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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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英烈应被永远铭记!

怀念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

更新时间:2022-06-14 11:53:11点击:

怀念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

袁血卒

刘振亚同志,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县吕堂村,家庭富裕,自幼爱看《水浒》,喜欢鲁智深一类英雄人物。父亲盼他长大成材,但刘振亚对他父亲收租吃利息颇有抵触。父亲见他不顺心,就利用家长特权,给他娶了个漂亮媳妇,满想过个一年半载,生个孙子或孙女,这样就可以把刘振亚缠在家里,达到他“子承父业”的目的。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在英、美的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遂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大肆屠杀民众,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特别令人恼恨的是,日本军阀竟将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绑在电线杆上割去耳、鼻,连同其他十七名外交人员一起杀害,用以威胁反抗日本侵华的中国人。这时,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先生的部属孙良诚的一个先锋营,刀出鞘,弹上膛,威风凛凛地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入了济南。这一来,把依靠日本势力的蒋介石吓坏了,立即命令西北国民革命军停止冲突,也就是要停止一切抗日行为;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公布了蒋介石 声明: “三年以内不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请杀余以谢国人。”妄图以这样的欺骗手段,把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抗日高潮压下去,但人民不服,大批青年拥入西北国民革命军,抗日怒火依然在燃烧。由于北伐军“会师中原入北京”的胜利,张作霖退到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子,军阀内部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各据一方,招兵买马,积草存粮。西北军也在依靠自己占领的地盘,加紧扩军备战。自从“宁汉合作”,西北军清洗

共产党以后,逐步恢复了军阀的黑暗统治。他们在洛阳西宫,重新集合起参加过北伐的学生军官,办起了西北军官学校。校长徐庭瑶,是日本士官学生,很反动。他将进攻的矛头又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竟把杜宗周同志(李大钊同志派入西北军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也叫杜一民,后来牺牲在天津)弄到校部上了镣铐,强行关押月余。经审问没有找到有关共产党的证据,遂恢复其自由,并任他为第二大队工兵队分队长。徐庭瑶还命令第一大队大队长×××(留苏学生)组织劳动党,企图以此笼络人心,对付共产党。

不久,军官学校搬到开封演武厅十八营房,换上了张自忠任校长(山东临清人),他治军严格,是位坚定的抗日派。他利用家乡关系到临清地区,招了部分青年学生,刘振亚就在此时被招考入了西北军官学校。

旧社会人的命运,往往是随着财产的多少而转移的,即所谓“金钱社会”;一般人视钱如命,甚至有的人舍命而不舍财。刘振亚却抛弃了富裕家庭,抛开了娇妻和襁褓中的婴儿,为着抗日救国的目的,加入了全国著名的纪律森严、不发薪饷的西北军官学校。他被编在二大队工兵队,认识了杜宗周同志,接受他的领导。刘振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时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由一个抗日爱国军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一九三O年,阎、冯反蒋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刘振亚同志被编入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上尉参谋,并任中共二十六路军特支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和党保持着单线联系,并以军官学校同学的身份,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批西北军官学校的学生,大都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受过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同志的熏陶,但在反动的军阀眼里却成了一些反对他们的分子。

韩复榘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以后,草菅人命,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借以表明他是忠心归顺蒋家王朝的人。单说在济宁这个小城市,凡是绑赴“土山”枪毙的“犯人”,背上都插着“反动分子”的标志。抗租抗债的是“反动分子”,拦路抢劫的是“反动分子”,不遵守妇道的也是“反动分子”。韩复榘与蒋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天然的默契。西北军改编时,把掌有实权的军官学生排长、连长以至个别的营长,统统编余下来,编入军官教导团的第四队,住在济宁归韩复榘直接管辖,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二十六路军临开赴江西之前,刘振亚来到我所在的第四队,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一后来提起这档危险事时,刘振亚满不在乎地说: “在韩复榘的大刀下,大不了脖子上落个碗口大的疤。”

我从济宁开小差,到了江西宜黄的东陂,找到刘振亚,他拉着我的手,走进小饭铺,一边豪爽地笑着一边说:“怎么这样快地跑到这地方来了呢?”我把在济宁过元旦时的自由讲话说了一遍。我说:“西北军被老蒋打败了,大家都不服气。当官的不服,当兵的不服,我们军校同学更不服。”刘振亚插嘴说:“我听同学们说过,你骂蒋介石是军阀,大家没意见;骂阎锡山是军阀,大家没意见;你骂冯玉祥是军阀,大家接受不了,官儿们的想法和我们军官学校同学的想法不一样,主要是政治观点不同。官儿们自己说: ‘大老粗,斗大的字认不得两石,管他妈的什么国民党什么共产党,有奶就是娘;端蒋家的碗,吃蒋家的饭,就该归蒋家管。’这跟韩复榘的哲学一样,用反对共产党的手段向蒋介石摇尾乞怜,献媚求荣。”

我向刘振亚说明来意:“从济宁一起开小差的八个人,各奔前程,但大家约定谁找着共产党的关系,谁就通知大家。我就到江西来找你,你这地方有办法吗?”

刘振亚咧着大嘴,习惯地哈哈大笑着说道:“有办法,又没有办法。我来江西摸了摸情况,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对蒋介石有怨气,大战河南的怒火未消。调到江西打红军,是蒋介石老小子没有安好心,是想借红军的手来消灭咱们二十六路军。大伙都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穷苦人,与红军无仇无恨,开到江西来剿他妈的什么匪。看到听到的都是江西老表,看他们打倒了土豪,分得了土地,共产党领导他们有吃有穿多幸福,老百姓跟红军一心一意,一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就叫‘白鬼’。”他说着说着,不由地又哈哈大笑起来,“你看这个称呼稀奇不稀奇。”我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

刘振亚接着说:“不要稀奇吧,伙计!你戴上这顶帽子你也是白鬼,当然我也是白鬼啦。江西老表把所有国民党的军队统统叫白鬼。白鬼是抓兵抢粮、强奸妇女、杀人放火的代名词,你看看这个‘东陂’吧。“这个东陂原是个百余户人家的圩场,对称着两排整整齐齐的瓦房,南方雨多,街道是用鹅卵石镶起来的;路左边是崇山峻岭,右边是弯弯曲曲的溪流,好象怀着深仇大恨的少妇在凄凄切切地控诉;好房屋没有了,仅有的是被大炮轰过之后剩下的残墙断垣,没有烧尽的梁柱和横七竖八的尸体,间或有成群的乌鸦从这里突然飞起。

目睹这一惨景,我说了声“真惨哪”,刘振亚一反爱说爱笑的常态,咬紧牙关,紧握着拳头骂道:“他娘的,这都是白鬼干的,是蒋介石老小子下命令干的!”停了一会儿,他自己慢慢把气压了下去,又把话锋转回来说:“光生气有啥用,气是打不倒蒋介石的,总得想个办法开展工作才好。来江西以前,我想见到红军时给他们作个自我介绍,就说我是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咱们是同志,就像串亲戚一样取得联系。但实际情况复杂多了,哪里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赤白对立完全是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红区的人跑过来是敌人,白区的人跑过去当然也是敌人,两军对战,戒备森严,谁也不允许对方的人钻进自己的防线里来。要钻进对方管辖的地区,必须事先准备好适应对方生活的一切条件,才能生存下来。就是我们到苏区去了,脸上没有写共产党的字样,单凭一颗革命的红心,红军也是不会相信的,说不定还要送到国家保卫局受审,扯不清的皮,说不清的嫌疑,那才糟糕哪!我点点头说不出什么,刘振亚又接着说:“万一敌人要向红军进攻了,这就给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难题。是跟着敌人去冲锋陷阵呢?还是在红军的枪口之下做一个不明不白的冤死鬼呢?或者是举手交枪向红军投降,领三块大洋的路费,做个‘光荣’的俘虏呢?要是这几条路都走不通,为了避免无意义的牺牲,那就只好装病。为要装得像,吃点巴豆,上吐下泻,病倒床上送到后方。要不 就开小差,脱离战场。这样做,比起到反革命的前线去送死要强得多,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可就太消极了。如果这样,敌人有几百万军队,我们怎么能达到掉转枪口或瓦解敌人的目的呢?我这样想,那样想,想得睡不着觉,睡不着还是想,想不出个好办法,你看我脸都想瘦了,还是想呀想呀。我看没有党组织的领导,个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你来得正好呀。”随即,他把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说道: “你是不是回开封找组织关系去?”我说: “开封我没有熟人,没有组织关系。”刘振亚说: “我给你组织关系到开封去吧,就说我叫你去的。陈立他是机关枪队的学生,你认识吗?他的嫂子是位漂亮的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在那里搞交通站,就说我叫你去找他的。事不宜迟,说定了就这么办。”他两只圆圆的大眼放出希望的异彩,亲切地看着我。同时他也觉察到我的困难,毫不犹豫地从腰包里掏出二十元崭新的钞票:“辛苦点,路上勉强够用了, 这是我从蒋家手中领得的第一次薪饷。”

我们俩再见时不是在预定的地点,而是在南京的下关码头。这个在蒋家王朝鼻子底下的下关,是那么凄惨,又是那么紧张。远望田野一片金黄,正是三月好风光,但码头上堆满了 军用物资,都是运往江西的枪炮弹药,准备进攻红军用的。常住南京的人有这个经验,军运吃紧时河内扣留民用船只,趁人们逢场赶会时,突然宣布戒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一些人来关在仓库里或关在大院里,年轻力壮的去补兵,老年人和瞎眼跛脚的拉去做搬运夫或者做挑夫,搬货上船。……正值战云密布蒋介石准备大举进犯红军的时候,刘振亚向董振堂请假,离开了“剿赤”的前线,拟到上海找刘伯坚,找共产党的关系。他路过南京,恰好我与王超、李肃同志三人离开上海来到南京,我们便在下关相遇。大家商定都不走了,寄宿“江南一枝春”旅馆。刘振亚圆睁大眼哈哈不停,兴奋起来话就多了。他说: “你走的那天晚上,南昌行营命令二十六路军快速进入准备进攻阵地,我的心急得像火烧,赶紧跑来找你们。”大伙听了他的话都紧张起来,他又说,“当兵的还是蒙在鼓里,当官的有些人知道情况,三三两两议论纷纷,各打各的牌,各做各的梦。”

叫来茶房买了“竹签”打来开水,刘振亚倒了满碗喝了一口,骂了一声“他娘的好烫呀”,吹口气又喝了一口,继续说道:“最担心的、最难斗的是七十四旅的官儿们,团长都是日本士官留学生,我给你算算吧,一团长黄中岳是日本士官生,二团长刘毓琪是日本士官生,三团长张恩育是日本士官生,还有两个团副也是日本士官生。老袁你在辎重队时,张恩育、吴子涵都给你兼过课吧。这是冯玉祥与共产党分手以后,学习日本军国主义,依靠这把子日本士官留学生来掌握他的军队。旅长季振同是冯玉祥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这一伙,客观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与红军没有仇恨,但有恐惧心,他们暗中与冯玉祥先生联系。”

“赵博生、董振堂还有卞章五是保定军官讲武堂的,他们是反对蒋介石的。七十四旅趾高气扬,瞧不起他们。可是他们严守西北军的‘爱国家不扰民’的教导,不克扣军饷,不打骂士兵,但对七十四旅的骄横不满意,为着面子勉强过得去。行伍出身的官儿们,营团长不算少数,以大老粗自豪,常说‘他们是枪杆里出来的,拿起枪来再跟老蒋干,还不定谁死在谁手里’。他们大多数出身贫贱,对红军有好感,剩下来就是我们军官学校同学这一伙了,都是下级军官,其中最大的有当营副的,学过军事又有些文化,是块‘香饽饽’,大家争着拉拢。因为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从上到下对共产党有着好印象,不少人亲眼见过共产党人,听过共产党人的声音,特别是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他的形象是大家伙希望的象征。”

“北方人到了江西,大多数水土不服,屙肚子的不少,打摆子的更多,没有打过摆子的很少。大家都朦胧着找新的出路,要求回北方是多数人的思想。”王超同志插了一句话: “从政治上看,二十六路军象柴火堆在炸药包上,堆在蒋介石“剿赤”的前线。”李肃操着山东腔说:“奶奶,我们给它放把火吧。”刘振亚哈哈大笑,眼睁得圆圆的:“好!让我们把它们领向光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的东三省。民族危机加深了,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这就把二十六路军积压的革命怒火集中地推到反对日本侵略的高潮上来了。

刘振亚同志当机立断,要我到红军总司令部请示。我说:“和赵博生同志商量一下吧。”他断然地说: “不!紧要关头,这件事由我们两个决定吧,事后再告诉王铭五同志。”为了严守秘密,这时他才告诉我接头的暗语是“朱瑞叫我来的”。

当我从苏区返回宁都向他汇报了红军总司令部对暴动的指示后,刘振亚立即表示“争取实现全部暴动的方案”。我说:“说服赵博生容易些……”刘振亚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

“董振堂也是可以说服的。总指挥这个有决定性的职位一定让给季振同;新领来的饷款虽是大笔财富,也要让季振同有支配的主动权。”当准备开“行动会议”时,刘振亚断然说: “我不参加。为了使暴动前不露形迹,我带着我这个独立排保持与苏区的交通联系,万一失败这是保证安全撤退的重要环节。由你与李青云、赵博生商量,请董振堂参加。虽说董还不是党员,这样信任他,对争取全部胜利有好处。……”我们尊重了刘振亚同志这些意见。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胜利了,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当红军了,而且我们分别当了红色指挥员,刘振亚同志任红五军团四十四师一三O团团长,大家革命斗志高昂,用陕北话说“热火朝天”。第五次反“围剿”的前线,我与刘振亚同志又见面了,他在广昌前线担任警备司令。这次见面和过去不同的印象是,他老练多了,不再是无休止地哈哈大笑了,微微的笑脸也是很有节奏的,该笑的时候才笑,也可能是在前线的缘故。他说: “……我有点想不通。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这有多主动,指挥员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现在可好,山头对山头,碉堡对碉堡,敌人的碉堡钢筋水泥,我们的碉堡是树桩、土坯、稻草和稀泥,敌人炮弹落到我们碉堡上大窟窿带小窟窿,房侧几颗杨树,叫炮火打得只剩下几根树桩桩,还要把这些树桩送到前线做碉堡。我们的炸弹丢在敌人碉堡上,好像给老虎屁股搔痒痒。今天你就住下来吧,我这里有烧鸡有烤鸭,还有烤肉,都是敌炮火打死的,我们给老乡都赔了钱的,要是留下来就拿这些招待你。我还要问你一桩事:听说毛主席不指挥军队了,是真的吗?头几天博古同志领着顾问来到我们前线,把我们训了一顿。翻译给我说‘碉堡构筑的不好要加固’,我的马克思在天之灵哪,连老表娶媳妇洞房的门板都搬来了,还要加强,拿什么加呀?见鬼!

“你记得吗?军校战术教员讲,专守防御是兵家大忌,可我们现在是死守,有人发明了新的战术原则—短促突击。敌人依仗着他们火力的优势,躲在碉堡里,像乌龟一样,脑袋缩在肚皮里根本不露头,实行标定射击,机关枪有效射程一千二百米,交叉起来构成扇面形的火网,迫击炮在短距离内是百发百中,再勇敢的战士,再快的速度,再严格的命令,怎么也逃不出火力封锁,在火海里怎么个突击法,真是洋大人放洋屁,没有中国味。不信请洋大人到前线来试试。……”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爽朗的谈话,竟成为我与刘振亚最后的一次谈话。一九三四年,他任红五军团侦察像战科长,在长征经过贵州省都匀时,因操劳致疾,不幸病故,时年二十三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军队建设走向了新的时期,我们的国际关系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想起了我亲密的战友,宁都起义的发起人刘振亚同志,想起他那圆圆的大艰睛和憨厚的样儿,想起他无私无畏永远乐观的样儿,深切体会到他的见识比我们远些,他的毅力比我们强些。这并不是说他是个超人,能阻止和改造客观规律,不是的,完全不是的;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认识了客观进程的必然性。自觉地自由地掌握它驾双它,使它变成“俘虏”对二十六路军这一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这样的,对组织二十六路军在反动派的“剿赤”前线举行胜利的动也是这样的。他的作用全在于此,他的毅力全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