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将军生平

史芬

前记

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有许多大家所熟知的将领。他们从“泥腿子”出身，没有受过什么专门或高等军事学校的教育和训练，但在长期的人民解放斗争中，他们掌握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将领，成为人民群众所热爱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广泛地在民间流传。

罗炳辉将军（1897-1946年）就是这些人民英雄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在华中、华南的人民群众中，被广泛地传颂着。正如所有的人民英雄一样，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连续三十几年的戎马生涯，写下了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英勇奋斗的壮丽诗篇。

罗炳辉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一当兵就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后来在北伐革命军中，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青年军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勇敢无畏地献身于激烈的斗争。解放战争初期，他又在前线指挥了几个有名的战役。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庭上的小孩子

一八九七年一月，罗炳辉诞生于云南省彝良县阿都嘎偏坡寨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父亲靠着年轻力壮，一面帮人家做短工，一面租种了地主的一点土地，挣扎着养活年老的祖母，辛勤劳动，节衣缩食，娶了妻，生了一个女孩和三个儿子，罗炳辉是长子。

罗炳辉幼年时，曾在本寨念了三年私塾。

在旧社会里，过年是过关，过节是过险滩。一到逢年过节，那些地主恶霸就走上门来敲诈勒索，把仅存的一点米粮挤出去。罗炳辉的父母还得赔着笑脸，买烟敬茶，把好话说尽，连眉头也不敢皱一下。等到父亲把来“客”送出了门，返身回到屋子里，母亲就凄切地啜泣。

“孩子，长大了要替爹娘出口气，我们死了才能合眼啊！”母亲用悲愤的话激励炳辉。父亲却是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生怕哭骂声会招来大祸，就埋怨道：

“你发疯了吗？你要把全家人都害死吗？”

夜里，罗炳辉偶然醒来，还时时听见母亲的啜泣声和父亲的叹息声……

孩子的心布满了生活的创痕，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有一天，一个恶霸经过他家门口，罗炳辉向门外泼脏水，差点把脏水泼在他身上。

“瞎了眼么，贱种！”

“你才瞎呢！”罗炳辉不服气。

恶霸伸拳就打。罗炳辉早有提防，跑脱了，还回过头来大声喊道：

“是老子泼的水，你要怎么样！”

恶霸咆哮起来了，揪着罗炳辉父亲的衣襟，两脚直跺。邻人们都出来了，顿时哄动起来。

“你这娃娃造反了！你当老子的却不作声……老子非弄死他不可！”恶霸涨红着脸，要把父亲拉走。

父亲被打了几个耳刮子，垂着头，像木鸡一样。邻人们说了许多好话，母亲又再三恳求，这才把恶霸打发走了。

那天晩上，罗炳辉被父亲揪着耳朵痛打了一顿，骂他是孽种，是吃雷公胆子的祸胎。

十二岁那年，罗炳辉又闯了一次祸。

有一天，有个恶霸借一桩莫须有的罪名来敲诈他家。父亲四处托人消祸，花了些钱。罗炳辉当着恶霸的面说：“拿钱塞狗洞，不如拿钱去打官司！”恶霸暴跳如雷，要打他：

“你这个小贱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罗炳辉边跑边骂：

“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杀掉你这混蛋”

“你这小贱种！胎毛还未干，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敢称起老子来了……”

又是四邻出来说好话，说小牛不识虎，傻孩子不懂事，要他父母管教他。

罗炳辉不敢再回家，跑到城里躲在一个亲戚家。这家亲戚正和恶霸有仇，听见事情闹大了，就托人向县官告了一状，把恶霸的罪恶统统告上去。于是罗炳辉就被法庭传讯了。

县官见原告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而被告又是地方上的豪绅，就马马虎虎地教训了罗炳辉几句，算是开过堂了。官司判了个平头，双方都没输赢。

旧家庭的矛盾

因为性格不同，罗炳辉和他的父母常常发生矛盾。

有时，父母带他到亲友家里去，要是别人骂他、欺侮他，他就赌气一两顿饭都不吃，悄悄溜回家中；有时，大人要他叩头请安，别的小孩都愿干，罗炳辉认为叩头是最羞人的，死不愿干。要是故意逗他，拉他向人家叩头，他就用牙齿咬人家的手。

罗炳辉的父母亲都认为要是不好好管教他，将来一定是个祸胎。父亲更干脆地把希望放在两个小弟弟身上。他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早点给他娶亲；第二是娶亲后马上分家，把炳辉撵出去。

第一个意见，“早种稻子早收谷”，母亲是可以同意的。虽然那时炳辉才十四岁，但南方人十五、六岁早婚的事是常有的。第二个意见母亲可不同意，但终于被父亲说服了。罗炳辉的父母亲给他选定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做媳妇。这个姑娘是炳辉姐姐婆家的一个姓李的近亲的女儿，因为李家和“土司”打官司打输了，逃到罗家来的。

罗炳辉对于娶亲原不同意，只因父母亲坚持要办，不得已只好服从了。

父亲等炳辉一结了婚就提出“分家”。他的意思是随便拨点田给他，分开就算了，把主要的财产都留给两个小儿子。但是母亲对分家不公平坚决不同意。两个闹到吵架，结果只好请亲友来调解。亲友们不赞成父亲的意见，因为分家不公平常常会演成将来的悲剧。经过劝说，他父亲才同意将田产分做三份，给三个儿子。但他坚持留一份“园地”（好田）给两个小的，这又遭到母亲和亲友的反对，结果父亲让步了，说可以用拈阄的办法，谁有福气谁就拈到“园地”。拈阄的结果，正好园地落在罗炳辉手里。

父亲勃然变色，说园地中一部分是要留归他两老养老的，以后他们的生活要罗炳辉负担。

社会和家庭的压迫，使罗炳辉无时不想摆脱这种痛苦的环境。他没有在压迫下屈服，相反地他常常想另找“出路”。

从军的波折

彝良城内有个贫苦的寡妇，守着两个儿子。因为受不住恶霸的欺凌，两个儿子都参加到当地的军队中去。有一次，这寡妇的两个儿子随着一连军队驻防彝良城内，他们立即把城内一个恶霸头子谢介成痛打一顿，将恶霸家中的家具捣个粉碎。县长坐轿到连部去见连长，要亲自调处这件案子，连长却给他一个闭门羹。

这消息闹得全县妇孺皆知。“一物自有一物治”，这件事实深深印在罗炳辉的脑子里，他梦想着当兵去，这是他当时认为唯一的一条出路。

他找到一个姓刘的邻人，和他一起到省城当兵去。

他是从小就好玩刀玩枪的。路上，他买了一支小洋枪。这是一种打火药铁弹的双筒手枪，有一尺多长。他想试试火药好不好，装上一把火药试了一下。因火药装多了，枪一响枪筒就炸裂了，人被撞倒在地上，弄得满手鲜血。幸而有人将他唤醒，找了点草药敷在他的伤口上。

因这一迟滞，等他到省城时就被他姐夫赶来阻住了。不管罗炳辉怎样生气跳骂，姐夫总比他年长力强，连拉带挟地把他拖回家了。罗炳辉说：

“你们想弄死我，弄得死是你们的福，弄不死是你们的祸！”

这是他第一次逃出家庭去当兵的失败经过。

一九一四年罗炳辉又决心当兵去。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在路上他遇见年已七十的岳父，老头儿颤抖着说：

“二姑爷，你还不回家照料小孩子！”

岳父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讲到他的女儿，他的外孙，怎样可怜无助……罗炳辉心里也难过起来，但他还是硬着心走了：

“我总要回来的……”

他跑了一段路回头一看，老岳父还伫立在原处，不住地用袖口拭泪。

罗炳辉到了省城昆明。

那时候，当兵的手续很严，罗炳辉没有铺保，报名投军被拒绝了。

路费用光了，当兵人家又不收，他不由自主地淌下泪来。在饥饿中，罗炳辉猛然记起他母亲曾有个侄儿，在天主教堂当神甫。他鼓起勇气，跑了三十里路终于找着了。神甫问明其来意后，坚决反对罗炳辉去当兵，叫他不要乱跑，住两天就送他回去。

罗炳辉又被浇了一头冷水，他想：已经走出来了，死也不能白白回去。他瞒着神甫，一口气又奔回城来。

他在昆明帮人做了几个月小工后，有人介绍他到一个炮兵营去当伙夫，据说当伙夫混熟了，可以补入陆军。罗炳辉干了一个多月的伙夫，还是未能当兵。有人叫他去当马夫，说当马夫容易接近长官，可以补入陆军。他又要求去给炮兵放马。很幸运，他又当上了马夫。一天，有个大队长跑来检查马匹，他捋着八字胡子问罗炳辉哪里来的、几岁、跑出来干什么？然后又问他：

“当兵苦得很哩，为什么定要当兵？”

“当兵好玩。我不怕苦，人家苦得，我也苦得。”罗炳辉回答。

大队长又捋着八字胡子笑了：

“好玩？能像家里一样好玩吗？”

“家里不好玩，还是当兵好。”

“你就当号兵吧，吹喇叭的。”

“我不吹喇叭！”

“号兵比战斗兵好玩，每天早晨还有一个鸡蛋吃哩。”

“不干！”

“怎么愿当马夫不愿当号兵？”

“暂时当马夫，将来当兵好了！”

大队长又有趣地微笑了：

“当兵很苦，你受不了，要抬大炮，你气力不够。”

“不怕苦，抬死就算了，只要准我当兵。”

大队长点头笑着走了，以后每次来就要同罗炳辉谈几句话。过了一个多月，大队长答应他等新兵来时，就替他补上名字，一起训练。

罗炳辉从军的愿望实现了。

护国丧家

一九一五年正是袁世凯称帝的那一年，罗炳辉正式成为滇军炮兵营的一名战斗兵。那时，军阀唐继尧继蔡锷之后统治云南省。为了增加争权夺利的本钱，他很注意军队的训练。军事制度也颇严格，等级森严，三月一考试，成绩好的才能升级。

罗炳辉最初是候补兵。由于他吃苦耐劳，学习积极，又不调皮，以后每三个月考试时，接连升级，很快升到三等中士。

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想靠日本做后台，建立洪宪皇帝的独裁朝廷。袁世凯的卖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也通电讨袁，发起反帝制的运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成立云南都督府，唐继尧任都督，宣告独立，组织护国军。

罗炳辉这时是护国军的炮兵。他兴高采烈地卷入战争的激流中。

一九一九年，罗炳辉精神上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母亲被一个土霸逼死了，妻子正被迫改嫁。他看了这封家信，一夜不能入睡。连长和排长安慰他，答应给他写一封公文去交涉，罗炳辉才把回家报仇的念头压抑下去了。

次年，他姐夫和二弟到省城来找他，告诉他父亲已被县长捉去，生死不明。家里现在不能待了，他们是逃出来的。

原来，该县县长接到陆军公文，追究迫死罗炳辉母亲的案子，他觉得事态严重，就暗中通知罗家仇人——地主王海三，设法对付。王海三就约罗炳辉的父亲去吃酒，自己用刀将皮肤割伤，诬告罗父持刀杀人。这样，罗炳辉的父亲就被县府拘禁入狱。家财被抢一空，家人被通缉。

罗炳辉决心回家拼命去，被营长和姐夫劝住了。姐夫警告他：仇人正在路上布置杀害他，没有大部队去是危险的。营长又给他去了一个公文，但没有什么效果。他坦白地告诉罗炳辉，他的公文效力小，但他一定要帮助他申冤。

这时，上面刚好要调随行军士（警卫员），营长就把他介绍到唐继尧弟弟唐继虞处，充随行军士。营长还告诉他，在那里接近上官，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替他报仇雪恨。

半年后，唐继尧被顾品贞、叶相石的倒戈叛变打倒了，顾、叶军队围迫昆明，军阀的争权夺利和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活动同时加剧。

唐继尧出走香港，只带了十几个人，罗炳辉是随行军士中的一个。唐在香港做了一时寓公，打算到日本去。

唐要把罗炳辉带往日本。罗炳辉请了几次假都未获准。一天，他留下一封信就偷偷地经越南跑回云南了。

这一次跟唐继尧到香港，使罗炳辉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下台军阀在香港大吃大喝，玩姨太太，盗款私奔等事实，引起了他的强烈反感，觉得和这班人混下去没有前途。另外，在香港、越南，他亲眼看到了许多帝国主义欺凌中国同胞的惨痛事实，使他悲愤填膺。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他的仇是很难报的，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除了故乡的土豪劣绅之外，还有帝国主义者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他必须另找一条出路。

罗炳辉这次从香港回云南，还遇到一次想不到的灾难。云南为防止唐继尧的活动，检查很严。罗炳辉在旅途上被检查时生气了，骂督查官“只对中国人凶，对洋人连头也不敢抬”。督查官没有回嘴，可是检查得更仔细了，连被子都被拆开。他翻到一本书，不知谁在上面写了“继尧”两个字，这样罗炳辉当即被捕了，被押送到省总司令部军法处。

他们知道罗炳辉是跟随唐继尧出走后又回来的，军法处就把他看成是潜回进行政治活动的要犯，审讯关押了半个月。最后，幸亏炮兵团长（他原来的上司炮兵大队长）给他讲情作保，这才恢复了自由。

智勇救滇军

袁世凯倒台后，中国军阀连年混战。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在桂林誓师北伐，以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三人率军三路打赣南。

这时，罗炳辉在云南获悉孙中山在广东号召建立民国，出兵讨逆。他表示衷心拥护。于是他历尽艰险，和几个朋友一起离开云南，到了桂林，投入滇军北伐军总司令朱培德部，被编入军官将校队（是一种野战司令部的组织），在交通组任上尉副组长。

他的任务是运输交通器材给前方部队。从桂林出发时组长就病了，交通组全要他负责。组员中当过连长、营长的都有，都比他资格老，很难指挥。全靠他年轻力壮，不怕艰苦，说话坦直，并且经济完全公开——这是旧军队中少见的——才没有把人事关系闹翻。

从桂林到梧州入粤，经三水、广州、韶关、南雄、大庾，到赣南的赣州。二百多担交通器材，几百名伕子，又是大军过境，烽烟遍地，真是难关重重。罗炳辉对伕子特别关心，每天亲自给他们找宿营地，关心他们的饭菜，发烟发茶，早晚谈话，又禁止打骂伕子，所以民伕对他特别亲热，一路上逃跑的很少。

有一次，部队正拟从赣州向南昌挺进，罗炳辉领到一笔款，准备给民伕发工钱。那时，一些参谋、副官等等，瞒着罗炳辉，对伕子大施恐吓，说罗组长要把他们送到南昌当兵，不得回家。就这么几句话，把几百名伕子吓得在一夜间全部跑掉。第二天要发工钱时，已找不到一个伕子了。罗炳辉心里非常难过，他想到这些伕子没有路费讨饭回家的情景，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些副官、参谋就向罗建议，把伕子的工钱大家平分。罗炳辉坚持要把钱交还军需处。副官们起哄了，有的甚至恐吓他：“你要这样干，小心你的狗命！”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大家分，可是他自己一个钱也不要。

当北伐军推进到江西时，广东军阀陈炯明与直系军阀勾结，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仓促中登舰逃出，第一次北伐即告失败。这时入赣北伐军回师入粤，平陈炯明之乱。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从南雄、始兴向韶关前进，到了周田就和陈炯明部接上火了。朱培德部滇军则由帽子峰进攻韶关。陈军坚守工事，攻战十余天，没有奏效。

朱培德怕许、李粤军和陈炯明的粤军有勾结，派罗炳辉等五人为参战官，到许、李部去联络，实际上是密察许、李动态。

罗炳辉靠着许崇智的特种通行证，就在许、李部的前线巡视。他到前线时两军已相持二十八天，部队疲劳困乏到了极点。陈炯明靠着广州作后方，交通运输给养都比这边好。罗炳辉考察了五天，结论是：许、李军如无援军及弹药给养的补充，等陈军增加生力军举行反攻时，一定要溃败。

他立即回去报告朱培德。朱说湘军陈嘉祐部这两天即可赶到，增援许、李粤军。待湘军到后即将举行总攻，韶关不难拿下。

第二天，罗炳辉又赶回许崇智处，报告了这个消息，士气稍振，都盼湘军速到，粤军即可换防整理一下，参加总攻韶关。

湘军到后第三天，开始与粤军换防。但粤军在湘军还未进入阵地时，已开始部分后撤，陈军乘势总攻过来。粤军全线动摇，纷纷向后逃走。还未进入阵地的湘军也被败下来的粤军冲乱了，全线无人掌握，各自混乱溃散。

罗炳辉见此情景，忽然想起朱培德的滇军还不知这边全线溃败的消息，还在帽子峰作积极进攻韶关的准备，如果陈炯明一回师，滇军就有全部被歼的危险！

想到这里，他忘记了一切危险和疲乏，找到一个随军商人带路，星夜向朱培德驻地急跑前进。他冲破封锁，渡过河流，潜到后方，折回仁化城，速跑一百九十里，绕到滇军驻地，把许崇智、李福林、陈嘉祐惨败的情形告诉了朱培德。朱培德连忙召集各混成旅长开会，当夜将滇军全部向湖南撤退。

第二天，滇军退路已被陈军切断，幸而只是陈军的先头部队一个团，滇军将它击溃后终于安全撤退。

“这次滇军得救，完全是罗炳辉的功劳！”朱培德对人说。他一路上还把自己的马让给罗炳辉骑着。

从此，朱培德就要罗炳辉带兵，先后担任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护厂队长、代理营长、少校副官、征兵主任等职。这时期他在军事上受到了很多锻炼。

革命替谁革的？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罗炳辉在朱培德部第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二营当营长。一九二六年由广东出发，进占湖南醴陵。二营复折入赣西萍乡，在新喻与邓如琢主力决战，血战数昼夜，双方伤亡均大，卒将邓主力击溃。二营便挺进高安（瑞州）万寿宫一带，与孙传芳部血战十余日，击溃孙军。

这两次恶战，部队伤亡过半。罗炳辉的部队撤回草山休整，因为这个营是朱培德的特务营改编的，朱培德对它特别看重。

九月，总攻南昌。罗炳辉这个营首攻牛行车站，摧毁了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立足点，攻下南昌。这几次战斗的炮火之密是前所罕见的。滇军进南昌时，部队只剩三分之一。罗炳辉所带的一个营只存八十多人。罗炳辉也受了伤，许多同事都以为他完了，但他还是好好地回来了。

朱培德要任命罗炳辉为团长，但罗平时和该团的副团长关系不好，同时别人都是“保定生”、“讲武堂”出来的，而罗却是纯粹的“行伍”出身，工农出身，这在旧军队里是很吃不开的。他们强迫朱培德收回成命。这时，罗炳辉才明白，他在火线骂他们是“怕死鬼”，在后方骂他们贪污腐化，现在他们来报复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朱培德滇军先在武汉革命政府方面，后又倒戈到南京反动政府方面了。是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及广大工农群众，被迫武装自卫，拯救大革命的失败。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朱（德）、叶（挺）、贺（龙）等部队在南昌起义，解决了朱培德在南昌的一部分部队。当时，罗炳辉随朱培德部在南京，经过采石矶、安庆，旋即被调回江西"剿共"。

罗炳辉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等政治问题，对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蒋介石及买办资产阶级的叛变，以及革命的新形势等，都是搞不清楚的。他只是一个典型的工农出身而又有正义感的军官。他特别反对军队在地方上敲诈人民，对于一些劣绅土霸，他也是深恶痛绝。有一次，他查获到一个上尉参谋和一个上尉副官在地方上敲诈的重要证据，立即将他们枪决了，因而引起了上级和同级朋友的不满，说他太蠢，现在若不乘机搜括，将来定无饭吃。

他对于国民党的达官新贵尤为不满。“鸟尽弓藏”，南京打下来了，流血牺牲的战士被人忘记了！他对部队常常这样说：

“士兵的饷，是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中用命换来的。只有他们的父母妻子才能吃这个钱，如果哪个当官的敢吃一元钱，大家应朝他吐唾沫。当官吃兵饷，就是喝兵血！这钱拿去买田，田要给大水冲掉；拿去修房子，房子要给大火烧掉……”

战士们拍手叫好。但有些官长听见这话，对罗炳辉更加仇恨。有人到朱培德跟前诬告他：“罗炳辉恐怕是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军队开始编遣，有人列举罗炳辉十大罪状，证明他确与共产党有关，呈文分送到南京政府、省政府、第三军司令部等机关。

罗炳辉的一营人被三个团秘密监视着，上面叫人约他去散步，骗上小火轮，开到南昌。他们在船上才说明他是属于“遣散之列”，不用回部队去了。

罗炳辉气昏了，他连遣散费都不去领，有人给他送来，他拍案大骂，摔掉了。有的军官很同情他，劝他去见朱培德。

朱培德对“遣散人员”是一律不接见的，但听到罗营长来了，特别“准予接见”，演了一幕假仁假义的活剧。罗一进门就说：

“这次来见主席，一不是要官做，二不是要钱花，是乘解甲归田之前来看一下。炳辉没有做官的本领，也不愿做这样的害人官。只要人格在，担葱卖菜也能乐过一生而无愧，何必军刀大马！……”

朱培德叹了一口气，假惺惺地说：

“你的编遣我原不知道，我对你的印象始终很好……你对国民革命有许多战功，为人也忠诚、坦白，就是火气太高，不能和人很好相处，受人挟嫌报复，我不能为你一人得罪大家。现在事情已难挽回了。”

最后，他要罗把住址开给他，答应替他另行设法。

罗炳辉一气之下离开了南昌，到了广州。在那里，并未能实现他找门路谋职业的愿望。他心想还是赣省人情熟悉，要流落也还是在那里为好。于是，一九二九年春他又回到南昌。

这时，毛泽东、朱德同志已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他已听到共产党在江西活动的消息，也曾看到一点“杀掉贪官污吏”、“不交租不纳税”等标语，但他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他在南昌曾见过朱德将军，有时就想组织一些人投朱、毛干个痛快！

这一年，他被介绍到高安县当局长。县长是北伐时由广东出发的连指导员，见到罗时官气十足。罗炳辉怒从心起，大骂“老子革命是替你们这些人革的么！”吐了县长一脸的口水。那个原来的局长不肯交卸，罗炳辉打了他一耳光。局长全家出来打他，他拔出手枪来才把他们吓退。这个乱子闯得不小，心想定有官司打。这时，他想把县政府的老兵（他原来的部下）组织起来，把县长劣绅杀个干净，然后拖枪上山去找朱、毛。但县长已打电话到南昌，说罗炳辉要暴动；他的人又未组织好，只好星夜逃回南昌，托人向省政府说明经过，这才使案子和缓下来。

之后，他又被介绍到吉安任靖卫大队长。这个收编地方武装的职务很可以发展，至少不会受人家闲气，罗炳辉便到吉安去了。他到那里把千余民团整编为两个营，陆续补入他原来的一些老部下。在青安他又遇到一个同乡县长，做一年官已弄到五六万元，罗讽刺他说：“你这贪官污吏应该打倒！”这个县长批评他不会做官，又向罗炳辉搬出一套做官的经验。罗听后轻蔑一笑：“如果要这样，我宁愿不做官，宁愿饿死的好。”县长说：“你将来总有一天有好戏看的！”

罗炳辉在黑暗中彷徨着。

回到工农中来

在赣南，罗炳辉直接接触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群众了。这些地方都是他在北伐革命时到过的，当时群众到处拥护革命军；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国民党军队一到，人民逃跑一空，连带路的人都难找。时间相隔只一年，情形可完全两样了！墙壁上到处是红军写的标语：“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打倒帝国主义”。

他的靖卫队捉到十几个人，说是“共匪”，罗炳辉就亲自找他们来问：

“你们是哪里人？”

回答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为什么要当红军呢？”

“没饭吃总是死，跟共产党有饭吃……”

罗炳辉一想：这话是真情。他吩咐给俘虏们吃饭，把他们放走了。

这件事把当地的豪绅都哄动了，他们说这些人是杀人放火的“共匪”，放不得。他们上公文到吉安，告罗炳辉“私放共匪”，在报上公开攻击他。罗炳辉还是坚持他的主张，说“要杀没饭吃的人是杀不完的，除非给他们饭吃。”吉安县政委员会召开各乡保以上人员会议，要罗炳辉出席报告私放“共匪”的理由，报告对“共匪”为什么不“剿”的理由。在会上，罗炳辉说：“如果把农民都杀了，谁来种田呢？这是自杀政策。没有人耕田，大家就没有饭吃，就会饿死。”他又说：“我释放这些人也是为着地方的利益，如果捉到共产党地区的人就杀，一定愈杀愈多。”他最后说：“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大家觉得不好，我只好辞职。”

这时，会场上分成两部分意见：一部分赞成；一部分坚决反对。但大多数人都挽留罗炳辉，要他再干下去。

一天，罗炳辉接到一封信，这是大革命时他在滇军的同事赵醒吾寄来的。赵是北大毕业生，上过军事学校，曾任滇军第九师杨池生部副官长。罗炳辉一向知道他是个头脑清楚的有为的青年，是云南军队中有数的军事政治人才，朱培德、王钧、杨如轩、杨池生等都很器重他，但又忌才不敢重用他。他们曾保送他到日本去留学，未去成，就住在上海。这个人过去曾经替罗主持过几次公道，当罗受人打击时，他曾勉慰他，照顾他。

那信里说在报上看到罗任靖卫大队长，很高兴。又谈了些国际和政治情况，又说练民团是一件好事，但要为民族为人民办事才好，弄得不好是祸国殃民，并举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为例，说曾、李办民军结果成了清政府的走狗、民族的罪人。罗炳辉看信后，一面高兴，一面又对他自己的工作发生动摇。

不久，罗炳辉又接到赵从南昌来信，说有机会要来看他。当时各处情况紧急，他到吉安乡下去了。在乡下忽又接赵来信，说他已到吉安，愿与罗见一面。罗在前方派人送回信，请副大队长和他见面，并嘱送两百元路费给他，说明才到此不久；若有需要，以后当尽力帮忙。那时罗炳辉以为赵是落魄来找他的。

后来又接赵来数函，说不见面以后恐无机会再见了。罗炳辉这时才不管军务紧急，星夜回到吉安，和赵醒吾见面。知己相逢，愉快万分，畅谈别后情形，两人都发出不满现状的许多牢骚。一谈就谈了三天。罗炳辉问他到哪里去，赵答将去日本。三天的谈话弄得罗炳辉有点莫名其妙，也不知赵某是哪党哪派的。有几点主要的谈话是这样的：

“中国哪一党的力量大些？”赵醒吾问。

“国民党有政权，今天力量大，共产党做工农运动，潜伏力量大。”罗炳辉说。

“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坐轿子的人有多少呢？”

“工农如墙脚，上层社会如屋顶，墙脚一空，房子会坍台的。”

“你看共产党的主张怎样？”

“主张是好，但武装斗争不大好吧？”

“你看见谁先用枪杀人呢？在上海、南京、广州，农民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法自卫了！”

接着赵又问罗：

“我们在广东出发时有什么口号？”

“打倒贪官污吏、豪绅地主、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农解放……”

“对了，今天我们应当坚持这个主张。”

罗炳辉这时断定他的朋友很可能是共产党，但他不便发问，倒是这朋友先说：

“我这次是准备不要命来看你的。”

“这怎讲呢？炳辉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要是卖友求荣，今天早在旅长以上，搞他几十万家产了，还在干这个滥事情！你若是犯了杀人案要潜逃，我送点路费帮你走是办得到的。但你告诉我好了，你是不是共产党？”这一问，赵不得不对他直说：

“我是共产党中央派来找你的，因为我们觉得你有继续参加革命的条件。”

事情明白了，一切都打开天窗说亮话。罗炳辉相信他朋友所说的政治方向是对的，国民党南京政权已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丢弃了。他接受了他的提议：参加共产党。这时他的心情是：决心抛弃一切，走上一条新的为人民、国家奋斗的道路。

几天后，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喜来和他谈话，给罗秘密填了表，在党内改名叫“罗南煌”。这是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事，罗炳辉已经三十二岁了。一个来自工农的军官，又回到工农的怀抱里来了。但他这时仍任靖卫大队长，党给他的任务是继续干下去，把邻县的靖卫队继续抓在手里。

吉安起义

罗炳辉参加共产党后，在赣南国民党地方武装中为党进行了许多工作。

他把自己全部积蓄，买了三十多条步枪，四支驳壳枪，又给士兵每人买一件毛衣，在连队中团结可靠分子。那时国民党经常扣薪扣饷，一扣就是半年十个月的。他这样关心士兵生活，下面对他也很信任。

对于其他县的武装，如永新、泰和、吉水、永丰等县，他都派人进去。因此赖南地方党的组织就以吉安城为中心，迅速扩展起来。

这时，有些同志不注意保密，因此罗炳辉的工作在党内弄得很多人知道。不久，南昌中共省委机关又被国民党破坏，在文件中发现“罗杨两部”的字样，因此国民党对罗的怀疑更加深了。

当时，蒋介石正对江西加紧“围剿”。一天，驻吉安湘军陈旅长召罗去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县长、公安局长、靖卫大队长、旅参谋长，驻吉安的黄团长、旅副官主任等。陈在开会前将楼门关闭，窗户关好，外面放远哨，不准谁接近这房间。他在会上宣称：

（一）此会关系吉安安危，如泄露秘密，今天到会的人要负责；

（二）赣西吉安一带，共产党活动最烈，奉令立即严密剿办；

（三）剿办方法：先清查吉安市户口，凡有可疑的都捉起来，有本城可靠绅商担保的人才能放。应准备几处庙宇、祠堂来关这些人；

（四）调用队伍时间不能过早宣布。到半夜时下达命令给营长，下半夜两点钟下达命令给连长，即运动部队。早晨四点钟才能使班、排长知道，并立即断绝交通；

（五）组织五个检查队，下分小组，到会人各为队长。

当晚八时散会，离天明断绝交通只有八小时。罗炳辉想；吉安城同志很多，对这一网打尽的毒计断不能坐视。他一回大队部马上叫人找特委书记，但一直到十点钟还未找着，罗炳辉急得满头大汗，连连顿足。正着急时，特委书记来了，问什么事连夜找他。罗把今天会议的决定告诉他，到十一时特委书记才走了。

第二天拂晓搜查，抓了八九百名嫌疑犯。中午时，特委送信告诉他：我们只被抄去一些普通文件和宣传品，同志中只被捕去二人，余均安全。罗炳辉问明被捕两人的姓名职业，就写保书将两人保出来。至此，国民党在吉安的突然搜查全告失败。这时候，白军猛攻井冈山苏区，红军主力数千人跳出敌人包围，转移到福建；彭（德怀）黄（公略）所部红军千余人远在湖南，留在江西苏区坚持的红二、四两独立团，只是地方武装，几次作战失利，江西环境十分险恶，情势万分危急。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白色恐怖和金钱地位，收买、引诱一些大革命中的动摇分子，对不屈的志士则格杀勿赦，除苏区外全国弥漫着恐怖和黑暗。

当时，省委派另一同志来找他，给他一封密信，信中说：赣西南特委有许多机关被破坏，特委退北路，敌人已对革命进行残酷的镇压，被捕同志有许多知道罗的事，有泄漏的危险。党决定炳辉同志武装起义，并预祝胜利。

正是十月底的时候，罗炳辉借“部队要发饷才能开吉安”为名，从吉安领到一点现款，立即准备起义。他集中部队，运集弹药，配备掌握各队的干部，加紧侦察警戒，而对部队则开始宣讲工农痛苦、应打倒地主官僚等道理。

那一夜，罗炳辉检査到一封写给第二队队长的信，说罗大队长已赤化，望注意等。他正要布置对第二队队长的防备时，该队一个中士（是罗可靠的人）跑来报告：队长带两个人逃跑了，原是说查哨，已去了两点钟未回。

罗炳辉立即到三队去，命令全体徒手集合，将枪缴了，因该队原来是最反动的土劣武装。

天明时全大队集合，罗讲话说：“二队队长昨夜逃跑了，再经几小时，吉安就有队伍来，要‘剿’我们。他们要骗我们到吉安去缴枪。现在只有两条路：是送死好，还是另找出路好呢？”

大部分战士要罗带领另找出路。当罗提出和红军联合时，部队大惊，都说危险。罗说有可靠朋友在那方面，不要怕。于是把全大队从直下带到苏区的新圩。

到苏区后第二天，罗炳辉把部队集合起来，改换帽徽，由特委同志对部队讲话。部队所经各村，群众放爆竹欢迎慰劳，烧茶送水，妇女儿童高呼“欢迎我们工农武装”等口号，罗炳辉激动得流下泪来……

英勇的红军将领

吉安起义后，罗炳辉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任团长，后独五团又和独四团合编为红军第六军第二旅，罗任旅长。

一九三〇年一月，在遂川，罗炳辉会见彭德怀、黄公略两将军。黄公略将军是红六军军长，罗所部第二旅扩编为红六军二纵队，罗为二纵队司令。

那年二月，罗炳辉将军到总部出席“二七会议”，会见过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这次会议上有关土地革命的报告给他的启发最深。

他在江西参加了直下（吉安）战斗后，即入福建长汀，七月间又折回赣，在高安调任闽西红十二军军长。以后连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红军第九军团总指挥等职。

尽管他的责任一天天加重，罗炳辉将军的生活却和士兵一样刻苦。那时候他还在壮年，走路常不骑马，步行很快，常常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草鞋。

有一次战斗后，群众慰问部队，送来了一口猪。事务处杀了猪，把猪肝拿来给罗军长吃。他很奇怪地问：

“这猪肝是哪儿来的？”

炊事员告诉他是群众拿来慰劳红军的。他说：

“群众慰劳红军可不是慰劳我一个人哩！就是慰劳我，也是因为我是红军的指挥员；指挥员一个人就能打仗么？群众拿来送给我，我也应分给大家吃……你们这习惯要不得！”

在几次反“围剿”中，他都担负了重要任务，打下了福建的沙县、邵武等处。在第三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罗炳辉将军的部队与董振堂将军的红五军团，在粤北击了国民党陈济棠十八个团的进玫，这就是有名的水口战役。

水口战役是朱总司令亲自指挥的。国民党的广东部队自夸为“铁军”，以十八个团的兵力向赖南苏区侵袭，猛烈攻打红军阵地，企图占领有利的山头。这时，朱总司令以红一、三、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为主攻力量，由信丰打过去，与敌展开肉搏战。这次战斗很激烈，单是红五军团就用马刀消灭敌人两个营。罗炳辉在这次战斗中，也很顽强地完成了歼灭敌人的任务。

水口战役后，陈济棠认识了红军的力量，在粤军下层中流传着“铁军”碰到了“钢军”的传说。

第四次反“围剿”后，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用了一百万大军和二百架飞机，加上德、英、法、日、美等国的军事“顾问”，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当时有些人未能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致使“围剿”持续了一年尚未被粉碎；而当时日寇又进占东北，侵入华北，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红军必须冲出敌人的包围，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冲破敌人重重包围，历尽无数艰险，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西北部。

罗炳辉将军的红九军团是长征部队的后卫，谁都知道后卫部队的任务常常是非常危急和艰苦的。它比一般部队需要走更多的路，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打击敌人，掩护主力和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他常常走在整个部队的最后，因前面已有大批红军过境，筹粮草给养都很费事。有时甚至有和主力失掉联络的危险。

罗炳辉将军和九军团的其他领导同志，克服了一切困难，胜利地执行了掩护主力的任务。

神枪惊头人

长征途中，情势十分险恶，敌人多我数十倍，红军长途行军，天天走路打仗，国民党的堵阻部队和追击部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

在贵州，红军一、三、五军团南渡乌江，罗炳辉的九军团领受军委的命令，留在乌江北岸与敌人周旋，牵制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南渡。

脱离主力，对抗百倍于我的敌军，完成这个任务的困难和代价是很天的。同志们得讯后内心都很不安。

罗炳辉是指挥员，他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和艰巨，但命令一定要执行，任务一定要完成，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在干部会上严肃地说明这个任务的重要，又说明单独行动有好的一方面，说明我军独立作战是有把握的。他的坚定的信心，稳定了一部分人的情绪；但仍旧有一些人，听见要远离主力，还是有点胆怯。

九军团这时只距乌江四十里，要随主力渡江是很容易的，但他们必须单独北进，把敌人拉在乌江北岸，让主力可以向云贵边境长驱前进。

罗炳辉指挥部队向敌人的侧后迅速前进。他由安抵回师向西北四川边境进击，在金沙县的老孔木与敌两师激战，一战而击溃敌人五个团，乘胜进占瓢儿井。这一战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士气，鼓舞了部队单独行动的信心。

后来，部队到猫场渡乌江，南下直取滇西北宣威、东川（会泽）两城。占领宣威、东川时，九军团获得许多武器、物资。

在白盐场渡过金沙江，将对河刘文辉部一个混成营及机炮连全部歼灭后，又沿江经蒙姑挺进巧家县对岸，阻止川军李抱冰渡河，掩护主力红军通过会理北上。

九军团星夜行军，赶占巧家城对岸；当时，敌军也隔河兼程前进，但比红军晚到一天。罗炳辉将军在敌人到达的前一天，派一部过河占领巧家城，搜集全城船只，开到西岸，给以船价，将渡船全部破坏。

敌军到达金沙江东岸的巧家城，无船可渡，在巧家等了三天，无法过江。

九军团渡过金沙江后，须要经过彝族地区才能和军委率领的一部分主力会合。在川军刘文辉的欺压迫害之下，彝民和刘家军结下了很深的仇恨，从而对汉人也有很大的恶感。红军过路时，彝民不明真相，几十、几百人集结一起，手持武器，严密戒备。罗总指挥和其他领导同志，对彝民头人作了许多解释和宣传工作，阐明了红军的民族政策，政治主张，还送了优厚的礼物和武器弹药给他们。经头人回去一说明，彝民开始对红军有了了解，产生了感情。红军严明的群众纪律，也使彝民消除了顾虑。后来，他们打起红旗，热情地欢迎红军。在彝民的帮助下，红军胜利地通过了他们聚居的地区。

敌军在巧家无法渡河，就转向下游寻找船只，星夜渡河。当时，我主力红军已向西昌、泸沽以北前进。罗炳辉将军奉命沿江游击，与渡河之敌纠缠，将敌分散向东北追去，自己则率部由昭觉折向泸洁，又跟随主力军前进。

由泸沽北上到越雋，又为敌军所阻。折回泸沽时，敌军刘元璋一个师配合少数民族武装合击九军团。经过一场激战，将刘元璋击溃，脱出险境，向冕宁县转进。

这里又要经过一个彝族地区，先头部队派人去疏通，以便使他们对红军有所了解。

在行进中，一个彝族头人看见罗炳辉将军高大肥胖，笑哈哈的要他用枪打靶。

罗炳辉将军是有名的神枪手。他一枪就把三百米外一块碗口大的靶子打穿了，彝族头人看了惊得连连咋舌。

部队有纪律地行军三天，才通过了这个地区。

罗炳辉部跟着主力红军，经安顺场直抵泸定。渡河到东岸，翻上马鞍山的大岭，越下山谷。敌军大惊，仓皇将天全上游铁索桥烧毁破坏。夜间放火时，敌各部又互相惊扰，仓皇退守天全城。红军通过五道铁索桥，进到紫石关。

扶病破天全

中央红军过大渡河后，处在荥经、天全、雅安间的狭小山地内，又值春雨暴下，河水剧涨。东边是川军十几个团在雅安荥经沿河堵截，不易强攻；南边是大渡河，西边是大渡河的泸定桥，敌军主力正向泸定桥方面急进。只有向北沿川康边前进，才是正确的方向。

但西北面天全城有川军三个团沿河防守，河水涨，无法北渡。困在狭小山地内，人烟稀少，饥寒交迫，唯一的办法是突破天全一线，才有出路。

罗炳辉将军到紫石关时已卧病不起了，不思饮食，体温很高，呼吸短促，由战士们抬着他行进。因部队长征日久，营养不良，罗身体又高大胖重，战士已极度疲乏，有一个战士抬不动，急得哭泣。罗将军一见心如刀割，下了担架，改乘马匹，两手死抓在马鞍上，一颠一颠地前进。遇到巉岩峻壁，马匹不能走，他就下马来，由几个人搀扶着通过。

这时，红军总部给他一个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率领两个主力营，不顾一切牺牲，星夜夺取天全，使一、三、五军团及中央纵队能迅速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罗炳辉将军睡在床上，看了电报，似乎清醒了。他把电报交给另一个同志，那个同志正在极度疲劳中躺在床上，看后翻身大叹一声，含含糊糊地说：“我早就说过了，还有什么出路哩！”那时九军团部队只剩下一团人，又长途急行军，疲劳得要命，敌人三四倍于我，且沿天全各河口都有重兵工事，谁也没把握完成这个任务。

“找个向导来吧，问问天全西北小河的上游有水浅的地方没有，指定徒涉场，越过敌军的守桥部队，以便直攻天全城”罗炳辉将军一面在脑里想，一面说。

但那个同志睡着一动也不动。

他又叫另一个同志去调查路线，通知部队做饭，集合干部开会。可是这个同志也因为太累，咿唔两声，翻身打起鼾声来了。

罗将军忽然一仰坐起来，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愤怒地站起身来，一面骂着：

“你们都睡死了么？……死光了老子一人还要拚……”

他立即叫来房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把天全的河流渡口地形问得详详细细，又叫通讯员通知各营做饭，连以上干部立时来开会。

在干部会上，他坦白地说：

“现在是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对人民、对革命贡献生命的时候了。……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夺下天全，掩护主力脱出危境…我们主力存在，中国革命总会胜利，我们虽死犹生……我这条命这次破着不要了，谁怕死我就枪决谁，我怕死你们就枪决我……”

他又说北岸敌人还不知我们的实力，我们从西北一击，主力由南向北一压，敌人一定仓皇不及应战。

罗炳辉将军完全沉醉在他脑中设想好的战斗里，仿佛病好了一样。

部队在夜间出发，翻过山岭，涉过小河，拂晓时先头部队与城外之敌接触。敌系被红军主力战败过的部队，又不明虚实，极度恐慌，主力退出天全城。九军团直冲入城，肃清残敌，立即找渡船接渡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

国民党又来了六架飞机，向全城扫射轰炸。

罗炳辉将军一坐在村子里的树下，忽然双眼发黑，晕倒在地上。直到卫生员来急救，他才慢慢苏醒过来。

三打来安城

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后，罗炳辉将军被派到新四军工作。

罗炳辉将军到新四军后即被任为一支队副司令员（当时陈毅将军任一支队司令员），活动于南京、镇江、金坛、句容一带。当时日寇气焰正盛，蒋军惨败西逃，遗留在京沪路一带的蒋家军，或聚众为匪，或变成日寇走狗，人民悲观绝望，惨遭屠杀蹂躏。罗炳辉将军与最早深入敌人后方的陈毅将军在这一带不断袭击日寇，威胁着敌人的心脏南京，振奋了京沪的人民。

南京是敌人的政治中心，京沪一带是敌人屯兵及工业基地，所以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个地区。敌人的兵力、碉堡，工事，层层叠叠，新四军在中间游击，就像在梅花桩中穿来插去。由于新四军能团结人民，能为人民利益而含辛茹苦，所以能坚持梅花桩中的游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他在江南敌人后方活动不久，一九三九年的春末，就从皖南突过敌人的封锁线，北渡长江，到江北皖东地区来了。

他在长江与淮河间，津浦路南段两侧，也即是安徽、江苏的边境地区，率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打击日寇。那时他是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

一九四○年四月，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

罗炳辉司令员和支队正在来安、盱眙间游击，得到敌人占领来安的消息，决定乘敌立足未定，夺回县城。五支队在他的指挥下，以英勇的夜战突入城中，守城敌伪完全被歼灭。

敌人马上就来报复了。

敌伪集中了几千人马，分三四路夺取来安城，对第五支队发动分进合击的“扫荡”。

罗司令和敌人绕了几天圈子，敌人到处扑空，找不着新四军，但夜间又到处受新四军袭击。拖了几天，敌人疲劳了，罗司令这时集中部队，一个反击，又把敌伪军击退了。来安城又回到新四军手里。

在这几天反“扫荡”中，道路泥泞，寒气侵肤。罗司令每夜都没有好好休息，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表一样，别人都休息了，他的脑筋仍在工作着。他能够在任何噪闹的环境中合上双眼，休息五分钟或十分钟，但门口一有动静，马上就清醒过来。他的警觉性已从几十年武装斗争生活中养成习惯，在睡眠中只要身边一有动静，他的手立即抓住床头手枪准备迎击。

最后，敌人又以数路大军占了来安城，死守不出。罗司令等敌人的驻兵少了，城里只剩下百余敌军和一些伪军时，又对来安城发动第三次夜袭。这一次兼用火攻，攻进城里，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后，在拂晓时退出来。

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着，新四军的英勇善战也在敌后人民中传遍了。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罗司令一直驰骋在苏皖边原野上，与敌伪血战数十次，又要随时防御从侧背进攻过来的国民党反共军。他履险如夷，置安危于度外，为民族、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

一九四○年秋间，驻大别山的国民党反共军乘敌伪向我定远、盱眙发动扫荡时，大举进攻我解放区。罗炳辉司令星夜从铁路东突过封锁线，策援路西定远南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他连电台也没有带，一过路就遭到千余反共军的袭击。他的斗篷给子弹打穿了，但他镇定如常，指挥撤退部队。第三天拂晓，一个进攻就把施家集的反共军巢穴完全占领了，缴了十挺崭新的轻机枪，七百余支长短枪。

在淮河北岸淮（安）宝（应）地区，有几万“刀会”被汉奸和反动派所欺骗，头子被收买利用，专门反对新四军、八路军，有一次把我方一个连杀伤三分之一。

罗炳辉将军到那里剿抚。他刚到那里住下来，立即有“刀会”杀将过来，门前的哨兵刚进来报告，那些缚红巾的拿着大刀、步枪的人，已把他的屋子包围起来了。真是危险万分，但他镇定地指挥一个通讯班，一排枪就把前面的人扫倒了，使其他部队沉着下来，一举将“刀会”击退。罗炳辉将军叫部队不要追，他说：“刀会”是农民的迷信组织，只有个别被敌顽利用的头子是坏蛋，别的都应该争取。只要他们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一律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才把淮宝地区的“刀会”降服了。

有名的半塔保卫战，也是罗司令五支队早期进行的一次光辉战役。半塔是来安到盱眙城中途的一个集镇，当时我军主力都远在外面游击，国民党军突然以两个团向半塔进攻。这时，我们留在半塔的只有一个教导队，其他的是后方机关，共两三百人。敌人占领了西北的高山，逼近了镇门口，不断打炮，扫射。我们固守了三天三夜，给敌进攻部队以相当杀伤。最后罗司令调回主力，一举将敌人歼灭。

在抗击日寇“扫荡”，防御国民党反共军进攻袭击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罗炳辉司令在淮河南岸的苏皖边，以至淮河北岸的淮宝地区，开辟了纵横各二百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罗炳辉同志被任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一九四二年任该师师长。

百炼成钢

抗日战争初期，初步建立了淮南苏皖边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后，罗炳辉将军在部队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整训练兵运动。因为他所带的部队的骨干，是十年内战中南方的红军地方武装，对于现代兵团作战的知识很缺乏，也未受过兵团作战的训练。

那时候，打惯游击的部队是不高兴整训的，整训部队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

罗将军想出一个示范的方法：开始训练师部一个警卫连，亲自动手，由体力锻炼和瞄准做起。他提倡瞄准时间长久的竞赛，步枪瞄准坚持到两点四十多分，轻机枪瞄准也坚持到一点多钟开始时，战士都没信心，端起步枪瞄准，十五分钟手就酸痛了，但后来天天练，不怕双手酸痛麻木，不到一星期，都有了惊人的进步。

他又提倡跳远、跳障碍、跳宽、过独木桥和全副武装竞走、翻杠子等运动。在早操、晩饭后，全场战士热火朝天地锻炼着，比赛着，进步着。因为初期我军缺乏刺刀，他还组织练劈大刀。

这种锻炼方式，很快地普及到全师，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罗炳辉将军有一个经验：练这些艰苦的动作不但会加强体力，而且也训练了胆量。“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跑得快、跳得远，不论什么崎岖峭壁，平时能翻过，到战时才能更沉着、更镇定地通过。

以后在战斗中证明，这种训练是很有效果的。有一次，他的部队一个排，在夜间插入敌人的驻地，神出鬼没地接近敌人所住的小围子，敌人的哨兵来不及叫喊，就被我们砍倒了。和这同时，一排人翻进了围子，冲入敌人的住屋。敌人还在睡觉，有的起来格斗，但不能打枪，结果被我们的大刀解决了。

还有一次，我们一个连守住一个山头，敌人冲锋三次都被我们打退了，他们又组织第四次冲锋。连长说：

“不打枪了，准备大刀！等他来！”

这一声令下，从山头到山脚一线，每个战士把亮闪闪的大刀从背上抽出，插在战壕前面，刀把上的红布飘动，大刀被太阳映着，亮得炫目。

敌人回头溃退了。

后来发现大刀太短，在白天战斗时敌人枪上加刺刀比我们长，于是我们又增加了梭标突击队，这是野战中肉搏的利器。

有一回，卖国贼汪精卫的一个警卫营从江北岸的程驾桥到六合城，受到罗师的伏击。敌伪依靠猛烈炮火占守着马鞍山山头待援。我们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队抢上山腰，梭标队冲过去，把敌人完全解决了。

罗炳辉将军常常在操场上集合班排以上干部上军事课，手比口讲，经常提出问题要干部和战士当场答复。有一次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一个人坚守在一个山包上，子弹刺刀都没有了，只剩了一个炸弹，敌人很多，围冲上来了，你这时怎么办？”他叫几个同志起来回答。

“拼命算了！”

“把炸弹朝敌方摔去，听到爆炸声就趁烟雾冲出包围！”

在这些不同的回答中，他对最后的回答叫好！于是他缓缓地讲这个道理给大家听。

对民兵的训练他也是非常注意的，常常亲自给民兵干部上课。每次“扫荡”过后，或敌人准备“扫荡”时，他更抓紧对民兵作指导。

有一次，淮南路东万余日寇分七路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半塔，一个农民在西瓜田里，遇到一个日本兵离开圩子出来摘老百姓的西瓜。农民来不及逃走，就硬着头皮摘西瓜给鬼子；他乘着鬼子转身时，一锄头就把鬼子的脑袋击破了，缴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二百多发子弹。

这个农民就是当地的青年队员。

罗炳辉将军常常拿这个故事向民兵宣传，鼓舞民兵们的斗志。

他尤其看重地雷的作用，提倡用土雷、水雷对付敌人。

淮南的民兵给敌伪不断的杀伤。特别是靠扬州、浦口一带的民兵，他们都在频繁的战斗中锻炼得更为坚强。

为了训练部队和民兵，罗炳辉将军曾写了《指挥员熟用手册》、《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等著作。

冈村宁次的失败

一九四一年三月间，日寇从高邮、天长、扬州、仪征各处向淮南军区驻地蚕食。罗炳辉将军为打击敌人，粉碎其蚕食政策，即亲率一部主力驻于扬州至仪征间我解放区边缘，开始以小部队夜袭，伏击敌人，使敌人非常恼火，便集结兵力要来“扫荡”

罗炳辉将军把主力隐蔽起来，四周十余里的部队作梅花形布置。布置好了，他很安心，估计敌人是会来的，各方部队分段配备，层层抵抗，我主力一定可以机动歼灭来犯的敌人。那天晚上，他解了绑腿，心想可以安稳地睡一下了。这是他的习惯，布置好部队，他就沉着而安闲地休息，一点也不着急。

拂晓时，重机枪密集射击和钢炮、迫击炮齐发的声音，把他震醒了——枪炮声很近！他蹙着眉头，脸上很沉着，但心里却很担心——怎么没有报告来？怎么枪炮声就发生在梅花形阵地的中心？

他把警卫部队拉到有利地形，立即判明了：日寇一个大队直向梅花形阵地中的一点攻击，这一路的部队警戒太疏忽了，被敌人潜行逼近到村口，才仓皇退却。

这时，他指挥少数警卫部队向敌人冲击，用一部分兵力侧击。这次激烈的抗击持续了两小时。这时，别处的梅花形部队从侧背向敌人扰袭，敌人料不到会遇到抗击，想在四周运动占领有利阵地，又受到四周梅花形小部队的袭击，不敢乱动。终于敌人见势不利，即掩护退却。罗炳辉将军见敌人开始退却，即令附近部队追击。敌人大乱，一部被我包围，我军以大刀猛冲，与敌肉搏，有的日寇吓得举枪下跪，哀求饶命。

一部分伪军在我包围中跪下缴枪，但被日寇的机枪扫死了大半，其余的一小半跑到我方来了。

和这同时，我外围部队在扬州到仪征的公路上之十二里岔，伏击敌汽车，将敌人一小队完全歼灭，伪军全部生俘。

在猛烈追击中，日寇连死尸都没法拖走，只将死尸的手砍下，带回去报账。

战斗结束时，我军共击毙日寇二百多人。据群众说，后来敌人来焚尸，周围几个庄子都闻到臭味。伪军也被我生俘百余人。我军缴获的武器和军用品甚多。

罗炳辉将军说：如果不是那一路警戒疏忽，被敌深入到村口，敌人整个大队完全可以被我歼灭，我方伤亡也不会这样多。

这就是淮南有名的仪征战斗（金牛山战斗）。

一九四五年三月间，淮南苏院边区路东分区一个多月的反“扫荡”，几乎全部是民兵和一小部地方武装所担负的。

当时，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计划用一个旅团的敌军，配合孙良诚部伪军，从扬州沿运河西岸向北打到淮河，又从津浦路的蚌埠、明光出发沿淮河向东前进，两路在高邮湖西会合，这样就可以利用淮河、运河的航运及两岸公路交通，以补救津浦南段在盟机轰炸下运输的困难。

日寇从扬州、天长出发，沿高邮湖边北上，当时，淮南路东分区没有主力部队，所有主力都在铁路以西，与淮南铁路的日寇及进犯的反共军奋战。罗炳辉将军当时病了将近一年，身体刚刚好些，眼见敌人快把淮河与运河打通，要把解放区分割，他就不顾什么休养不休养，振起精神亲自到高邮湖边和淮河边，指挥地方武装和民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纠缠战、伏击战。

民兵是不能打大仗的，所以这次战役使用的都是纠缠战术。

这种战术就如字义所说明的，是纠纠缠缠的。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必要时以连或营为单位，用一切方法袭击敌人，与敌人保持接触，总不离开敌人的前后左右。敌人出来时，我们隐蔽；敌人住下时我们摸哨、打手榴弹；敌人所过的陆路，我们埋地雷，敌人所走的水路，我们放水雷：敌人大队来攻时，我们隐蔽起来；敌人零星部队出门时，我伏击歼灭之。这就是民兵的纠缠战术。

敌寇在淮河和运河南段，盘踞了一个多月，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遭受民兵的袭击。

在淮南民兵的纠缠战中，冈村宁次被打得晕头转向。

青天和草鞋

一个革命军人，除了要有打仗的本领，还得有关心人民群众疾苦、时时刻刻替群众解决切身问题的作风，还要有积极劳动生产的习惯。罗炳辉将军是具备着这些特点的一位典型的革命军人。

只要他活动过的地区，那里的各阶层群众就流传着“罗司令”、“罗青天”的许多传说。劳动群众把他当做自己的出色的英雄，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

一九四一年，洪泽湖东岸的淮（安）宝（应）地区，人民民主政权刚开始建立，便遭受到日伪和国民党反共军不断的围攻。罗炳辉将军率部到该地区打击敌伪，对国民党反共军的进攻，则实行严正的自卫。当时，敌伪和国民党反共军两面夹击，土匪和被伪顽所利用的“大刀会”到处向我进攻，民主政权还刚萌芽，群众对新四军还不大了解。

罗炳辉将军一到目的地，立即开群众茶话会，说明新四军的政治主张，说明抗日保家的意义，并调查这地方人民过去和现在的负担情况。

有一个老太婆两腿害烂疮，罗将军看到了，就给她洗疮口，敷上药膏。

在新区，老百姓一下子是不敢反映真实意见的，大抵是从恭维话开始，又用恭维话结束。他十分奇怪：为什么民主政权建立了大半年，这几个村子的老百姓还是这样冷淡。

作地方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里最复杂，群众中有许多伪顽家属，对新四军抱成见，地方工作很难搞。

罗炳辉将军认为这只是一面的理由，老百姓的负担过去那样重，今天建立了民主政权，大多数群众应该享受民主幸福，应该和新四军血肉不分才对。这肯定还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上有毛病。

他经过几次个别调查，才弄明有个别村干部有舞弊行为，有多收公粮、打击群众的现象。

不论男女老少，他一有空，就和他们谈东谈西，谈收成，谈家务。甚至小孩子也高兴和罗将军讲话了，他有时也很喜欢和小孩们做游戏，让小孩子骑在他肩上。

他的深入群众的作风和对群众的关心，使他即使在这样的新区，也慢慢地能调查到一些群众中间的真实情况。

例如个别干部不深入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随便抓人，不听人民申诉等等事实，罗将军很耐心地收集研究，反映给地方政府。

他经常召集群众代表座谈会，虚心地自我批评，不断地征求群众意见，还叫警卫员穿了便衣出去倾听群众意见。有一个乡长对群众非常不公平。有钱人家请他的客，他就感情用事，让人家少出公粮；没钱请他客的，就要多出公粮。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提不起来了。大家反映这乡长比不上前任乡长。乡长又把一个姓王的农民抓起来，送到区里去了。罗炳辉将军调查的结果，好多老百姓都说主要是因为他们跟乡长有矛盾。

后来根据种种考察，查明在民主政权中确是混进了几个坏分子。这个乡长便是其中的一个。经过详细调查，原来处理错的案件都纠正了，坏分子都被清除了，民主政府的政策——改善民生，照顾大多数基本群众的利益——开始贯彻到群众中去了。

因为罗炳辉将军正确解决了这件事情，当地的老百姓对他加倍亲热起来，不但认识到新四军是为人民打仗的，而且认识到新四军是到处替人民谋利益的，民主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蒋政权是反人民的。

他离开淮、宝时，老百姓自动送酒送鸡，慰劳罗将军和他的部队，他们直送了半里多路。

罗炳辉将军回来时告诉同志们说：“我在那样生疏的地区，每天总是提心吊胆，老百姓不敢接近军队，我们怎能打胜仗呢？一个指挥员要了解敌情、地形、民情，都非做群众工作不行；一个战士要打胜仗，非帮助宣传、帮助组织群众不成。”

罗炳辉将军善于接近各种群众：农民、小学生、抗属、士兵、伤病员……不论对谁，他都能耐心倾听人家的意见。

许多小学生一听见他经过当地，就要请他去讲话。罗将军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有时还反过来问他们，要他们唱个歌。小学生们最后常常要求同罗将军合拍一张照片。

有一次，他带着部队长途急行军，在边沿区活动。天下着毛毛雨，道路滑得很难走。经过一条河，用渔船搭成浮桥，队伍从狭板上通过，大家都专心一意地只顾赶路，静悄悄地走过去了。

罗炳辉将军走到浮桥上，忽然停下来，跟船家谈起话来了。他问他们：军队使用船户的渔船，他们不能打鱼，吃什么东西？……

这一问，许多船户都围住他诉起苦来了。这个说，答应给米，给得太少了：那个说，根本就没发米，渔船不能打鱼，冬天我们只有挨饿。

罗炳辉将军马上到桥那边兵站处一查：米是规定要给的，可是刚给了几天，地方政府因未接到上级指示，不肯再发粮了。

罗炳辉将军生气地说：

“人家要饿肚子，你们为什么不一面发米，一面派人到上面去报告？让群众饿肚子埋怨我党我军，你们过意得去？”

有时，在温和的阳光下，罗炳辉将军坐在村外的田径上，跟老农谈天。

他研究各种农作物的耕作，特别对各种菜蔬的种植有很大的兴趣。小白菜怎样施肥？怎样除虫？什么时候有什么害虫？怎样捉“土蚕”？怎样捉“黄萤子”？怎样洗刷蚜虫？南瓜怎样压藤？西瓜怎样施肥整藤？番茄怎样栽，怎样搭架？对于这些问题，他跟学军事科学一样的有兴趣。他自己种了许多菜，菜园里有二三十种菜蔬，是和警卫班合作的。他和警卫员一起翻土挑水、栽苗、撒种、捉虫、搭豆架子……生产的果实大家分享。

有一次，罗炳辉将军宴请一位外宾，做了两桌菜。客人吃得很满意，说这么新鲜的菜蔬在市上有钱都买不到。罗将军笑着说：“我今天请客只花了十块钱——黄瓜片上面的白糖是花了十块钱买的，旁的都是我和警卫员自己菜园里的东西。鸡、鸭蛋都是自己的。一个大子儿也没花。”

这位外宾惊奇地说：

“要是在重庆，十万块钱也吃不到这样两桌菜！”

“我们不花钱，就有东西吃，还吃得比蒋军好，你相信么？”

“完全相信，你们的生产精神真不得了！”

罗炳辉将军告诉这位外宾：一九四三年他们这个师生产节约总额值四万万元。这位外宾连连点头说： “你们不仅打仗胜利，搞生产也胜利。这样的部队，敌人是消灭不了的。”

罗炳辉将军不但积极生产，而且尽力节约。他用黄烟代替外来纸烟，用打火石代替火柴，有时连烟都不吸。他穿的是士兵的制服，初见面时你就认不出这是一位有名的将军。

有一个外宾在会见他时很奇怪地问：

“师长怎么穿草鞋呢？”

罗炳辉将军笑着说：“我们战士夏天都穿草鞋，我怎么不能穿草鞋呢？”

战斗是百病良药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寇“扫荡”高邮湖、洪泽湖中间地区，企图打通淮（河）运（河）交通未遂。这时，罗炳辉将军的肠胃病、高血压症又严重起来了。他身体魁梧肥胖，每到盛夏炎热季节，很有因血压过高造成脑溢血的可能，所以每年夏天总要安静地休养一两个月。但这次病得太沉重，疗养了好几个月，行动时只能依靠担架。

八月九日夜，日寇投降的喜讯传来了，人们在等候着电台的广播，以便听到更详细的消息。大家沉浸在狂欢和兴奋里。

这时，罗炳辉将军正躺在床上，昏迷地呻吟着。他患了肠胃出血症，四五天来咯出很多血，经医生治疗后病势仍未好转。当晚，人们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怕引起他的激动。直到第二天，大家看见他比较冷静些，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罗炳辉将军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精神更振奋了。人们把朱总司令的命令读给他听，他一字一字地听着。这个命令宣布所有为八路军新四军所包围的日军，都应立即缴械，否则坚决予以消灭。罗炳辉将军翻过身来躺着，认真地和同志们讨论受降的各种部署。

最后他说：“我明后天一定可以起床了！我自己到江北的来安、六合、仪征等地负责受降工作。”

蒋介石下了反动命令，要敌伪替他“维持治安”，等他从峨眉山上下来“接收”。日寇为了操纵蒋介石，也表示坚决不向新四军缴械，反而配合蒋伪军向我进攻。形势很明显地变成“蒋敌伪合流”。许多汉奸伪军头子都被蒋介石委任为“先遣司令”、“挺进司令”，换一顶帽子，仍然骑在老百姓头上。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

没有人同意罗炳辉将军从病榻上起来，去指挥江北的战斗，因为他的病太危险，太叫大家担心。稍微受刺激或事情繁杂些，一定会严重地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另外，师旅的各级负责同志都可以担负这些工作。当然，有他亲自到前线指挥更好，但要让他冒着疾病的危险，就不如让健康的同志多吃些苦好。

罗炳辉将军坚决地相信：他一定可以到前线工作。他说：

“战斗是百病的良药！我已经有几百次经验，不论是什么病，除非断了气，总是一亲临战斗就会好的！”

罗将军在两天后，坐着担架上前线去了。他常常坐一段担架，又骑一段牲口。他一听见抬担架的运输员吃力地喘气，就不再躺在担架上。

真的，他到前线以后，精神一直很好。

他马上指挥部队围击来安城和六合城的敌伪军。日寇没办法，派了几架飞机来掩护退却，罗将军的部队当即收复来安、六合、天长、盱眙等县城。攻克六合城的那一夜，罗将军亲自在城外指挥，前头部队刚把城门突破，他就率领卫队进城了。罗将军日夜地忙着。当时江北除扬州等两三个大城市外，各地都为新四军所收复。但蒋介石正指使敌伪参加内战，并准备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罗将军对于日寇和蒋军的新进攻，正以全力作着自卫的准备。

他到处动员新区的干部和人民，组织他们修筑自卫工事，并召开人民代表座谈会，亲自出席讲话，宣布我军政策，调查民间疾苦。他每到一地，如果发觉民运工作未开展，干部思想和工作有毛病，就焦灼万分，写报告给党委，对干部和部队进行教育。

每夜，他从没有好好地睡过两三个钟头。有时，才一合眼，机要员就拿着十万火急的电报过来了。处理完文件报告，他马上靠床合合眼，因为不知多会儿就又会有急电或报告送来。

为什么他重病未好的身体，竟能这样地支撑呢？

有一件事就可以说明。

他的警卫班中有一个警卫员，在大家熄灯就寝后，忽然怪声大叫起来，好像给野兽咬伤了一样。原来这人是在做梦，他梦中被人抱住了，压倒了……

罗炳辉将军责备他说：“人家压倒你就值得大惊小怪么？你没有牙齿么？为什么不咬敌人？光喊？”

正是这种一息尚存奋斗到底的精神，这种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使他能扫除一切疾病和困难，使他能履险如夷，使他能成为优秀的人民将领。

一切贡献给人民

一九四五年十月，罗炳辉将军率领新四军二师北上鲁南，接受日军和伪军的投降。当时蒋介石命令日伪军不向解放军交枪，把汪逆伪军都加委为蒋家军，并拉着未缴械的日寇向解放区进攻。因此解决日伪军必须经过激烈的战斗。

罗炳辉将军所部歼灭了韩庄（徐州北津浦线上）的日伪军，与兄弟部队共同胜利地保卫了鲁南。蒋介石不断向徐州增兵，准备沿着津浦路进攻解放区。

有一次，罗炳辉将军在战地上，忽然晕倒了，淌了很多鼻血；军首长劝他回后方休养，他恳切地拒绝了。后来，有一次在火线上他又晕倒了，好久不省人事，他怕这样误了战役，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于十二月底回临沂休养。一九四六年四月，蒋介石撕毁三大协定，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开始向苏皖鲁各解放区进攻时，罗炳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又带病出征，在鲁南指挥自卫战争了。他的高血压、肠胃病等都没有好，在春天本想到某地去疗养的，已经华东局批准，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心，超过了他对自己身体的爱护，他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又从病榻上起来，跨上了战马。他和他的爱女临别时，曾这样说：

“我自从十六七岁离家以后，始终驰骋在战场上，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受党长期的培养和爱护，这次重上前线，为党为人民捐躯，也是完全值得的……在我牺牲以前，誓必再打个胜仗，作为我对党的最后的一个献礼。”

前线的部队需要他去整顿，他有时坐汽车，有时乘马到各部队去，找干部谈话、开会、检阅、巡视工事构筑，差不多没有休息的时候。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竟晕倒在汽车上。旁边的同志都请他暂回后方休息，但那时战事正紧张，他又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建议。

一次，他在某处开会，坐得过久，头昏了，跌在地上。直到他逝世时，跌伤的肩骨还没有养好。

那时，蒋介石已进占中原解放区和淮南解放区，蒋军汤恩伯的部队正由南京向苏北推进，徐州的蒋军也向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进攻。罗炳辉将军指挥部队，一夜间拔除了敌人自诩为铜墙铁壁的中兴煤矿（枣庄）的伪军据点，使徐州的蒋军受到当头一棒。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蒋军全面进攻解放区的企图更明显了。有一天，我前线指挥所召开了一整天的高级干部会，到深夜才散。罗炳辉将军在这一天主持会议，精神很好，深夜入睡，忽然体温剧增，以至昏迷不省人事。黎明前医生赶到检验，似乎是肠胃炎。

他病了两天，热度退而复起，常常昏迷不醒。只要醒了，他就问：“有电报来么？”“有什么消息？”战线上不宜于治疗，第三天他才决定回后方去：

“我这病几天好不了了，打起仗来反而成为前线的累赘，我回后方去吧……”

六月二十日清晨，罗炳辉将军由峄县指挥所乘汽车回临沂后方，车行五十里，到兰陵，病势骤重。又突患脑溢血，昏迷不醒，反复抢救无效，五时许即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遗一子二女。

第二天，灵柩安抵临沂城，全城各单位下半旗志哀，群众及各机关公祭者络绎不绝。前线和后方的部队机关团体，到处开隆重的追悼会。在罗炳辉将军的墓前，他的老战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沉痛地说：

“炳辉同志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人民，他为革命已经奋斗到了最后一口气！他离开我们了，他把责任交给我们了！……拭干我们的眼泪，继承先烈未竟的革命事业！学习炳辉同志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贞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当此内战威胁极端严重的今天，当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消灭我们的时候，我们谨向你墓前宣誓，我们誓必以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来纪念你……”

（原载《红旗飘飘》五，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