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民族魂
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鲁宝琪烈士生平简介

更新时间:2022-07-04 11:30:27点击:

鲁宝琪烈士生平简介

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鲁宝琪,曾用名鲁波,1913年8月出生于泰安城升平街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他在曲阜二师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1932年7月他受省委派遣,化名鲁自嘉,与王心一等同志到海阳县开展工作,建立了牟海县委,王心一任书记,鲁任宣传委员。通过当地关系,鲁宝琪在牟平瑞泉中学担任教 员,以此为掩护,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①见《曲阜二师党的早期活动概况》、《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期。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山东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鲁宝琪离开牟平,与党组织失掉关系,便回到家乡泰安,在范明枢、冯玉祥创办的贫民小学任教务主任。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后,鲁宝琪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关系,并按省委指示,联络失散的党员,临时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鲁宝琪按省委书记黎玉的指示,组成中共泰安县临时县委并任书记。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发动组织了“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泰安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泰安县抗日救亡剧团”和“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并担任自卫团政治部主任。10月下旬,中共泰安县委正式成立,鲁宝琪任组织部长。12月31日,日寇侵占泰安城。鲁宝琪等又带领60余人参加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鲁宝琪任一中队指导员。

1938年2月,鲁宝琪受省委派遣,到夏村、蓖子店、省庄、旧县等村联络同志,发动农民抗日积极分子,组建了泰安独立营,鲁宝琪任教导员。1939年,鲁宝琪调山东纵队政治部任审讯科长。

1942年鲁中军区成立后,鲁宝琪被派遣到泰山一带敌占区,搞敌伪军情报和交通工作。为便于工作,鲁宝琪还兼任泰北县委副书记。他经常活动于泰安、济南一带,整顿地下情报交通组织,还深入到泰安城内布置检查工作,解决问题,使泰安情报交通联络站建立起了完整的组织机构,收集了大量情报,安全完成了对过路干部的接应护送等任务。

1943年10月的一天,鲁宝琪和通信员到泰安城东与岱峰区中队副队长刘明交待工作,由于坏人告密,当夜在卧龙峪被泰安伪县大队包围。突围中,鲁宝琪身中两枪,伤势严重,不幸被捕。

鲁宝琪被捕后,任凭敌人百般折磨,始终坚强不屈,并拒绝饮食,拒绝治疗,伤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43年10月20日牺牲,时年30岁。其遗体被掩埋在城东岱道庵村附近鲁家老林。1963年8月,泰安县人民政府将鲁宝琪烈士的遗骨迁葬于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注:有些回忆文章中,称鲁宝琪生前职务是敌工部长(鲁中军区)、泰安情报站长等,但未查到确切证据。

——编者

忆鲁宝琪同志

刘清河

鲁宝琪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泰安地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之一,1943年冬牺牲于泰安。他在对敌斗争中,有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使人们难以忘怀。

鲁宝琪同志是泰安城东关人,据说他的堂弟鲁宝瑛在泰城粮食市街第三小学负责中共泰安特支工作时,鲁宝琪已是该特支的党员,后被派到胶东开展革命活动,是牟海县委的领导成员之一。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鲁宝琪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回到泰安,在冯玉祥创办的平民学校供职。1936年6月重建山东省委后,他才恢复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并受省委指示,联络失散的党员,临时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许多出狱和隐蔽在外地的党员,相继回到泰安,山东省委也于1937年10月由济南转移到泰安。鲁宝琪同志按照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同刚出狱的夏天庚、在篦子店实验区以教书为掩护的于一川三人,组成泰安临时县委,领导为数不多的党员,积极推动城乡各地兴起的民众抗日活动。鲁宝琪作为负责人之一,组织了泰安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还参加了省委为发动武装起义而在泰城、篦于店、夏村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1937年12月31日,他会同其他同志带领60余人登上徂徕山,参加了1938年1月1日省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鲁宝琪任一中队指导员。

是年二月,鲁宝琪同志来到夏村,奔忙于窦家村、篦子店、许家埠、省庄、旧县和山口等村镇,联络同志,发动农民自卫武装和抗日积极分子,去北山麻塔村参加我党领导建立的泰安独立营。泰安独立营建立之初,虽只有百余人,但为后来扩建四支队创造了条件。不久,鲁宝琪同志奉命到上级领导机关任职。

1942年8月,鲁宝琪同志随鲁中一军分区领导机关经常活动于泰山北麓,开展济南、历城一带的敌工工作。有一天,他在同廖容标司令员研究工作之余,闲谈泰山的绝妙景色,感叹八路军踏遍齐鲁山川,就是没机会到被日本鬼子严密控制的泰山上去逛逛。廖鲁二首长顿生雅兴,当即商定上泰山“还愿”,满足大家盼望游泰山的心愿。于是邀侦察科长刘锡坤、泰历独立营政委张正德等20余人,趁夜间从泰山北麓沿崎岖小路径往顶峰进发。翻山越沟,用了7个小时登上山顶日观峰,等了一阵子才看到日出。接着游览了庙宇和舍身崖等名胜。直至半晌,大家方转到天街吃饭。吃饭中,大家和老百姓谈天,了解鬼子占领泰安后的一些情况。饭后,大家来到南天门,在门楼上观看山前的风光和地形。鲁宝琪给大家解说,从远处的岱庙、对松亭,一直讲到十八盘。正谈笑间张正德发现了山下对松亭黄乎乎的一片,便报告了廖司令员。廖司令员用望远镜一看,发现是日本鬼子,有十多个,正往山上走。廖司令员和鲁宝琪当机立断:既来之,则捉之。命令大家严阵以待,准备“瓮中捉鳖”。先上来的是坐着抬山轿子的一男一女,男的身上带着洋刀,刚进南天门就被活捉。经审问,是长清县伪中队长和他的老婆。过了一会,十多个鬼子上来了,听张正德的枪一响,大家一齐射击,打死鬼子九个,伤两个,活捉一个。经审问,被活捉的鬼子是伪山东省电报局长简本。经过教育,伪中队长和他老婆及日本伤兵全部释放,只将简本解送军区。活捉简本这个意外收获,给敌工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鲁宝琪同志通过日本反战同盟的有力配合,在简本表示愿为抗日战争效力的情况下,把他释放了。据说简本回济南后确曾为我八路军办过一些好事,但由于他失去侵华日军大本营的信任,以简本为起点开拓的敌工工作还没扎下根,简本就被调到太平洋战区去了。

1942年秋,敌人“蚕食”徂徕山后,形势极度恶化。敌人在沿铁路两边各挖一条深宽各5米的封锁沟;在敌人控制区,普遍建立防共、反共的“爱护村”和“清乡自卫团”;在广大游击区,也是沟、墙纵横,敌伪据点林立,岗卡密布,更以重兵轮番“扫荡”我游击区和根据地。敌人的严密封锁、控制和分割,造成我山东各战区同中央的交通中断。为了保证与中央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中军区领导决定派鲁宝琪同志来泰安负责整顿交通情报联络网。鲁宝琪首先把原有的泰安县交通情报联络站改组,使交通和情报两项工作分开,单独建立了连接鲁西的泰城交通站,归鲁中区管辖,由鲁宝琪同志总负责。其次是对原有的交通情报人员和点线关系进行逐个审查,可靠的留下,不可靠的调出或“断线”。当时我是夏村所属的交通情报人员之一,经鲁宝琪严格审查后,我们四人全部留用。因为新建的泰城交通站要挑选熟悉交通工作的同志任交通员,所以鲁宝琪同志指定我和邵勇(王一民)二人,作为泰安城交通站的交通员,同时将我们二人在夏村和吴家店的联络点,兼当交通站的联络点。泰城交通联络站,自成立到结束的两年中,都能安全顺利地完成各项秘密交通任务,这是和鲁宝琪同志精明细致的组织领导分不开的。

鲁宝琪同志是秘密工作的模范,他有时亲自参加武装接应护送工作。徂徕山被“蚕食”后,武装部队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活动,遇到有重要接应、护送任务时,很难找到武装掩护,不得不就近把分散在各村坚持斗争的党政军群干部,拉来帮助完成护送任务。

这时的交通任务,通常涉及中央和战略区之间的往来,任务虽不多,但都是一些重要干部过铁路,没有武装掩护是不安全的。交通站建立不久,鲁宝琪同志曾亲自带领我和邵勇执行一次接应任务。我们二人跟他一起到朱家埠南三号铁路洞子处,接应冀鲁豫方面来的几位同志。其中有位称“刘先生”的,患了重病,吐血不止,有生命危险,但在当时环境下,又不能继续转送。鲁宝琪同志要我把“刘先生”背回自己家中,隐蔽医病。后来他又派抗日家属李育堂先生,带领黄家庄中医江先生到我家给“刘先生”看病,还派江先生的女儿江衍红①来送药和帮助护理病人。

①泰安县人,1946年曾任泰城城关区妇救会主任。1948年5月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

1942年冬,正是敌人大“扫荡”的时候,鲁宝琪对“刘先生”放心不下。一天夜里,他悄悄地来到我家看望“刘先生”。他认为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可能会持续到来年春季,“刘先生”的病要得到彻底治疗,长期在这里隐蔽不是万全之策,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听我母亲说过,“刘先生”患的是“痨症”,有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治这病挺有效,但是很难搞到。鲁宝琪同志接着问我:“咱能不能通过敌人搞这种药呢?”他一下子给我出了这么个大题目。我想来想去,忽然想起邵勇同志有个姑表哥,姓米,在济南日军大本营当高级翻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鲁宝琪同志。鲁宝琪同志对此很感兴趣,他让我先避开包括邵勇在内的所有同志,通过别的关系了解米翻译本人与其家庭的详细情况。我当时虽不知道“刘先生”是中央北方局派来山东分局的政治交通,但已觉到鲁宝琪同志交给我的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我把调查的情况报告他后,又接受了到济南黑虎泉小学找赵正阳(化名宋云)来泰安的任务。因为“刘先生”一行人是赵正阳转来泰安的,所以找赵来配合。鲁宝琪向赵正阳当面介绍了通过日本鬼子给“刘先生”治病的打算后,便给我们交待任务:先到邵勇同志的表哥日军翻译米玉珍家中,设法通过米玉珍父亲的介绍,再到济南找米玉珍。

我和赵正阳到满庄拜访了米玉珍家,米玉珍的继母竟把赵正阳错认为前窝还没过门的女婿。我们意外地得到了米玉珍父亲的热情接待还亲笔写了介绍信,交我俩到济南找米玉珍。信中说,“若有托求,务必关照”云云。鲁宝琪考虑到我和赵正阳都不像生病的样子,就决定把赵正阳化名宋云的假“良民证”换上貌似“刘先生”的照片。因为“刘先生”无照片,也不能进城拍照,只好釆取移花接木的办法,让“刘先生”改用宋云的名字,充当米玉珍“未过门的妹夫”。我和赵正阳则冒充宋云的兄弟。米玉珍见到父亲的手笔,就客客气气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一是开了个“护照”,说宋云先生是“大日本皇军”本部米玉珍翻译官的眷属,可以得到各地军警的“关照”;二是米玉珍用日文写给泰安火车站对面日军森川部队长的亲笔信,请森川安排他“妹夫”宋云先生住医院治病。经鲁宝琪同志一步一步缜密策划、安排、终于顺利地将“刘先生”送进泰安城博济医院。后因博济医院是美国办的,日军控制很严,为避免暴露,鲁宝琪同志又将“刘先生”转往济南治疗。经过精心治疗,“刘先生”病情转危为安,1943年春出院经泰安去了山东分局。同年秋又以视察员的身份回到泰安,协助鲁宝琪同志工作了一段时间。

鲁宝琪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他多次找各片的交通、情报人员进行个别谈话,教育大家加强纪律观念,不断提高秘密活动的技能。他还根据交通人员的文化程度,教给不同的秘密联络方法。我记得他教邵勇同志用一种密码联络方法,和他进行书面联系。有一次他教我用白矾水把要联络的事写在红高粱煎饼上,以向城里捎煎饼的方法,通知内线同志与外地来的同志接头。煎饼是托邵勇带给吴二掌柜转交“田蛮子”的,由于我没交待清楚,邵勇也不知内情,结果把我捎给“田蛮子”的红煎饼,留下自己吃,换上了自家的白煎饼交吴二掌柜转给了“田蛮子”。因为白煎饼不符合预先的约定,“田蛮子”没理会。我不见“田蛮子”的回音,心里着急,怕出事,就追问邵勇把煎饼交给谁了。邵勇毫不在乎地说:“我看红煎饼摊得厚,又掺了糠,不好意思送人,就换上自己的白煎饼转交了。”我一听是在邵勇这里出差错了,怪自己没交待清楚。这次差错,耽误了我们到吴家店和外地来泰安的人取得联系。为此,鲁宝琪同志叫视察员“刘先生”找邵勇谈话教育他以后办事,不分大小,也不管知情不知情,要一五一十地完成。

1943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来自泰安城里的情报,说交通站出了事,要我立即到颜张酒店隐蔽待命。我看见宋云和邵勇也来到了该店,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两天之后,齐振华自军分区来到颜张,告诉我们鲁宝琪同志被捕了,上级指示立即设法组织营救。当时我向视察员建议,立即通过日军宪兵队翻译金成贵(我们的内线)办这件事,视察员表示同意,他便和邵勇去找关系。我因离开夏村联络点已两天了,怕有重要任务,点上没人,误了事,就回点了。

半月之后,“田蛮子”因在军火问题上引起敌人注意,临撤出泰城时把一些开酒馆用的红木家具运到夏村,交我疏散到群众家里时,他告诉我鲁宝琪同志已经牺牲了。他说对鲁宝琪同志的营救工作,他和视察员、邵勇都参加了,在抗日家属李育堂、江衍红的紧密配合掩护下,进行得很顺利,有希望争取到“保外就医”。可是鲁宝琪同志伤势太重,又经常怒不可遏地痛斥汉奸,绝食拒药,致使伤情急剧恶化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