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儿子

——记朱光旭烈士

淄川区编办

1947年8月18日，一个噩耗传遍了淄川县全体军民，人民敬慕的中共淄川县委副书记朱光旭同志，带领警卫员在马棚、萌山一带寻找失掉联系的地方干部时与敌遭遇，不幸壮烈牺牲。全县干部群众悲痛欲绝，呼唤着他的名字，追述着他的革命事迹……

一

朱光旭，原名孙在峻，化名高仁谦。1917年9月生于淄川县城北朱家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931年在本地小学毕业后，随经商的大哥去青岛李村中学读书。是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日寇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了爱国志士们的强烈愤慨。正值少年的朱光旭更是义愤填膺，他铮铮有声地向同学们发誓：要学习岳飞，当一名抗敌英雄。从此，“国事”成了光旭的心事，他自己订阅报纸，天天注视着风云的变幻，国家的危亡。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李村中学的进步师生也加入到斗争的行列，朱光旭成了参加抗日活动的先锋。每次举行抗日游行示威，他都协助进步老师进行组织工作，成了李村中学学生运动的“小领袖”。不久，李村中学的抗日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学校被迫停办。朱光旭怀着满腔义愤回到了家乡，当时距高中毕业仅有一个多月。

回到家里，母亲和嫂子见他脸带怒气，问他为什么临毕业前回了家。朱光旭就把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活动遭到镇压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并表示要坚决参加抗日队伍。母亲劝他说：“抗日打鬼子要流血掉头，不是闹着玩的，还是找个地方念书去吧！”光旭坚定地说：“流血掉头算什么！与其叫鬼子残杀，还不如为打鬼子英勇牺牲，宁死不做亡国奴！”为了表示立志抗日的坚强决心，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脱下学生服，连同自己的课本、笔记本以火焚之。一家人看他态度那样坚决，只得由他而去。

1937年12月，日寇的魔爪伸到了淄川。朱光旭目睹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暴行，气得紧握双拳，满腔怒火。他拿着毛笔在村里的墙壁上奋笔疾书：“打倒日寇，还我河山！”抒发自己的强烈义愤。为了实现自己杀敌灭寇、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他四处奔波，寻觅革命队伍。

淄川沦陷以后，广大爱国志士为抵御外侮揭竿而起，抗日队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一天，朱光旭听说在外参加抗日活动的本家哥哥孙哲回来了，便立即找上门去寻问。当他得知孙哲是李光祥领导的赵家庄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时，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孙哲的手说：“二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叫我找得好苦啊！”孙哲见光旭抗日心切，当即答应他去参加十四中队。从此，光旭同志如孤雁归群，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

当时在十四中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朱光旭，是一个难得的“秀才”。他积极发挥自己的长处，协助李光祥拟文件，撰布告，编印宣传品，书写标语口号，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由于他年轻有为，工作出色，1938年党组织选送他到费县抗日军政干校去深造。在学习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38年冬，朱光旭同志从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回来，被任命为中共淄川县委宣传部长兼第一区区委书记。肩负重任，他斗志更加旺盛，工作倍加勤奋。为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光旭同志天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东到太河，西至马棚，南起莱芜，北接胶济铁路的全区范围内，到处都有他战斗和工作的足迹。

1939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当时，淄川城里和张博铁路沿线，是日寇和汉奸严密封锁的地区，县委和区委都驻在淄川西部山里。为了发动和组织敌占区人民有力地打击敌人，光旭同志白天在县委研究作战方案，编印宣传材料，夜间就带领同志们下山开展抗日斗争。他经常与战友冯景平、辛树利、徐长荣等同志一起，带领干部夜闯淄川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袭击鬼子；还深入各个活动点部署战斗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到处点燃抗日烈火。县、区机关常驻的马棚、贾官、山庄、西楼、灵昭一带的党组织，多数是他亲手组建的；他还经常与淄川城附近的许多党组织联系并指导工作。

朱光旭同志的家乡朱家庄，距城里仅有三里路，敌人控制得很严。但他的家里实际上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南屋比较坚固的宿棚上，成了党的秘密会议室。该村第一个党支部，就是由他组建的。白天不能开展活动，就夜间回村召开党员大会，串联积极分子，宣传抗日大好形势，部署对敌斗争任务，并且亲自带领村里的党员星夜出战，英勇地打击敌人。

有一次，他带着一批宣传品回家后，召集村里的党员开会。会前，他教大家唱《国际歌》，并向同志们讲解歌词的含义和巴黎公社的斗争事迹。讲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这时，他拿出带回的宣传品说：“为了配合全县的抗日斗争，县委指示我们把这批传单、标语贴满淄川城。”接着他带领大家连夜出发。这时，天正下着雨，同志们觉得他眼睛近视，天黑路滑行走不便，都劝他留在家里。可光旭坚决不肯，他亲自背上标语、传单，提起糨糊，和大家摸进城去，不到3个小时，就在城墙四周、主要街道两旁及商店大门橱窗上，贴满了“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等标语口号。

1940年至1943年，朱光旭同志担任县委敌工部长，他常常出没于淄川城附近日寇的严密封锁区，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敌斗争。他针对地形特点和敌人的活动规律，经常组织张博铁路沿线的广大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从苏王到小庄一带的铁路，三天两头被破坏，火车被劫、岗哨被摸、炮楼被毁，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有一次，县委决定连夜破坏从五里河至小庄一段的铁路线，由光旭同志担任总指挥。当时正值隆冬，他为了保证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亲自到沿线各村发动群众，冒雪跑遍了20多个村庄。深夜一点，两千多名抗日群众扛着大镐、长撬，汇集到从五里河至小庄一段的铁路线上，光旭同志一声令下，大家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4里多长的一段铁路拧成了“麻花”，使敌人的铁路交通中断了五六天。

1945年7月，汉奸营长孟永德，带领城里的汉奸队去增援被我包围的馆里村汉奸队，行至北苏西山顶时，被我事先埋伏的武工队打散，孟永德当场被擒，交给光旭同志审讯。孟永德是城里的“头面人物”，如能争取过来对我大有益处。于是，光旭同志历数了他的罪恶，重申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又向他进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并指出，只要他为抗日做点好事，便不杀他。孟永德见给以出路，连谢不杀之恩，当即表示愿为抗日出力。孟永德被释放后，及时给县委提供了重要情报，为解放淄川城立了一功。

原泉龙乡伪乡长孙在仲是光旭同族兄弟，光旭曾多次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他要“身居曹营心在汉”，暗中为抗日出力。在光旭的启发教育下，孙在仲不仅为我搜集敌伪情报，还经常代我们把抗日宣传品送交城里及附近各乡的党组织，成了我方的“地下联络员”。但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铁杆汉奸，光旭同志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狠狠打击，毫不手软。“博爱乡”伪乡长李茂斋，充当日寇走狗，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被人们称为西山一霸。光旭同志便将其抓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行，当场处决。苗家窝村汉奸村长贾洪元，认贼作父，死不回头，使该村的群众和党组织受到巨大损失，他也被光旭同志派人抓到，处以死刑，为民除了害，撑了腰，给那些为敌人效劳的坏蛋敲响警钟，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淄川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三

1943年秋，光旭同志被任命为淄川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我党不少基层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培训干部，提高党的战斗力，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为此，光旭一心扑在组织建设上。白天，他在县委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夜间便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捍卫党的组织，保护党员，胜过自己的生命。1944年冬，他家乡朱家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支部书记孙在宪被日寇抓去，受到严刑拷打，朱光旭同志闻讯后心急如焚。他不顾敌人对他的搜捕，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赶回村内，亲自去找伪乡长孙伯平和淄川地区的知名人士朱兰田，想方设法将孙在宪保释。经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本村的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起来。

光旭同志非常注意纯洁党的组织，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以身作则，大公无私。他的二哥早在1938年就参加革命，入了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后来，由于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革命意志衰退，成了贪杯之徒，三天两头喝得醉醺醺的，常常贻误工作。光旭同志多次给予教育和严厉批评，但他恶习难改，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因此，光旭亲自在党组织会议上提议，并由组织出面，劝其退了党。事隔不久，村里有几名党员连续被捕，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许多迹象表明，准是有人向敌人告密。光旭经过反复调查，发现是他二哥做的坏事，他气愤极了，立即派人将二哥抓到店子村，并亲自给予严厉惩罚。后来，在县委其他同志的协助下，责令其二哥立功赎罪，限期让他去找伪乡长，将被捕的同志保释出来才算了事。

光旭同志作风朴实，在那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总是和同志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处处以身作则，时时起模范作用，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一天，他为了赶写一份学习教材，忙了一个通宵，过度疲劳，加之夜间受凉，第二天便病倒了。炊事员老胡做了一碗鸡子面，端去给他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条件这么艰苦，同志们生病都吃窝窝头，怎么能给我下面条，煮鸡蛋呢！不要因为我是部长就另眼看待，同甘共苦是我党的优良传统！”老胡同志又心疼又着急地说：“朱部长，你生病了，喝碗面条算不了特殊！”光旭坚决地说：“等大家都吃上面条时我就吃，现在你把它送给别的病号吃吧！”老胡一看实在拗不过他，含着眼泪将面条送给了别的病号。

光旭同志对自己要求这么严，可对部下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1943年冬天，有十几名参加培训的干部，天下了雪还没穿上棉衣。光旭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连忙回家让爱人和嫂子做了新棉衣，穿在了每个同志身上。而他自己却仍然穿着一件破棉衣。

他生活上关心干部，政治上更关心同志，许多同志在他的耐心帮助下，进步很快。西楼村的张英、张勇、张前、张步等同志，经过他的培养，当时成了淄川地区的“四大抗日虎将”。还有不少同志经他选送，通过学习培训后，成了革命的栋梁之才。

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上级党组织任命光旭同志为中共淄川县委副书记。担子越重，斗志越高。光旭同志于1946年秋，到洪山矿区出色地领导了工人运动；1947年春，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领导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再次占领了淄博。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正当县委和地方武装干部转移的时刻，萌山区武工队与县委失掉了联系。面临敌人的围剿，身为县委副书记的朱光旭同志，十分担心同志们的安危，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在这危急关头，县委决定由光旭同志带领人员亲自前去寻找武工队。

1947年8月18日，高粱低头，玉米垂叶，天气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光旭同志带领警卫员朱贻利，急匆匆地由马棚向萌山一带寻觅。行至大邢家庄时，他们与还乡团狭路相逢。敌人有二三十人堵住了去路，撤退已来不及，只得与敌人浴血相拼，见机行动。光旭同志当即开枪向敌人射击，两个匪徒应声倒下，其余的匪徒乱作一团。趁敌慌乱之际，他们迅速撤退。匪徒们见只有两人，便胆大起来，并尾随紧追，当他们撤到村边小河滩时，敌人分三路进行堵截，情况万分危急。光旭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掩护朱贻利先撤，让他赶快向县委报告。朱贻利担心首长安全，执意不肯。突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光旭同志的左腿，鲜血直流。朱贻利一看首长负伤，端枪还击敌人，掩护首长撤退。但是，光旭同志由于流血过多，已经不能动了。这时，他又严厉地命令朱贻利：“停止射击，迅速撤退，赶快向县委报告！”朱贻利撤退后，敌人的火力集中射向光旭同志，他身中数弹，倒在河边的小堰下。敌人边追边喊：“抓活的！抓活的！”向光旭同志包围过来。他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忽想到自己的笔记本上，记有县、区干部转移的名单和地点，如果被敌搜去，将给革命造成危害，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忍着剧疼，把笔记本上记有干部名单的几页撕成碎片，吃力地填到嘴里，吞咽下去。当敌人冲到光旭同志跟前时，他已欣慰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光旭同志无私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31岁。

党的好干部，淄川人民的好儿子朱光旭同志光荣牺牲了，但在峥嵘岁月里，他磨炼出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却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载《英名千古》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