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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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灵魂不朽的歌——记李增援烈士

更新时间:2022-06-27 11:36:58点击:

不朽的灵魂不朽的歌

——记李增援烈士

唐文芳 苏文 贾洪明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

黄黄烧饼慰劳忙哩!

烧饼要用热火烧嗳,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这首诞生于苏北黄桥地区,闻名遐迩、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在祖国的大地已传唱59年了。然而,该歌曲的词作者、“铁军轻骑兵”的杰出战士、年轻的文艺家李增援,却在牺牲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鲜为人知,成了无名英雄。今天,我们几经周折,把搜集整理到的李增援烈士的事迹完整地介绍给读者,以展现他短暂一生的成长轨迹,讴歌他的爱国情操,缅怀先烈,激励来者。

李增援,原名李增国,字益三,亦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于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村。父亲李可训曾任过原水北区民团团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李增援家中原来比较富裕,后因开小煤窑赔了本,家境败落下来。他7岁接受启蒙教育,先后在太平街民办小学和杨庄镇陈家楼读书,1926年完小毕业,考人泰安三中,因家境困难上不起,便转学到收费较低的莱芜县立中学学习。初中毕业后,1928年考取了曲阜第二师范,同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在人生的道路上,他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

1931年,李增援从山东曲阜师范毕业,考入北平华北大学学习,但因家境困难,上了不到两年就辍学了,后在济南北宛百货庄济南师范讲习所代课。1933年2月,李增援来到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学习,时年20岁。

在校期间,李增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他的家庭经济已败落下来。为解决生活困难,他在假期里去补习班代课,挣些钱补贴家用。贫困可以磨炼人的意志,更加激发了李增援刻苦向上、追求光明、奋发进取的精神。1931年“九一八”之后,李增援和学生纷纷走向社会,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此后,又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活动,组织美专剧团,演出抗日爱国戏剧,走上街头张贴宣传画,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李增援所在的西洋画系主任倪贻德,既懂西洋画,又是一位左翼作家,思想进步,所以西洋画系的学生受其影响,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李增援这一届的毕业纪念册,是由系主任倪贻德以及西洋画系毕业学员赵清阁编辑的,李增援所写的思想性很进步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毕业论文,得以载入该册中。在这篇文章里,李增援“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畏权威,以年纪轻轻、刚刚毕业的学生身份,敢于向“十教授”下战书,对“十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教育宣言”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抨击了脱离实际空谈艺术的思潮,提出了“大众文化”的艺术观点。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状况和实质,指出旧中国的“黄色之调和”,“不过资产阶级闲品而已”。他愤愤地指责当时我国艺术的落后状况:“旧有者,不知存精去渣,发扬光大;外来者,只知模仿皮毛,不求深造。”并联系当时在中国画、西洋画、电影、音乐等文艺领域存在的种种消极现象和弊端,从而大声疾呼:“凡属艺人”,不能对此“置若罔闻”,而应“速谋改善创造之计”。“计”在哪里呢?李增援响亮地回答:“大众化之艺术,实文化建设优良工具之一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不同凡响,公开提出大众化艺术的口号,就像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他在文章的结尾,更是激情满怀地指出,要实现“艺术大众化”,必须依靠大众“自己”的“力量”,运用于各种艺术形式,去激励人们为“未来信仰”和“幸福生活”而奋斗,“使一切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向上”。并说,只有这样,才是“文化之使命也”,“苟艺人能负起此重大使命,则庶几促进文化建设于万一”。这不到两千字的论文,既有理论阐述,又能联系实际;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既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又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份合格的、出色的答卷!它标志着李增援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政治理论上日趋成熟,标志着李增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1935年7月,李增援在上海美专毕业,由于他酷爱艺术于同年10月考取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起先他学习的是话剧本科,因到了弱冠之年,尽管将字典翻烂了好几本,方言仍难完全纠正。到第二学期,学校按四种专业分科,李增援便主动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还选修了导演专业。他同时学习两门专业,几乎要听全部课程,有的同学认为这样太辛苦了,但李增援认为,这样对积累知识和今后的专业工作是有好处的,便毅然坚持学习。以后,他之所以能集编、导、演于一身,就是由于他刻苦学习,勇于实践,掌握知识全面,有较深厚的艺术功底的结果。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李增援那不太高的身材,装满着超出常人的聪明智慧。在一些全国美术展览会及话剧公演广告,很多是他的手笔。

在剧专学习期间,李增援和陈永(曾任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名誉会长)一同参加了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国民公敌》的演出和布景设计,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1936年暑假,一些进步同学临时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去演出了戏剧家洪琛创作的《赵阎王》、《走私》等剧目,也都由李增援和陈永担任布景设计。因缺乏资金,他们在旧布和芦席上糊上纸,涂上颜料,效果甚佳。因为演出的是抗日戏,看的人很多,但警察强令停演。大家一道去警察所质问,并写文章登报,揭露了停演事实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李增援在两年学习期间,全校共进行了13次公演和纪念建校一周年等演出李增援大都参加演出和舞台设计。到1936年12月5日至6日,他还参加了慰问前线将士公演,剧目是:喜剧《镀金》、《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原著《母亲》改编)、《东北之家》和《红灯笼》。李增援是这四个剧的舞台设计之一,并在《母亲》中饰铁匠,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慰问绥远抗日将士。

1936年,在教师杨帆介绍下,李增援参加了南京学生界的抗日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救国会成立后,由李增援等秘密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戏剧。在学校里不能演出,他们便在杨帆的带领下,到郊区的燕子矶去演,积极宣传抗日。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剧校部分师生冒着风险秘密举行了追悼会,到会100多人。一时找不到鲁迅的照片,李增援自告奋勇地画出鲁迅肖像速写,解了燃眉之急。1937年6月,李增援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由该校教师王家齐带领,从南京溯江而上,去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以“卢沟桥事变”为题材的话剧演出中,他经常自己创作剧本,写了不少优秀的宣传剧,其中表现大义灭亲的《一家人》和《盲哑恨》就是代表作。

《盲哑恨》,写的是一位离乡背井、四处流浪的盲人老汉,携着小女儿和哑巴儿子流落街头,卖艺求生,遭到汉奸流氓的凌辱……话剧通过老汉痛斥亡国之恨,激起群众的同情与义愤,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盲哑恨》的每场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强烈爱国之心,不时地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我们不做亡国奴!”的义愤口号声。

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珉,找到作家杜宣,要他设法在武汉招募一批思想进步的文艺人才,组建战地服务团。在张光年的引导下,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由武汉乘轮船到九江,又换乘火车于1938年1月6日到南昌的三眼井新四军军部报到,成了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李增援先后担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在新四军的三年时间,他的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把一腔革命热血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音乐史谱写了许多不可多得的优秀篇章。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初,分为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戏剧组除李增援是戏剧科班生外,大部分成员是刚离开学校大门不久的爱国青年,对于编、导和演戏是门外汉。为了把这一班人带好,李增援带领团员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利用一切时间赶排节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纪念“三一二”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李增援自编、自导、自演了以大义灭亲为主要内容的《一家人》,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服务团自编节目的开始。该剧演出后,观众反映很好,使李增援成为该团能编、能导、能演而闻名的中坚。由于有了良好的开端,对全组同志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此,这个战斗集体在李增援的带领下,紧密配合部队的战斗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多次演出任务。

1939年春,日军集中兵力扫荡皖南,以谭震林为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三支队进行顽强抗击,在皖南繁昌粉碎日寇陆海空军的五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为了表现我军将士浴血抗战的精神与军民的鱼水关系,李增援和吴强、王于耕三人合作编写了大型话剧《繁昌之战》,李增援写了剧中最难写的第三幕——激战。在1939年元旦的军民联欢会上首次演出,反映强烈,轰动一时,这是李增援军旅戏剧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他把对党、对军人、对群众的热爱,以及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仇恨融入自己的戏剧创作之中,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1939年4月4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跟随军部到皖南岩寺集中整编,后到达云岭。云岭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也是车部战地服务团的摇篮。作为戏剧组组长,李增援在戏剧工作上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场演出都演得十分自然流畅,引人入胜。他在话剧《最后一计》中,成功地塑造了沦陷区的一支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人马百计光彩照人的舞台形象,把马百计那种仇恨敌人、爱惜儿子的凛然正气和极为悲愤的复杂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1940年春天,服务团的战友们得悉周恩来将要来新四军军部视察的消息,异常兴奋,开始紧张地创作、排练,准备欢迎晚会的节目。戏剧组在李增援的带领下,抓紧排演了几出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短小精悍的小歌剧《春耕曲》、独幕剧《母亲》和《人财两空》。在军部视察期间,周恩来坐在服务团的俱乐部里观看了服务团自己创作、自导自演的上述剧目,给予了很高的称赞和热情的鼓励。

1940年7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副主席到新四军军部视察时作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主力北渡长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奉命改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分人员随苏北指挥部胜利东进黄桥,参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服务团又随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盐城。在此期间,作为战地服务团主任的李增援在苏北半年多的战斗生活里,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针,热忱讴歌正义的战争、革命的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光辉业绩赞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使文艺作品真正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成为教育与启迪人民的精神食粮,其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

1940年9月13日至14日,我二纵队在三纵队的全力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恶战,终于攻克了苏北名镇姜堰,全部歼灭韩德勤保安第九旅一千余人。姜堰顽军构筑了36座碉堡为核心的坚固堡垒,并有土墙、外壕、护城河、电网、地雷阵等多道防御工事,后来,在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绀织了勇敢队(敢死队),纵深穿插,攻占其大碉堡,直捣敌司令部,获得全胜。战地服务团中秋节期间来姜堰进行慰问演出,当李增援听到勇敢队的英勇事迹后,便跟着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余伯由同志到攻击突破口的现场视察,并到一线连队找勇敢队员采访,认真听取他们的陈述。勇敢队的战绩深深地感动了李增援,回到战地服务团后,夜深人静时,李增授拿着钢笔,双眼盯着煤油灯那跳动的火花,勇敢队队员那可歌可泣的事迹,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眼前。李增援的思潮,犹如滚滚江水,一泻千里;犹如展翅的雄鹰,扶摇九霄。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勇敢队》的歌词。

《勇敢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胜利战歌,它语言生动,节奏明快,层次分明,情景交融。歌词一开头,即以“河川交流,船舶来回”,交代了姜堰的地理环境和在经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接着,以土墙、碉堡、壕深、水宽、铁丝网、地雷阵来反映顽军的坚固设防,为“勇敢队”的英勇作战做了有力的铺垫。紧接着揭示了“勇敢队”从组成、准备、进发、攻坚直到胜利的全过程。“我军愤怒恨败类,争先参加勇敢队”,指的是勇敢队的组成;“大马刀,手中拿;手榴弹,身上背”,指的是勇敢队的战前准备和决心;“天昏昏,野黑黑……深夜寒风阵阵吹……誓把碉堡打成灰……”指的是勇敢队进入攻击出发地的情景和心态;冲过铁丝网……猛打手榴弹……”指的是勇敢队猛打猛冲、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歌词最后,一连用了三个万岁:“新四军万岁!八路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而且还加上了“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歌词运用向上递进的旋律,一次比一次高昂,一次比一次雄壮有力,把歌曲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用这重重叠叠的“万岁”,绝不是一般政治口号的堆砌,而是充分表达了战士们从心底发出的热爱新四军、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最强烈的呼声,它气壮山河,催人奋起!歌的最后一段,把勇敢队员比作“大铁锤”“谁敢投降与反共,铁锤打它粉碎”!结尾时,再次出现“勇敢队,勇敢队!姜堰战斗显神威……你的威名震苏北!”全歌首尾浑然一体,旋律给人造成一种不畏艰难险阻,奋勇前进,无往而不胜的鲜明意境。

这首歌,词曲写的优秀,战士们百听不厌,流传百里。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以及北京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都演唱过这首歌。

《黄桥烧饼歌》是人们熟知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姜堰战斗后,顽敌韩德勤部于10月上旬倾全力向我军进攻。我军与黄桥民众亲密合作,坚守黄桥,继而组织反击,逐次歼韩军于黄桥以北地区,并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今江苏南通市境内),与南下的八路军在大丰狮子口白驹镇胜利会师,老百姓做了大量的黄桥烧饼,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当时服务团在黄桥周围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一天早上,李增援、章枚、王于耕和林琳几个人在一起谈起群众慰劳部队的情景,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几句顺口溜,听来押韵顺口,于是怂恿李增援索性将这编成歌词,由章枚谱曲,把它创作成一首革命歌曲。李增援答应了,提出个要求,就是要请他吃黄桥烧饼。刚好大家还未吃早饭,就一面哼着词,一面到镇上吃烧饼。为此,王于耕做了一首打油诗,其中两句是:“增援作歌骗烧饼,章枚白喝豆腐浆。”李增援满怀激情地写下了《黄桥烧饼歌》的歌词,经章枚谱曲后,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就这样诞生了。在当时的苏中、苏北,从部队到老百姓几乎人人会唱,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黄桥烧饼歌》的歌词有6段,每段都有一个中心。李增援巧妙地通过黄桥烧饼的“黄又黄”“长又长”、“圆又圆”、“甜又甜”、“香又香”、“千万千”,把当时的政治形势、主要任务和行动口号以及群众支前的热烈情景形象地表达出来。如第一段的“烧饼要用热火烤,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写的是军民团结,群众支前;第二段的“烧饼一口吃不下敌人一下打不光”,写的是长期抗战,不能轻敌;第三段的“烧饼掰开不好卖,国共分裂更危险”,写的是合作抗战,反对分裂;第四段的“烧饼好吃面难磨,胜利当中有困难”,写的是戒骄戒躁,克服困难;第五段的“烧饼有名人人买,八路军到处威名扬”,写的是两军会师,携手作战;第六段的“保卫黄桥总动员苏北换了新局面”,写的是发展胜利,北上抗日的党的主张。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源,无论是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多次表扬。黄桥决战,成为新四军以少胜多的模范战例而载入我军史册;《黄桥烧饼歌》也以抗战歌曲的范例而载人《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史中。

新四军服务团的戏剧史,是和李增援的名字紧紧相连的《红鼻子参军》,这是一个广场小歌剧,布景极其简单,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它也是服务团到苏北以后多年久演不衰,最受部队和群众欢迎的保留剧目之一,在苏中和苏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红鼻子参军》是个喜剧,写了红鼻子和张大嘴两人都想参加新四军,而他俩的妻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红嫂子深明大义,支持丈夫去当兵;而张大嫂则处处阻挠丈夫去当兵,使张大嘴处在极其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这个剧的故事情节紧凑,主题突出,语言幽默,引人入胜。这个戏,在形式上也有创造,它充分选取适合于角色和情绪的民谣和小调,因而非常活泼也非常动人。群众爱看戏,也爱听唱歌,这种小歌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许多青年农民就是由于看了这出戏后,激情满怀,主动报名参加新四军的。

李增援几乎参与了战地服务团的每一项工作。服务团的每出戏,每一场演出,都凝聚着李增援一份心血。《大红灯》这首表演唱就是诞生在1941年元旦前夕的。

1941年元旦之前,正是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会师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为了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为鼓舞士气,服务团积极筹备晚会。因为盐城民间风俗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得到启发,就和司徒扬一起切磋,在盐城写出了《大红灯》的歌词,由沈亚威谱曲:

太阳出来遍地银,

过了寒冬又是春,

年年遭劫年年乱,

今年家家喜临门,

军民合作一条心。

大红灯笼红叉红。……

新年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演唱《大红灯》。随着激情而优美的歌曲,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表演精湛,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一片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在歌词中,李增援以形象而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工、农、商、学、兵和妇女、儿童迎接胜利后新年的无限喜悦心情,表现了支援“前方战士打胜仗”的坚强决心,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所承担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展示了光辉灿烂的远景,给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创作表演。时过40多年之后,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重新演出了《大红灯》,仍然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充分显示了这首革命歌曲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增援在导演工作中,总是根据剧情需要选用人才。一次,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来。军部决定召开欢迎大会,而服务团所演出的剧目中还没有个适合欢迎国际友人的。李增援立即组织大家赶排了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并自任导演。选择了模仿和表演能力较强的女大学生周纽蕙扮演史沫特莱。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频频点头微笑。这个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获得了巨大成功。

李增援不仅会导演,而且演艺水平也很高超。他所担任的角色都演得自然流畅,令人喜爱和赞赏。如李增援在《一家人》中扮演二流子汉奸角色,醉醺醺地眯着眼睛,嘴里胡乱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刻画得有声有色,入木三分。人们看了李增援表演的这个汉奸无不憎恨,但谁也不相信这竟是他扮演的。又如,他在《最后一计》的剧中担任了“马百计”这个角色。剧中马百计是抗日义勇军中一位领袖,他和儿子同时被捕。当敌人审讯他们父子俩时,马百计坚贞不屈。狡猾的敌人,用酷刑百般折磨他儿子,马百计眼看儿子经不起酷刑开始动摇,毅然用鼻烟壶内的毒药毒死了儿子。马百计面对敌人,自豪地宣称:“这就是我的最后一计。”饰演马百计的李增援,身披锁链,脚戴镣铐,昂然而立,一股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他的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除编、导、演外,李增援还充分发挥他在剧专学习装置设计的专长,每次都主动担任演出的舞台设计工作。特别是《一年间》、《阿Q正传》、《魔窟》等大戏演出的舞台装置、道具的设计,更是李增援的杰作。

人们不禁要问战地服务团戏剧组为什么能胜利完成领导所交给的各项演出任务?答案是明确的。这除了戏剧组成员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外,就是与该剧组组长李增援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同他那高尚的品格、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分不开的。人们都称他是良师益友。他为人正直,胸襟开阔,待人诚恳热情,态度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善于处理同志间的矛盾,大家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

李增援在服务团有个很雅的绰号叫“团结兄”。戏剧组20岁上下的人占多数,像李增援这样二十四五岁的人是极少的。大家平时相处亲密无间,但有时也会争争吵吵。李增援平时善于处理一些纠纷,常幽默风趣、三言两语就把些面红耳赤的人说得笑起来,顿时一些不快之事就化为乌有。但也有的人不服气,说他这是和稀泥、没原则。李增援听了笑笑说:“本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么,哪来的那么多原则?”但不管怎么说,大家还是真诚喜爱“团结兄”。

李增援特别关心剧组同志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工人出身的夏时同志尚未入党,对此,他一直放在心上。1939年秋的一天,李增援找夏时谈话,问他对党的认识,要不要加入共产党。一听到李增援的问话,夏时毫不犹豫地说:“要参加,党是我的政治归宿。”李增援听后也连忙说:“你赶快去找顾属同志,他会和你谈的。”在顾属和李增援的帮助下,夏时很快加入了党的组织,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李增援尤为关心和提高全组同志的业务水平。他经常帮助别人修改剧本,努力提髙大家的表演、写作水平,为此成了同志们的良师益友。王于耕同志听了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讲的故事后,便学着写了一个独幕话剧《人财两空》。李增援看了以后,认为剧本写得不够成熟,但展示了王于耕的才气。于是,他向王于耕讲了写剧本的基本方法,并帮助她写了剧本的提纲,让其加工完成。在李增援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下,王于耕终于写好了这个剧本。还有一次,王于耕编了一出戏叫《母亲》,剧中人的女儿当了汉奸,女婿告诉了丈母娘,要她去劝说女儿改邪归正,但女儿不听,仍然给敌人送情报,母亲便报告了新四军,抓了这个女汉奸。戏演出后,有人说好,也有人说怪话,王于耕听了有些不高兴。李增援便找王于耕个别谈心说:“任何创作都要经得起批评考验,不要为这个不愉快。”然后,李增援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于耕又重新修改了剧本。其他像邵钟、夏时编剧的《一条扁担》小歌剧,也是经李增援修改后,多次演出的。

战地服务团成立初期,戏剧科班出身的邵钟还没有来,李增援是戏剧组唯一懂戏剧的科班出身者。他从怎样念台词,怎样表演,怎样掌握节奏、高潮等,一点一点地教给大家,使团员们很快掌握了演戏的技巧。张茜、林琳等同志是戏剧组的最早成员,她们在李增援的传帮带下,进步很快。张茜在《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一年间》、《魔窟》等名剧中饰演女主角,成为名闻全军的战地服务团主要演员之一,她所演的大多数剧目都是在李增援的导演下完成的。

李增援以自己的埋头实干、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战争年代,在农村演戏是很艰苦的。演出服是李增援带领大家向老乡借的,一件件地标明记号,演完戏再送回去;没有舞台道具,他便和战士们一起挑土堆土台子;没有电灯就用汽灯。云岭军部陈家祠堂的舞台只有30多平方米,每次演出大戏都要用大方桌子加宽舞台,每次都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

李增援在多年的军旅文艺生涯中,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乐于奉献。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他积劳成疾,毫无怨言经常坚持带病工作,直至献出了自己全部聪明才智和宝贵生命。李增援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的。他过早地牺牲了,但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知识青年和文艺工作者的楷模。他那种把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献给共产主义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他在1935年上海美专毕业纪念册照片和代表作旁边,曾留下这么一句话:“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他确实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宝贵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