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中，中共成都市委委员、共青团川西特委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周尚明被反动派杀害了！

周尚明，成都人，家住梓渣街。1908年4月1日出生。父亲周兴发起缝纫工，母亲周张氏。1922年暑期，周尚明从北城小学毕业，考入“宾萌公学”读了一个学年。当时，恽代英在这个学校执教，他以丰富的学识和革命理论，雄辩的教导激励青年，周尚明因之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3年暑期，周尚明考入公费的省立第一师范，编在第十二班。这所学校，当时便有提倡新文学思想和倡导革命进步活动的张秀熟，袁诗荛等先后在这里执教。

周尚明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新知识和革命思想。自入省师读书后，便住在学校，即使每次回家，也总是专心阅读带回的书刊，很少向姐妹闲谈。1924年“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成立，馆长卢作孚购置不少进步书刊。周尚明在学校办了通学证，以便课后去借书。他晚间也常去阅读一二小时。当时同卢作孚的弟弟要好的张子玉（恽代英在沪州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1924年初来到成都）就住在这个图书馆，常同图书馆的服务生和青年读者“摆龙门阵”，讲社会现状，指导阅读进步书刊。一次他提议组织起来学习，周尚明和大家都十分赞成，于是就组建了“少年俱乐部”。由于团组织的重视和革命人士的支持，很快筹集到一些活动经费和进步书刊，特别是得到李铁夫和吴景伯资助后，购置了不少书刊和体育用品，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其中尤以通俗教育馆的服务生和省一师、省一中的学生为多。省一师有周尚明、葛人高、陈平三、石邦榘等，省一中有高凌、程进思、陈初尧、彭文伯等，通俗教育馆的服务生有罗世盐（静予）、巫俊受，失学青年有李晓渔（宗林）等。由于他们接受革命思想比较早，不少人后来都成长为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了。

1924年冬，周尚明和张子玉谈到彼此都曾经受过恽代英老师教育和帮助，更加亲热。周尚明细谈了思想上的苦闷，说:“我父亲靠缝工度日，我童年饱受贫困和愁苦。常想到那些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脑满肠肥不做正事的人，却耀武扬威；像我父亲如牛似马，终年劳动还不能供家糊口，受人轻贱；难道我们是天生的贱骨头？！什么博爱、自由、平等？全是骗人鬼话！这生活，这社会，这国家，这世界，要怎样才能改变得合理一点，正义一点？”张子玉说:“你想得深，问得好！除开你们在学校学的国文、算术、三角、几何等学科，还有讲国家和社会为什么有贫富悬殊的道理的书报杂志。学问还多，要多读点，多同明白道理的人议论探讨，慢慢就会弄清道理，解决问题的。”1925年，由张子玉介绍，周尚明参加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即“C、Y”）。由于他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才干，1926年中国共产党组织批准他由团转党，1927年担任了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

周尚明在“少年俱乐部”和张子玉工作配合得较好。俱乐部最重要的是组织青年学习。一次他和高思伯读李季译的“通俗资本论”，对“先资本主义的外围”这个概念总搞不懂，先后曾找了张子玉、刘愿庵等讲解。由于他刻苦认真学习，进步十分显著。

1925，他在省师校内和葛人高、陈美生、周道钧等建立了共青团支部。他们积极为要求进步的同学创造条件，推动学习。组织家境清寒又渴求新知的同学用分买共读的办法、搜集革命进步读物。“中国青年”、“洪水”、“向导”、“新青年”、“少年中国”、“创造”、“莽原”以及“马克思主义入门”、“资本论浅释”、“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成了他们的主要读物。每到星期天，他们便到总府街昌福馆内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去。这个书店推销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的各种书报，但多系革命进步读物。在这广泛的群众基础上，1926年他们组建了“赤锋社”。社里由于有葛人高、陈平三、石邦榘、陈选、白贞瑞等积极活动，工作一直开展得很出色。

周尚明常说:“革命一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就是国际歌中唱的‘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各个民族要往来，没有共同语言大不方便。大家应该学习世界语。”1926年，他参加了高自性、吴先爱等组建的“成都世界语研究社”，在紫薇阁楼上，由吴先爱教他们。学习后回到学校.他组建了10多人参加的世界语学习小组”。学习一段时间后，要求学员在一起时要用世界语交谈，有错就要受罚。

周尚明兴趣广泛，爱好文艺、音乐、绘画、体育。一次他得到“国际歌”曲谱，急忙找同班同学冯棣研究，他觉得有些低音好象应是高音，接着又在学校找到一架破琴试弹片断，那庄严雄壮的音感立刻显示出来，他们也不禁为之振奋。“少年俱乐部”通过团组织请刚从苏联回国的蒋光赤撰写歌词，由“成都美专”学生李智等请音乐教师卜超人作谱。这首歌作好以后。李智弹琴，罗世盐、巫俊受教唱，周尚明练唱认真、纯熟、很有感情。从此，这首“少年俱乐部”部歌成了鼓舞全体成员战斗和前进的力量。周尚明特别爱好演剧，他的表演才华出众。在“少年俱乐部”他就参加过郭沫若的“聂姜”，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等的演出。1926年下半年，省一师校庆时。共青团支部和“赤锋社”是参加筹备的骨干力量。校庆前夕，他们就用壁报、标语、彩花、画幅、彩旗把学校装点得十分漂亮。周尚明和葛人高还把“少年漂泊者”搬到校庆舞台上演出，由他扮演张铁匠，葛演汪中，陈平三演玉梅。他还演了“盲哑配”中的哑人、“假洋鬼子”中的假洋鬼子。演出这些新剧，抨击了黑暗社会，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号召热血青年到革命军队中去。校庆后，校内外的老师、同学和群众还常谈论他的演出，学校邻近街道的男女老幼都高兴谈谈“张铁匠”、“哑巴”，特别是小朋友，还常常三五成群亲热的跟在身后叫喊:“假洋鬼子！阿Q要革命，不准摔打狗棍！”这次校庆活动的影响很大，有不少激进青年参加了“赤锋社”、共青团，个别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校庆后，周尚明邀约班上同学办了个“砧声”壁报，出版几期，引起教务长张秀熟的重视，叫负责人到教务处询问情况，大加鼓励，还对壁报的发展方向、内容、文风、编排，以至插图，都给予了指导。从此，大家热情更高，决心要办得更好。由葛人高把“砧声”登载的自己写的长诗加以整理后，投稿到“四川日报”副刊编辑部去，经李劼人加上“编者按语”发表了。“砧声”影响更大，各班同学纷纷投稿。不久，各班自办壁报，杨朝熙（沙汀）班办的很精彩。当时能出现这样良好的风气，是张秀熟等老师关心进步思潮和文艺爱好的反映，也是周尚明等共青团员和“赤锋社”员积极工作的结果。

周尚明性情直爽随和，极富幽默感，饶有风趣，群众喜欢亲近他，因此团结了不少人靠近党、团组织。他的同班同学如刘尔钰、冯棣、傅天锡，低一班的如肖逸父等都和他很要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

周尚明为党和团工作卓有成效。如他帮助张博诗进步就给人以深刻印象。张是1922年暑期考人省一师，编在第十一班，比周尚明高一班。当时同学中有种坏习气，新旧同学、高低班次之间都不结深交，不然必受讥嘲。但是，不到一学期，周尚明就冲破陋习，和张博诗很要好。到周尚明入团后，同“狮子狗”斗争更激烈，张博诗常态度鲜明地站在周尚明一边。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接近，1925年，张博诗由周尚明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有一个华阳中学的学生，1925年由在省师读书的亲戚介绍，认识了周尚明。此后亦经常得到周尚明热情的帮助。周尚明带他跑“华阳书报流通处”，指导他阅读“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五卅”运动中还给他讲了许多反帝的事理，并引导他参加许多工作，终于使他提高了认识和觉悟，于1927年8月参加了共青团。特别是对杨朝熙（沙汀）的帮助，使杨长记不忘，30多年后杨朝熙还回忆说:“这是一个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也是考验和锻炼每一个革命青年的时期……我从尚明同志那里得到了不少鼓舞。”“1926年冬天……我们从北京回来，但我从他那里才真正认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实际斗争”。1927年，由周尚明介绍，杨朝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周尚明和同志们在党和团领导下积极工作，使当时成都市的共青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全市多数大专和中学都建立了团的支部、小组或革命社团。当时“赤锋社”等党所组织领导的成都“八大赤色社团”，就非常活跃。这一切和周尚明的积极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1928年初，他即被选为共青团特委书记。

1926年夏，党派张子玉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少年俱乐部”曾由省一中的高凌负责领导了一段时间，工作开展就较差了。这年底，改由周尚明负责，又才重新活跃起来。当时成都市工会成立，由于少年俱乐部成员高思伯在市工会工作，周尚明遂将尚无固定社址的少年俱乐部搬到市工会所在地“中山公园”（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内，还办了一张小字墙报“红英”由罗世盐负责，周尚明和高思伯为主要撰稿人。1927年反动派捣毁市工会，这个墙报被砸毁，“少年俱乐部”也被迫转入了地下。

按照中共成都市委的决定，周尚明曾组织省一师一些同学，以实习名义在省一师附近办了一所平民夜校，由陈平三，石邦榘负责。参加夜校学习的主要是南府街一带的长机工人，同时也有学校工人和邻近的劳动群众。程子健、龚堪慎等同志都来夜校讲过话。郭翼棠、李保鲁和一些党、团员同志都来教过课。李正恩也来讲过话，还找长机工人摆谈家常。另外，在南府街附近一个庙里还办过一个义务小学，只有二十几名学生，周尚明教得特别认真，有时他忙不过来，还请冯棣去代课。

1927年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后，原来同共青团和革命组织尖锐对立的国家主义派，攻击周尚明等进步同学更凶狠。他们的骨干有所谓“二李一肖”，加上教师杨叔明的支持，遇事总是针锋相对。周尚明以他幽默、锋利、机智的谈吐，常常驳得他们狼狈不堪。

1927年下半年，在党领导下成都掀起了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和反对劣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党、团领导的革命社团如“赤锋社”等都积极参加斗争。其中，省一中的择师运动进行得越来越激烈。1928年2月初，共青团成都市委召开部分团支部书记会议，周尚明传达了党对省一中择师运动的决定精神：“这次反动派在省一中武装进校，太不合理，己成教育界和社会上的丑闻。同志们要沉住气，团结群众，抓紧反动派在道理和道义上的弱点，从政治上狠狠给予打击。千万避免动武，以免反动派找借口反过来咬我们一口”。程进思、陈初尧都问:“斗争是两方面的事，敌人动武，我们怎办？”参加会议的龚堪慎说:“看来想动武是反动派的阴谋，他们有刀又有枪嘛。在省一中大打出手，也就向群众示威了。我们避免动武，是斗争的策略原则，我们不能上当嘛。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不能让反动派牵着我们走。我们不能那么蠢！一定要坚决避免动武！”会上大家的意见主要是修改补充这个说法，都同意照党的指示办事。周尚明再一次征询程进思、陈初尧的意见，他们说：“我们执行党的指示，只怕形势发展和群众情绪难掌握。”最后，周尚明又叮咛：“要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2月5日，中共成都市委组织了一次支援省一中择师运动的示威游行。午前群众聚集在支矶石公园，周尚明又通知指挥这次行动的李正恩：“游行队伍不能进人省一中，谨防敌少、武装袭击！”

2月14日，省一中择师运动不幸发展到同学们失手打死杨廷铨的事件。周尚明得信，急到中共川西特委汇报，当时受到特委责问，并向周尚明分析了形势，认定反动派不会善罢干休，可能要借日进行全面镇压。特委研究了处理措施，紧急布置同志转移隐蔽，并当面指示周尚明：“迅速转移办公地点，隐蔽起来。”

2月14日午后和15日上午，不断有要好的同志和同学建议周尚明多加小心，要“有所准备”。“二·一六”当天黎明前不久，他因事跑回学校，当即遭到敌人抓捕。据有同志说，反动派抓走周尚明后，反复仔细搜查了他的寝室，没有得到什么重要东西。

2月16日午后，周尚明等14位同志英勇就义。

    “二.一六”惨案群雕位于成都市新南门府南河桥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