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忠实公仆

——记刘学圃烈士

淄博市张店区民政局

刘学圃，系山东省煤炭工作系统主要领导干部之一。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曾担任过泰（安）宁（阳）县政府财粮科长、新汶矿区办事处主任、山东矿区警卫大队政治教导员等职，为山东煤矿工人的翻身解放而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走上了全省煤炭工业领导岗位——山东煤炭工业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为我省煤炭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贡献了毕生精力，是广大煤矿工人一致称颂的“人民的忠实公仆”。

为抗战投身革命 入虎穴初建战功

刘学圃原名刑善政，1919年11月16日出生于淄博市张店区（原益都县第四区）军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一家十余口人仅靠十几亩山脊薄地维持生活。幼时因家庭贫困无钱上学，仅靠有点私塾底子的祖父指教，在家读了些《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私塾读物，10岁才入本村初级小学正式上学。由于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仅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后考入桓台县立第四高级小学。

1933年，15岁的刘学圃高小毕业后，很想继续升学，但因家中实在太困难，只得回家务农。祖父心疼不过，便托人求情，送他到原长山县九区卫固镇的一家私人药铺学徒。两年后，这家药铺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刘学圃也已学会独立经营，便靠亲友资助，把药铺接过来，自行开张营业。由于他经营有方，为人厚道，生意很快兴盛起来。

正当刘学圃苦心经营药铺之时，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侵华战争。起初，刘学圃认为，行医卖药是济世救人的慈善事业，关系到附近百姓治病就医的大事，很想尽量维持下去。但是，1938年春，驻张店和金岭镇的日军突然窜到卫固镇“扫荡”，到处烧杀抢掠，刘学圃的药铺也被烧了个精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刘学圃再也坐不住了，决心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经过高小语文教师曹历亭介绍，刘学圃找到了当时八路军长（山）、桓（台）县负责人马同贵。马同贵热情地接待了他：“你要参加革命，我们非常欢迎。这里有两份文件，你先拿回去读一读，三五天后，我来安排你的工作。”

果然，三天之后，马同贵到了军屯村，找到了刘学圃说：“目前，我们地方工作任务很重，既要动员青年参加抗日队伍，又要为主力部队筹借粮款、药品等。我们考虑，你文化程度较高，又开过药铺，当地人缘好，所以决定你暂做地方工作。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你没有意见，就在这里以教书作掩护，随时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刘学圃紧握着马同贵的手，激动地说：“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保证完成任务。”从此，刘学圃利用教书作掩护，一方面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另一方面又把当地青年秘密组织起来，学习上级所发的宣传材料，很快就办起了一个抗日青年训练班。

不久，马同贵交给刘学圃一张清单，要他到敌占区去一趟，按清单购买一些药品。刘学圃一看，知道都是部队需要的急救药物。心想，张店虽然很近，但那里药店较少，又驻扎着很多日军，盘查很严，不如多跑点路，到药店较多的周村去买。刘学圃换上过去开药铺时穿的衣服，大步流星赶往周村。但由于战乱影响，交通阻塞，他跑遍大小药店，药品仍未能购齐，只好转回头再去张店试试。幸好张店有一家他最熟悉的老药店，帮他凑齐了药品，正准备走时，忽听大街上人声鼎沸，乱作一团。一个店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不得了啦！听说有个日本人昨天晚上在一条小巷里被人砍死了。现在已经关了城门，到处搜查哩！”刘学圃怕自己牵连店主，要到别处去住，好心的店主急忙拦住说：“老弟，你买的这些东西，如果被日本人查住，可不是好玩的。放在我这里，他们查出来，我也好说话。咱们是老交情了，就在我这里住下吧。”

第二天，城门虽然开了，但对行人盘查很严。店主一再劝说等几天再走，但刘学圃怕时间久了，耽误部队使用，执意要走。当他背着药品走出药店，正发愁怎样混出城门时，忽然有一辆马车赶过来。刘学圃看到车上坐着的正是他在卫固开药铺时认识的王掌柜，急忙迎上去，寒暄了几句后说：“王掌柜，你不是回卫固吗？我买了点东西，正好顺道，给我捎着吧。”王掌柜知道刘学圃为人厚道，欣然答应：“好，快放在车上。”刘学圃放好药品，又用其它杂物盖好，小心地跟车向城门走去。临近城门，果然有五六个鬼子和汉奸手持钢枪，对行人挨个进行盘查。刘学圃空手上前，伪兵自然查不到什么。当伪兵搜查王掌柜的马车时，刘学圃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可是，机灵的王掌柜顺手塞给伪兵一把钞票，伪兵见状，只对车上的东西略加翻动，并未发现药品，便向一个日军小头目说了几句话，日军一摆手：“开路！”刘学圃这才放下心来，快步出了城门。当刘学圃把药品交给马同贵，并汇报了去周村、张店的经过后，马同贵高兴地说：“你可算得上胆大心细、机警灵活呀！你为咱们部队立了一大功！”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刘学圃进步很快，党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1939年5月，经王冠九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长山九区花阴乡党支部书记。在此期间，除完成正常工作外，他还通过开药铺时的老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张店，为部队搞到4支匣枪、2支手枪，受到上级领导的赞扬。

1940年8月，刘学圃调任长桓二区副区长兼民政助理员。为便于秘密开展工作，经组织批准，将名字由邢善政改为刘学圃。

征粮款巧避敌锋 八里沟智退凶顽

1941年春，刘学圃奉命去山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0月期满结业后，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泰（安）宁（阳）县工作，初任县政府秘书，后调任县财粮科长。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频繁“扫荡”，根据地被严密封锁，经济极其困难。老百姓虽然拥护八路军和民主政府，人力物力鼎力支援，但因连年灾荒，很多人家靠糠菜度日，实在拿不出多少粮款。因此，筹措粮款成为当时民主政府的最大难题，也是泰宁县政府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刘学圃到任后，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扩大征收区域的计划，除在根据地内按政策抓紧征收工作外，还组织得力人员，深入游击区开展征收工作。经领导批准后，刘学圃身先士卒，亲自率领一支精干的征粮队，深入到敌占边缘地区，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宣传发动群众，教育大家为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力支援抗战。不久，经过艰苦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政府财源。

但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征收粮款并不容易，既要磨破嘴皮，又要胆大心细，稍不注意，就会遭到敌人袭击。一天，刘学圃正在游击区的蒋集村开会，布置征收工作。突然，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刘科长！不好了，敌人包围了村子，眼看就到这里了。这是方大头告的密。我在村外拾柴火，看见他从据点那边往家跑，随后敌人就来了。”刘学圃知道，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来个以毒治毒的攻心计。他立即带领全体队员一齐拥进方家大院，回手关上大门，把方大头叫了出来，用匣子枪点抵住他的腰部：“方大头，你屡次破坏征收工作，我们心中有数。今天你又勾结敌人包围了我们。那好，现在我们到你家来帮你领赏来了。”方大头吓得胖脸蜡黄，嘴里不住地念叨：“不敢！不敢！首长叫我咋办就咋办。”刘学圃见状，厉声喝道：“姓方的，我们给你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赶快设法把敌人应付走，不然，把你这个家立刻变成火海。”面对刘学圃锐利的目光，方大头虽奸诈成性，却无计可施，只得乖乖地跑到日军面前，说自己谎报军情，甘愿拿一笔现金酬劳“皇军”，并费尽唇舌才使敌人回了据点。当队员们脱险回来后，都夸奖说刘科长机智勇敢。刘学圃笑道：“这也是敌人逼出来的见识。”征粮队在游击区几个月的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全县财粮收入比从前增加了3倍多，并搞到不少部队所需的紧缺物资。

1945年，我军秋季大反攻开始后，侵华日军已面临全线崩溃之势。我军主力部队计划在秋季反攻中一举解放济南，要求地方政府派干部和担架队、运输队予以支援。为此，鲁中区党委抽调部分干部，在党校举办了训练班，专门培训一批准备接管济南的干部。刘学圃奉调参加了训练班。区党委根据部队的要求，组织了100余人的担架和运输队，连同训练班干部近200人，由刘学圃带队，星夜从南麻出发，迅即赶往指定地点。当他们走到周村以西的八里沟准备吃饭时，突然与顽军翟玉尉部的一个营遭遇。刘学圃接到哨兵报告后，立即带领部分干部赶到村口，仔细察看敌情。由于敌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而我部除干部有短枪外，只有一个长枪班，担架队员们每人只有一两颗手榴弹，力量悬殊，所以有的同志建议赶快转移。刘学圃考虑，敌人已经接近村子，在无障碍物的开阔地上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打。他立即召集全体人员，迅速作了应战布置：长枪队在村口埋伏待命；担架队在两侧隐蔽，枪响后用手榴弹助威。随后，他带领一些干部撤到村外指挥战斗。

狂妄的敌军自恃人多枪好，洋洋得意地向村口扑来。带队的敌营长骑着高头大马，摆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快到村口时，敌人一面毫无目标的射击，一面叫喊：“土八路跑不了啦，快投降吧。”我军并不理睬。当敌人到达我长枪班近距离射程时，班长一声号令：“打！”顿时枪声大作，担架队员们也掷出手榴弹。在一阵枪弹声中，敌军很快乱了阵脚，纷纷转身逃窜。敌营长赶快催马向前，力图挽回败局。伏在村外的刘学圃看准时机，举起匣枪，“膛！膛！”两枪，敌营长应声坠马，一命呜呼。敌军见营长毙命，更是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这次战斗除击毙敌营长外，还生俘敌军10余人，打死打伤20余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战马1匹。

入矿区大显身手 护干群奋力作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0月，刘学圃奉命回到鲁中，不久，被分配到新汶矿区任办事处主任。从此，他与矿山结下不解之缘，开始了为革命建设新煤矿，保卫新煤矿的革命生涯。

刘学圃到达新汶时，矿上虽已恢复了生产，但由于诸多原因，生产很不正常。为了多出煤炭支援前线，刘学圃首先深入井下，同矿工同劳动并进行调查研究。他时而帮矿工刨炭，时而帮大伙拉筐，休息时又亲热地与他们交谈。当矿工们得知他就是新来的领导时，无不投以敬佩的目光。通过深入井下调查研究，刘学圃很快找到了生产不正常的主要原因，是暗藏的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他们有的暗中破坏设备，制造事故，有的公开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胡说什么“八路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等。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提高矿工的阶级觉悟，根据上级部署，刘学圃领导矿工开展了“反奸诉苦”的斗争。他带领驻矿干部，分头深入到矿工聚居的村庄，找那些苦大仇深的老矿工谈心，启发他们谈家史，忆阶级苦、民族恨，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很快掀起了“反奸诉苦”的热潮，挖出了一批暗藏的汉奸、把头、特务分子，并将其中罪大恶极者交当地政府处理，此举，大大鼓舞了广大矿工的生产热情，提高了矿工们的思想觉悟。在此基础上，刘学圃还挑选了部分斗争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近二百人的护矿队，白天下井生产，夜晚放哨巡逻，保卫矿山。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新汶矿区迅速改变了面貌，不但生产恢复了正常，而且产量大大提高，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刘学圃管理矿山的才能，为将来领导煤矿工作进一步提高积累了经验。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不久，大批国民党军队从徐州北进，沿津浦铁路向我山东解放区进犯。此时，刘学圃接到鲁中区党委指示，要他尽快完成撤矿任务。看到自己花了将近一年心血建立的矿山就要毁于一旦，心里无比难过，但为了不让敌人掠夺煤炭，发动内战，刘学圃咬紧牙关，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撤矿战斗。他把煤矿运输队、护矿队和当地政府派来支援的群众组成抢运队，并把所有机器设备登记注册，分三批外运。先运精密和急需的设备，再运一般的，过于笨重难运的设备最后处理。抢运过程中，刘学圃亲临现场指挥，使抢运工作有条不紊，终于提前5天完成了任务。

撤矿任务完成后，根据上级指示，新汶煤矿护矿队划为泰宁独立团建制，另把禹村、张庄两矿护矿队合编为一个中队，由刘学圃负责，配合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一部，在新（泰）沂（水）、蒙（阴）、泗（水）四县边沿地区进行活动。不久，有一批在国民党进攻时撤出来的村干部、烈军属和残疾军人等近两千余人被“还乡团”围困，情况十分危急，上级要求刘学圃率队前往营救。当刘学圃赶到营救地点时，不料国民党军队已经觉察，调集了4个主力团的兵力，把我部包围。在此紧要关头，刘学圃本想奋力突围，一位同志说：“这两千多名手无寸铁的干部、群众根本无法突围。附近就是白马关山区，我们转移到那里，凭借山势，居高临下，石头也能当武器，徒手的群众就成了有武器的战士。等大部队来了，就能解围。”刘学圃听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原来，这位同志是八路军老一旅的一位连长，名叫徐武林，因负重伤在某村休养时随村干部撤到这里来的。

按照徐武林连长的意见，刘学圃趁黑夜率队向白马关转移，黎明时分到达山顶后，先把烈军属、残废军人安置在比较安全的山峪里，接着按山口的险要程度作了战斗部署。上午10点左右，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搜山。起初，我部不予理会，等敌军进入险道路口时，刘学圃下令射击。霎时，步枪、手榴弹夹杂着石块，一齐向敌军倾泻下去。敌人见势不妙，扔下几具尸体，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就这样，敌人一天之内发动了3次强攻，但都没能突进险道半步。第二天，我军主力得知情况后火速赶来，从两侧发起攻击，敌人深知我主力部队英勇善战，不敢恋战，只好乖乖地撤退了。白马关解围后，刘学圃带领这批村干部、烈军属等先到沂源县某地休整了一天，然后继续向北转移，最后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区，胜利完成了上级领导交待的任务。

回淄博勇挑重担 禹王山力挫强敌

1947年2月，淄博矿区又一次解放，鲁中区党委决定恢复淄博矿务局，并任命刘学圃为矿务局工委书记兼局长。刘学圃虽有在新汶矿区工作的经验，但他知道，淄博矿区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矿区之一，幅员辽阔，矿工众多，这副担子对他来说实在是相当繁重的。可是，为了支援前线，他还是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刘学圃带领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进驻淄博矿务局驻地——洪山镇，由于国民党军队已两次侵占淄博，整个矿区被糟蹋得千疮百孔，所有矿井都遭到严重破坏。在洪山矿区，为了早日恢复生产，刘学圃顾不得多日的行军劳累，也没回家探望年迈的爷爷，立即带领大家投入到恢复生产当中。他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跑遍了淄博矿区的每口矿井进行察看，并组织群众夜以继日地进行抢修。经过几天奋战，使东七坑迅速投入生产；在西河煤矿，他想方设法使桃花峪、斩龙剑、韩家地3个井口在两个月内恢复了生产，产煤量达4300多吨。与此同时，他又发动矿工开展生产自救，临时开办了许多小煤井。这些小井投资少见效快，既能较快解决用煤需要，又能解决工人生活困难，可谓一举两得。到1947年6月，全矿区就有小煤矿200多个，最高煤炭日产量达到1000吨，安排了6000多名矿工就业，使两万多名工人和家属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解决了大家暂时的生活困难。

就在刘学圃全力以赴忙于恢复煤矿生产的时候，被敌军占领的鲁南地区禹村、张庄两矿的矿工，因不堪忍受敌人的迫害，纷纷逃来淄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衣食无着，当时已进入夏季，很多人还穿着棉衣。刘学圃眼见自己的阶级弟兄遭此磨难，立即组织专门班子，负责接待安排，使这批矿工很快得到安置。他们吃着热腾腾的饭菜，无不感激地说：“淄博矿工真是我们的亲弟兄。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早日赶走国民党反动派。”

1947年8月，国民党军队再次侵占淄博。刘学圃完成了撤矿任务后，把各矿撤出的矿警队员组织起来，经上级批准，正式建立了山东矿山警卫大队（简称矿警大队），马玉强任大队长，刘学圃任政治教导员，下属四个中队，共计400余人。这支以矿工为主的武装，主要是在矿区附近坚持游击战并配合我军主力作战。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入侵，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也纷纷窜回淄博，大肆进行反攻倒算，疯狂捕杀我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致使许多人逃离家乡，寻找我军保护。矿警大队成立不久，就收容逃难的群众近千人。为将这批人转送渤海地区安置，8月下旬，矿警大队护送他们行至博山西南部禹王山下的虎牢关时，与淄川县独立营、博城区武工队等会合。因目标过大，被敌人侦知，敌酋立即调遣新五军一个团的兵力将我部包围。刘学圃想起白马关战斗时的经验，建议先把干部群众转移到禹王山后，再借助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大家完全同意，很快做了战斗分工，矿警大队负责把守上山的要道——水龙脖子。

8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敌人开始攻山。大约一个营兵力边打枪边喊，气势汹汹地向山上扑来。等他们进入水龙脖子的横道时，刘学圃匣枪一举，战士们集中火力猛扫敌人，霎时间，浓烟滚滚，敌人乱作一团，四散逃去。时隔不久，敌人开始第二次攻山。他们接受了教训，不再狂喊乱叫，而是猫着腰，东瞅西看地慢慢往上爬。当距我军埋伏地点约百余米时，刘学圃才下令射击。机枪、步枪愤怒扫射，手榴弹遍地开花，敌人又败退下去，第二次进攻又遭失败。中午时分，博山、淄川两县的领导及时送来了食品和弹药，给战士们极大的鼓舞。下午，敌人又发起的两次攻山，均被我军迅速击退。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我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官兵70余人的战果，其中击毙敌参谋长1人，使干部群众得以安全转移，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东家庄围点打援，

洪山矿营救难友。

昨天是煤矿工，

今天是矿警队；

枪把握在手，

专打“还乡队”。

蒋军敢来犯，

打他个迎顶碎；

支援解放战，

愿作后备队。

这是矿警大队战士们自编的一首歌谣，也是矿警大队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矿警大队在刘学圃率领下，在百余里矿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

1947年深秋，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次侵占淄博后，在矿区要道车家庄设了据点，不仅祸害附近百姓，而且给我淄川地区的对敌斗争带来极大危害。为此，中共淄川县委要求县独立营和矿警大队协同作战，尽快拔掉这颗钉子，经领导研究决定，由独立营主攻据点，矿警大队配合打援。作战方案确定后，矿警大队迅速埋伏在车家庄南面的一个小山头上。晚9时，独立营攻打车家庄的战斗打响了，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约半夜时分，一股国民党增援部队进入矿警大队埋伏地区，当敌军接近我方阵地时，刘学圃下令射击，敌人冷不防遭到突然袭击，顿时乱了阵脚，但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加之有美式装备，很快重新组织力量，再次全力进行强攻。刘学圃知道，双方人数、装备悬殊，不宜硬拼死守，便和大队长马玉琨商量，要他带队坚守阵地，自己带一个中队绕到敌人侧面进行袭击。当刘学圃带领的队伍尚未到达预定地点时，强攻山头的敌人已接近我方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中队指导员王义轩在战斗中牺牲，大队长马玉琨也受了重伤。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刘学圃带领的队伍赶到目的地后，迅速从侧翼袭击敌人。眼看就要攻上山头的敌人遭到突袭，立时慌了手脚，他们生怕腹背受敌，只好狼狈退去。

矿警大队及时阻止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凌晨，淄川独立营也攻进了车家庄，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一名中队指导员牺牲，大队长马玉琨等多人受了重伤。刘学圃对此十分关怀，凭他开过药店的经验，亲自为大家查看伤情，研究治疗方案，终于使马玉琨等转危为安，保全了生命。马玉琨谈起这段战斗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到现在，是刘学圃给了我这第二次生命啊！”

车家庄战斗结束后，矿警大队按照上级部署开展“三查”、“三整”运动。这时，洪山煤矿地下工作人员送来紧急情报，说敌人把该矿青壮年全部编队进行军训，不久将送往济南充军，要求我军部队尽快营救。接到情报后，刘学圃和几位大队领导反复进行研究，有的同志认为：洪山煤矿敌人有重兵把守，我们去多了目标大，敌人容易发觉；人少了又无法应付，最好同主力部队联系，请他们帮助。有的同志则说：“现在主力部队正在准备大反攻，我们不能为此去牵扯他们。”最后，刘学圃说：“矿工是我们的阶级弟兄，营救他们是我们矿警大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困难再大，我们也要设法克服。”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刘学圃终于找到了营救办法。一天深夜，他亲自带领一个加强小分队，悄悄埋伏在洪山煤矿门外的东山上。天刚放亮时，就听见矿上的敌人吹哨集合。只见一个教官模样的人走出来，在宽阔的操场上走来走去，注视着被迫受训的青壮年矿工的队形。附近碉堡里的敌岗哨，有的哼着小曲，有的叼着香烟，显得异常平静。刘学圃见时机已到，便下令出击。加强小分队队员似猛虎下山，冲下山头，紧密的枪声，震耳的吼声，震撼着矿山。受训青壮年们见此情况，纷纷四处逃散，不久就跑得一干二净。教官模样的家伙急得团团转，碉堡里的哨兵更是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当大股敌军赶来时，刘学圃带领的加强小分队早已安全转移。就这样，刘学圃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勇敢，营救了上千名青壮年矿工逃出了火坑。

为矿工日夜操劳 患重病与世长辞

1948年3月，淄博解放。上级决定矿警大队升入主力部队，刘学圃调任华东矿务局副局长。不久，山东矿务局成立，刘学圃任局长。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山东境内除济南、青岛等几座大城市外，其余中小城市相继解放，军事用煤、工业用煤、群众的生活用煤都迫在眉睫，于是，迅速恢复煤矿生产的重担再次落在刘学圃肩上。

为尽快恢复生产，刘学圃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首先深入各矿，发动广大矿工，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和高度的创造精神，投入坑内排水、整修巷道的紧张战斗中。仅几个月时间，就有8口井排出巨量积水达1300多万吨，开掘整修巷道23000多米，使一座座矿井相继恢复了生产。从1948年3月至年底的近10个月时间，仅淄博地区各煤矿就产煤36万多吨，为支援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刘学圃全身心地为恢复生产而紧张战斗时，不幸患了肝炎。组织上几次动员他住院治疗，但他仍然以忘我的精神带病坚持工作。1949年8月，洪山煤矿车七井发生了重大水淹事故，多名矿工被困在井下，情况危急万分。刘学圃闻讯星夜从济南抱病赶赴淄博，亲自在井口指挥抢救工作，一连几天顾不得吃饭睡觉，当同志们劝他离开现场时，他果断地说：“事故处理不好，矿井不恢复生产，我决不离开井口。”就这样，他在矿上坚持了两个多月，对遇难矿工家属进行了妥善安置，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矿井恢复生产后才返回济南。

1951年春，刘学圃去北京开会，因肝病复发，晕倒在会场上，经抢救苏醒后，又坚持参加会议。同年底，他去上海华东局财委汇报工作时，再次病倒，经医院检查，确诊为严重的肝硬化。住院治疗期间持续高烧，有时昏迷不醒，饮食不进，靠葡萄糖维持生命，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经上海各方积极治疗才转危为安，逐渐好转。

就在刘学圃住院期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山东许多煤矿的主要干部成了“老虎”，其中除有少数人堕落为贪污犯外，也有不少同志属证据不足，处理偏严的问题。刘学圃得知后，心情十分焦急，病稍有好转，便匆匆返回济南，立即组织力量调查了解，并亲自找受冤屈的同志谈话。在掌握大量真实情况的基础上，他多次向省委和法院提出意见，经有关部门核实，很快使淄博、新汶、临沂等地一批无辜的同志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回到了领导岗位。

1954年，刘学圃的肝病尚未痊愈，又发现了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几乎是不治之症。为此，医生建议他长期住院治疗，他却说：“既然我的病不能完全治好，与其卧床保命，倒不如出去再多为党做点工作。”就这样，在病情稍稍稳定后，他说服医生，出院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刘学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尽量争取为党、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回机关后，他除坚持天天上班外，还经常到基层调查情况，处理问题，有时彻夜不眠，使周围的同志看了非常心痛。

1957年秋，刘学圃再一次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当送进山东省立第一医院时，病情已严重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1957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仅38岁。

刘学圃病逝后，由国家煤炭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济南煤炭局等部门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在济南青年公园举行了公祭仪式，高克亭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致悼词，许多省、市的领导以及矿区的干部、工人代表也参加了公祭，沉痛悼念人民的忠实公仆刘学圃。

会后，刘学圃的遗体安葬在他的故乡——淄博市张店区军屯村。省煤炭局专门为他立了一座墓碑，上书：“刘学圃（邢善政）烈士之墓”，以做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