了脚，才能不断发展。目前最感缺乏的，是军火、电讯器材、医药设备等等。我们有责任用尽一切办法，帮助部队解决这些困难。

他穿好衬衣，对着镜子，结好领带，回头一看，我正在帮他收拾刚穿回来的那些破衣烂鞋；这两套服装使他深为感慨，不禁愤愤地说：

“这种鬼世界，恶魔当道，好人受罪。把人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一定把它彻底打翻，重新改造。不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受这种祸害。我们的担子真不轻啊！”

说着，伸出大手不住地摩挲着孩子的头发，容儿也圆睁着眼睛，咕噜咕噜地望着他。他又理了理略微整齐了些的长发，对我说

“走吧，新的工作又要开始了。”

我抱起了那堆衣物，提着鸡笼和布口袋，跟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那颀长壮健的背影，昂首阔步地跨出旅馆大门，不禁心里暗想：活跃在苏北地区的“周司令”在这里消失了；上海滩的“卢厂长”又将投进另一场战斗了。

（九）

在日寇统治上海时期，为了避免敌伪的注意，我早已结束了医务工作，住在家里，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掩护卢涛的工作。有时，因为工作急迫，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我也被派去做联络工作。有时，化装成报贩，到火车站去迎接初次来沪的同志；有时，到指定地点，摆个小摊，和联系的人接头，有时，也挎上菜篮，跑到浦东去送情报。

一次，我到虹口的面包厂去找卢涛，厂里没找到人，拐回来，穿过外白渡桥时，忽然看到几个衣着破旧的人，“杭唷、杭唷”地驾着板车，正在过桥。板车上放着几包东西，用麻绳扎扎实实地捆着，样子很沉重，拉车和推车的人都显得很吃力，汗珠在脸上滚着，头上冒着热气。当车子在桥口停下，人们都在擦汗时，我一下看清了，那个推车的人正是卢涛。我走到车旁，轻轻问了一声：

“拉的是什么？”

卢涛瞥了我一眼，不经意地说：

“糖啊，配给糖啊！”

几包糖拉到家里，没过几天，面包厂又置了一部小轿车。卢涛竟然兴致勃勃地学起驾驶技术来了。每天每天，卢涛的小汽车在弄堂口进进出出，引起很多人的羨慕。管理弄堂的老头对我说：“卢厂长发财了，咱们弄堂以后更要热闹了。”

我虽然弄不清轿车的来历，也没打听过他学开汽车为什么，但我的确相信，这是有特殊用途的。一天早上，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了。卢涛一起床，就对我说：

“育民，今天有件非常任务，得请你出马完成。你立刻就动手化装，把你认为最漂亮的衣服都披挂起来，打扮得越时髦越好！怎么样，你同意吗？”

“我从来都是服从调配的。但是，要我去干什么呀？”

“任务你早晚会知道的。把我的漂亮领带也找出来。今天，咱们去郊区度“蜜月’，拜访几个朋友。”

我认为不必追问下去了。卢涛下楼去，开始往车上搬运东西。我也开始打扮起来。穿上长久未沾身子的丝绒夹袍，蹬上高跟鞋，找出当时流行的女式提包。卢涛上来了。他坚持要我涂上口红，戴上晃里晃荡的大耳环。一切都安排妥帖时，我对镜照照，不禁连自己也笑了起来：

“瞧这副样子，真像正月十五玩花船的活娘娘。”

“革命的需要嘛，又不是鼓励你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登上轿车时，卢涛在司机座上，又小声地叮嘱我：

“不论遇到什么意外，都要保持镇静。处处都要像个厂长夫人。”

汽车开出弄堂，转了几个弯，出了郊区，就朝青浦开去。我的座位上没有座垫，硬邦邦的，越来越不舒服了。这下面的几包东西，究竟装的是什么？糖吗，怎么凉冰冰的，长长短短的……不，不是糖。这时，已经接近日军的岗哨，汽车渐渐开慢了。我赶紧排除掉脑中的杂念，忍受着这个特别座位带给我的痛苦，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俨乎其神地看着前面，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在我这个“阔太太”的眼下。但心脏却越跳越急了。

也许是轿车的外貌，迷惑了日军岗哨的耳目，我们通过时，竟然未加盘问。汽车在岗位前略顿了一忽儿，就风驰电掣似地朝西开去。我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再看卢时，他仍是聚精会神地望着前边。

深秋天气，田野里一片青葱。我长久住在闹市，没到郊区来过，看到这样的自然景色，由不得心里高兴，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轿车离开柏油马路，转入一段土路，颠动比较厉害，屁股下面的东西，又带来了新的威胁。我正要伸手去摸时，汽车在一片苇子壕边停住了。卢涛把喇叭轻轻按了三下，芦苇丛里突然跳出几条大汉，直向轿车跑来。

我走出汽车，感到腰和腿都有些发木了。跑来的人，看着我的装扮，都善意地笑着。为首的一个，向卢涛打着招呼。接着，就七手八脚地搬出车里的东西。这时，我才看清，装糖的麻袋里藏的都是枪。我心里暗想：好险啊，原来是这样一件任务。

归途中，虽然屁股仍隐隐作痛，但是心情却像秋天的天空一样开朗。

（十）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涛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疯狂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的工作更加紧张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卢涛吃过午饭，就匆匆出门，说是到河南路去开个会。直到晚上，不见人回来，也没有音讯。我有点慌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为了预防意外，我把他放在抽屉里的信件，一些比较引人注意的报刊，都收拾起来，投进壁炉里销毁了。这天晚上，我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中午，一阵劈劈啪啪的敲门声，跟着，五个特务闯进家来。一个家伙用枪指着我，不许动。其余的人，就像猎犬一般，在屋内翻箱倒柜，连放煤球的房间也搜到了，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他们仍不死心，在我的屋门口设下坐探，要把所有来访的人都捉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卢涛被捕了。他是昨天中午在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特务秘密逮捕的。看见特务的阴谋布置，我对常来往的同志倒担起心来，生怕有些同志到这里来，受到连累。忽然听到楼梯响，有人走了上来。我的心马上又抽紧了。屋门推开，原来是容儿放学回家吃午饭了。特务扑了上去，问道：

“你是谁？”

“我叫大容。”

“你几岁了？卢志英是你什么人？”

孩子都一一回答了。特务借口送我们去和亲人见面，把我们母子逮捕起来，押到亚尔培路二号。后来，又在迪化路羁押了一些时候，辗转送到苏州，关在张冲巷一座秘密监狱里。

在这座古老的楼房里，一条走廊从中通过，所有被捕的人，分别男女，关在两边。一到这里，就听人说，卢涛也关在这座楼上，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从断断续续的言谈中，人们谈起卢涛被捕后，反动派知道他担负着党内的重要职务，就千方百计地威胁利诱他，要他说出党的秘密，交出党员名单，卢涛坚决地粉碎了敌人的迷梦。反动派看见诱骗无效，就露出凶相，老虎凳、辣椒水、电刑、烙铁都用过了，也没有征服卢涛。特务无计可施，就采用无日无夜地“疲劳轰炸”，不让卢涛休息。可是，这对一个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据看见过他的人们说：卢涛受刑时，腿骨被折断了，受过电刑后，他的小便里还带着血。听着这些恼人的消息，我多么想早日看到卢涛啊！

一天，吃午饭时，一个特务跑来告诉我：

“卢太太，今天下午，你可以和卢先生见面了。见了他，你要好好劝劝他。只要他能回心转意，上边说，马上就可以放他。你们一家人也就可以团圆了。”

我瞪了他一眼，没有理睬那些甜言蜜语。能见见卢涛，这是我多少天来就盼望的事啊！我在嘱告自己：坚强些，坚强些，千万不要在他眼前掉泪！多少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次的悲痛和风险，我们送走了多少亲人和战友！在每次的暴风雨里，卢涛都是履险如夷，愈来愈坚强，愈来愈勇敢，他对革命理想的实现，愈来愈充满信心。在这样的人面前，作为他的妻子和战友，即使这是永诀，我怎能用眼泪向他告别啊！

我怀着难言的伤痛和悲愤，走到他的囚室前面，门户打开了，一个高大的人，从地上迂 缓地站了起来。我看到他那步履艰难的样子，心里一酸，差点儿哭出来。卢涛抬起头来，看到了我，眼睛一亮，身子摇晃了一下，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劲儿，“啪他”双足一并，来了个立正，一只大手举起来，放在前额上，行了个军礼，接着，嘻开阔嘴，朗朗地畅笑着，说：

“老太太，是你来瞧看我了。你还记得当年蒲城的事吗？”

他的话像一阵旋风，把我感情里的阴云全冲散了。我说记得，怎么能够忘掉？

“记得好！记得好！”卢涛连连地说：“蒲城之事，是个开端，今天之事，也许就是个结尾。开端很好，应该打满分，结局也不能让它太坏。我记得，那时节，你敢于从死囚牢里放出凶犯，这种勇气，叫我一生都忘不掉。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北方的烟尘，也经历了南方的风雨，时光老人，只能增加人的白发，却不能使勇士的意志衰退。那个囚徒，不但今天自己进了监牢，还把你也带来受累，这是他最感痛苦的事。事情既然碰到头上，就要挺起胸来，承受这场考验。我完全相信，你一定能经得起这场严峻的考验！”

我平静地听着，卢涛的话句句打在我的心上。特务站在门外，却有点着急了。他隔着窗户，嘟囔着说：

“卢太太！卢先生脾气不好，你可要好好劝劝。我可都是为你们好啊！”

“多么卑鄙！多么无耻！多么愚蠢！”卢涛望着窗外大声地说，“听，这不是在向我们敲警钟吗？在这里，不会有好酒好宴，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家人团聚，夫妻团圆！他们不过是想利用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来软化、来麻痹，进行可耻的投机！他们不会懂得，人类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这种感情，建筑在崇高的理想上；这种感情，促使人们从容就义，视死如归；这种感情，促使人们为了理想，虽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可以告诉他们，卢涛绝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自己的一颗头颅！”

卢涛越讲越气愤，满腔烈火，几乎要冲胸而出了。特务看到这次相见完全违反了他们的意愿，就从门外撞进来，气咻啉地说：

“既然你们不愿谈正题，就不用谈下去了。”

“慢着。”卢涛止住特务，又继续讲下去。“既然你们让她来了，就得让我把话说完。”他转过身来，又对我说：“育民，关于孩子，你要好好教育。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只有学好本领，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你自己呢，出去以后，不要去麻烦亲友，日子再苦，也要撑下来。没有工作，就在弄堂里找点事情，帮助那些看门的、补皮鞋的、拉黄包车的补习文化。让人们懂得，如何去对待生活。如果那一天到来，一定要捉住那些坏蛋，一个也别让他跑掉！”

卢涛还要说下去，我已被特务强推了出来。我的耳边还在响着一个洪亮的声音：

“那些坏蛋，一个也别让他跑掉！”

（十一）

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星期，卢涛又被押解到南京去，关在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里。我和儿子虽然从狱中放了出来，可是，很长时期里，得不到关于卢涛的真实消息。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只是偶尔从一些同志口中，或者是卢涛辗转传送出来的小纸片里，知道他到南京后，又受到多次毒刑，敌人想得到的东西，照样没有得到。在狱里，他看到一批一批的人抓进来，一批一批的人杀掉了。深更半夜，隔壁囚室里，被捕母亲带进牢狱的婴儿的哭啼声阵阵传来，使他面对铁窗，久久不能入寐。墙外同志们就义时的口号声，又引起他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怒。在狱里，他们看不到报纸和新书，允许他们看的只有几本破损不堪的《纲鉴》和《史记》。可是，人民胜利的消息是封锁不住的。中国人民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还是冲破监狱的围墙，不断传进他们的耳中。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及淮海大战的消息，给狱里的同志们以极大的鼓舞。卢涛深深知道，蒋家王朝的血腥统治就要完蛋了，中国人民的大解放就在眼前。他们将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迎接祖国的黎明。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到南京的秘密监狱去探望他。从狱里带出来几页揉皱了的麻纸。回到寓所，我打开来仔细看，原来是几首诗歌。诗是用铅笔写的，因为多次摩挲，字迹已有些模糊了。我一字一字辨认着，被他慷慨激昂的感情，引起深深激动。

其一

不期被难又同室，倾吐衷肠两相知；

闻君伉俪已就义，常留肝胆照青史。

其二

铁镣啷噹恨倍添，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其三

一统江山扰攘遍，满朝文武裙带连；

签呈恳请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其四

马依者狄克，奥斯威辛①【①马依者狄克，奥斯成辛，是德国法西斯屠杀人民的两个集中营。】，

消灭不了欧洲人民反抗的心；

柏林和罗马的两位暴君，

终于在人民面前粉骨而碎身。

中国的残暴者及其一群，

虽然凶暴了二十年，

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纵然是帝国主义者全力支助，

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命运。

看完诗稿，忽然一个纸条落了下来。我捡起一看，上面用铅笔写了八个字：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骤然看到这行字，我的心震了一下，眼睛有些模糊了。卢涛决心为党为人民献身，热情似火，信心如铁。他的高大的身影，就像站在我的眼前。我为有这样的亲人和战友而感到骄傲。没有想到，就在十天以后，法西斯的魔爪夺去了他的生命。

据后来证实：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十点钟，特务把卢涛从狱中喊出去，说是找他“谈话”。卢涛一跨进审讯室，特务就按照预谋，迎头一棒，把他打昏了。灭绝人性的匪徒，立即用浸过麻药的棉花塞进他的嘴巴，又用毛巾勒住他的脖子，把他活活地装在一具早已准备好的木匣里，用汽车运到雨花台前，埋在阴森森的密林里。蒋家王朝在灭亡前夕，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

卢涛为党勤奋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牺牲时四十三岁。

（原载《红旗飘飘》第十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