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战车烈士事迹

栖霞县民政局

战车原名张贻武，1915年诞生于栖霞县观里镇东南庄一农民家庭里。7岁在本村上私塾，13岁去离家不远的柞岚头上完小，1930年考入烟台志孚中学，初中毕业后去北京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学校无限期停课，学生们纷纷回乡。战车也于1937年8月返回故里。回村后在栖霞县共产党人的影响带动下，积极参与秘密革命活动，并曾在寺口镇口村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战车在一科工作。不久，随中共栖东县委赴栖东新区开展工作，并参与筹建栖东行署。1941年栖东行署成立，战车被委任为一科科长。1945年1月任副县长，1946年冬代理栖东县长，1947年7月，因积劳成疾，肝病严重，医治无效，病故于胶东医院，终年32岁。

反“扫荡”、反内战的坚强战士

1941年春，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胶东组织

反击投降派战役。我胶东八路军于3月15日一举歼灭盘踞栖霞多年的国民党反动派蔡晋康部，牙山地区宣告解放，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栖东行署。战车任一科（民政科前身）科长。抗战期间，抗日民主政府的民政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参军、参政、支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配合主力和地方部队打击日寇、汉奸，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2年，抗战进入艰苦阶段。敌人“扫荡”频繁，政府机关干部行动军事化，住址不定，天天与敌人周旋，既要参加式装斗争，又要做好行政工作。为了打击敌人，配合反“扫荡”斗争，战车经常奉命率领民兵小分队破坏公路，埋设地雷，伏击小股敌人。有次，战车率领民兵小分队连夜把公路分割成一条条很深的沟壑，又和大家一起从南山担着割来的棘子，放在沟壑里，上面培上一层土。这时天已黎明，小分队随即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山头上。当敌人出来“扫荡”时，踩在棘子上，真鬼子哇哇乱叫，二鬼子骂爹骂娘，战车即指挥民兵拉响地雷导火索。顿时，地雷爆炸声、枪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人丢盔卸甲，仓皇逃回据点，一连几天不敢出来。

1945年1月，栖东县参议会选举战车为副县长。抗战时期的县政府工作以支前为中心，一切为了支前，一切服从战争。

1945年底，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妄图进犯解放区的阴谋，我栖东县政府通知全县备战。战车在县、区干部大会上发出号召，集中全县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要求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仅1946年初的10天内，全县就有964人参军。战县长为了更好地发动参军工作，又签发指示，给“一门双英”和“一门三英”的军属送光荣匾。1946年3月，战车又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号召全县人民立即投入保

卫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的自卫战争，全力支前，备战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要求各区把人力、物力组织好，随时准备接受任务。

1946年秋天，栖东子弟兵团的一个排36人执行军事化任务中被国民党土匪队惨杀。栖东全县人民闻讯后莫不义愤填膺。县政府于唐家泊镇麻地村召开有5000余人参加的声讨反动派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战车代表政府致悼词，并作了长篇讲话，痛斥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赞扬烈士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高贵品质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号召全县军民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誓死捍卫解放区。各界代表、遇难家属作了发言。口号声、痛哭声淹没会场，追悼烈士大会变成了声讨反动派的誓师大会。会后，全县又掀起了生产、参军高潮。

1946年底，县长王君益奉调北海专署，上级任命战车代理县长。

在反动派大军压境、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战县长深知最好的备战是狠抓土地改革，让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还要抓好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在人民民主政府领导下，栖东全县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改、参军运动。过去世世代代受苦受难受压迫的农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投入到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根据上级指示，战县长把支援部队的粮食全集中在各交通要道，以便随时起运。1947年初，战县长再一次签发支前补充指示，要各区把民工、牲口组织好，村一级为小队，学区为中队，各区设大队，并要立即训练演习一次，切实提高民工的战备观念和组织观念。每次子弟兵团和民工出发和凯旋，战县长必作动员和欢迎报告，动员他们要做宣传好、完成任务好的模范，并对模范、英雄人物给予奖励。

对烈、军属怀有特殊的感情

抗战时期，优抚工作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战车做为民政科长，深知这一工作的分量。

栖东县是1941年的老解放区，广大翻身群众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军、参政、参加民兵、支援前线，为夺取抗战胜利，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大牺牲。全县的烈军属和伤残军人数量都不少。优抚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拥军优属，战车从普查优抚对象入手，按照政策，狠抓群众优待。在群众优待方面，主要是抓了为抗属（对军属、工属、残废军人的总称）的代耕工作。抗战时期的抗属多系贫苦农民，他们数量很少的耕地也无人耕种，所以要发动群众为抗属代耕。战车通过多种会议来宣传代耕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以县政府名义通知全县各区，将抗属不能自耕的土地，合理分配给18—55岁的男劳动力来耕种管理和收获。很快使抗属代耕土地的工作在全县开展起来。

代耕工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来后，战车没有满足，他通过实地蹲点调查，发现有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抗属所发生的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困难有依靠政府和让政府包下来解决的依赖思想，这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于是战车将这一问题提到政府会议上来研究，待统一思想后，于1945年2月4日召开了全县优抚工作会议，战车作了“立即转变优抚方针，开展群众性优抚工作”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行署又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区立即开展群众性的优抚工作，做到（1）以村为单位，发动各阶层有负担能力的捐助粮、款，救济贫苦抗属，做到先军属后工属。（2）要保证抗属至少每人有一亩地。（3）有学田和公田的村子，要首先租给抗属耕种，租子要少，如已经租出去的可动员让出来给抗属困难户耕种。（4）可动员地主匀出一部分土地给抗属种。（5）政府也可以从救济粮中拿出一部分，来典买土地给抗属种。（6）抗属生小孩，动员村民送米。指示下达以后，战车又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基层作实地调查，从全县范围看，抗属的生活普遍有了提高。但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的抗属原来占有的土地很少，即使实行代耕，收入还是不高，生活也改善不大。于是战车萌发了集中力量和时间来解决抗属土地问题的想法。并和县有关部门研究，经过试点，在全县推开。据1946年的统计，栖东县给烈、军属解决土地6560亩，给工属解决土地1732亩，土地来源从庙田、学田、捐田、租田、反霸田等解决。这样，栖东县抗属每户平均土地是：军、烈属户平均3.35亩，工属户平均4亩，从根本上解决了抗属的生活问题。

1946年春，战车虽忙于领导全县工作，还责成有关人员再次深入基层对代耕工作进行检查，发现有的村子代耕流于形式，耕作粗放。抗属实际收入粮食不多。还有的抗属的打炕、推磨、积肥等零活没有人干。战车又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代耕、做零活合同制”。这是代耕工作的一次改革，把代耕的要求和做零活的数量写在合同上，层层签字，以示负责，秋后实行总结，有奖有罚。使全县的代耕工作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年秋，战车亲自指示各区政府和优救委员，要代贫苦抗属付还灾荒年间所借的粮食。

战车对烈、军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严冬来临，他下乡到村，必去烈、军属家探望，问寒问暖，看有什么问题，即责成有关人员立即解决。每逢新年、春节，都到政府机关驻地抗属家里拜年，把党对抗属的关怀送到他们心里。

战车做为民政科长，工作量已经很重，根据领导的决定，还兼做人事工作。1941年，牙山地区刚解放，栖东行署刚成立，建立健全机构，人事调配至关重要。战车默默地埋头苦干，夜以继日的工作，从干部登记、个别谈话、小型训练班，到考核审查干部，都要去抓。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工作，县区两级政权机构很快建立起来，干部基本配齐。县抗日民主政府各科、局正式对外办公，人民政府的职能很快发挥出来。

栖东县优抚工作作得很有成绩，广大烈、军属尤为满意。战车深入细致、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抓点到面，开展减租减息

1945年春，战车具体负责县政府驻地一马陵冢村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马陵冢村大地主兼资本家李树田外号“三崴”及“大崴”、“二崴”等弟兄六人，通过巧取豪夺霸占了五六千亩地。他们的“庄子”遍布全县各地，光在马陵冢村就占有半数以上土地，在北京、烟台、栖霞城等城市中还设有钱庄、商号。家里有大兵护院。雇工佣人长年不断。他们对佃户、农民、雇工实行残酷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但他们又惯用两面派手段，施舍小恩小惠，欺骗广大佃户农民。有的群众受了蒙蔽，釆取明减暗不减，或白天减租，晚间又把地租送还地主等。为此给当时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工作带来困难。县里决定“三崴”是这次双减工作的重点对象。战车带领工作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准确的资料，通过分析论证，确认“三崴”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缩影，剥削方式花样多，手段毒辣阴险，是革命的绊脚石，是农村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彻底铲除。工作组分头挨门逐户宣传党的“双减”政策，又分别召开各种代表人物的座谈会，发动各阶层群众起来斗争，最大限度地孤立地主阶级。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之后，群众跃跃欲试，斗争大会如期召开。斗争大会召开那天，栖东县各区、村干部列席了会议。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激发，热血沸腾，几千年被封建制度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有如决堤之水，有如火山爆发，表现出被压迫阶级求解放、求生存，翻身做主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斗争会上，佃户、雇工、农民纷纷上台发言，声声血，字字泪，用事实揭发了地主阶级侵犯人权、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清算委员会根据政策，进行了当场清算。通过活生生的事实，人们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战县长在大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农民弟兄们，世道变了，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力量，才能打碎这旧世界、旧制度，才能保卫我们的权利、地位，才不会被侵略，才会做新社会的主人……”这次会议之后，战县长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全县的“双减”工作作了部署，全县很快顺利地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雇工也增加了工资，农会职工会等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47年，这个不平常的年份。人民革命战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也是人民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决战阶段。战车正是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力展宏图的时候，但他肝病越来越严重，他病倒了。县委决定让他去胶东医院治疗。治病期间，他常把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到病床前听取工作汇报，并一起讨论工作。那个时候，缺医少药，治疗工作进展很慢，但战车仍然是那样乐观、自信，对党、对民族抱有很大希望。7月，终因医治无效而病逝。

战车逝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县直机关干部、区村干部、群众莫不悲痛万分。县政府机关炊事员老李同志放声恸哭。他，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怎能忘记战县长和他促膝谈心、同榻而眠的一个个夜晚，他从战县长身上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他哭着、叫着：“我们的好县长，你是累死的，你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你这么年轻，你走得太早了……”

战车没有走，他的思想、人格、风范、道德，永远留在人们的忆之中，永不消失。

战车同志身居领导岗位，却没有一点官架子，而且不以领导自居，从不发号施令。他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把周围的同志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平等相待。把别人的冷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身为县长，常把上面发的几套衣服送给贫穷的职工，而自己到了六月天，还穿着棉衣。1946年夏，战车去亭口区陡崖村帮助麦收，房东于大娘看到战县长大热天还穿着棉衣，心里一酸，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她“命令”战县长先把棉衣脱下来，要给他拆洗一下。大娘把棉衣拆开，再翻过来，发现一个个小动物在蠕动，仔细一看，原来是虱子。大娘找来簸箕，扫帚打下一堆虱子，大娘看着这些虱子，不觉又一阵热泪淌出。还没等衣服晒干，战县长穿起来，向大娘一个敬礼，哼着歌曲去参加麦收去了。

为了工作的需要，战县长配有一匹枣红马，但在行军时，从没有看见他骑过马，马背上不是驮着病号，就是驮着路上遇判的走不动的老人……

战车身为知识分子，但从没有旧知识分子那种清高，卖弄学问，夸夸其谈，瞧不起工农干部的毛病。他总是对同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和同志们谈工作时总是循循善诱，虚心听取对方意见，然后再谈个人意见。

战车处处为干部楷模，自觉遵守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交谈，带头作好房东工作，每逢移防时，和房东总的依依惜别，群众都说，战县长不像官……

战车注重理论学习，又刻苦认真，有钻研精神，能持之以恒。他背包里总装着几本爱看的书，会前会后，抓紧读几页，还有记笔记的习惯。在政府组织学习交流会时，他的发言总是见解独到，博得同志们的赞赏。

战车也以这种刻苦精神来钻研上级文件。对上级指示、通知，他都经过逐字、逐句、逐段地推敲、琢磨，待完全领会其精神后，才加以贯彻。由于当时战争的动荡形势，胶东区党委、行署通过《大众日报》传达指示，指示上注有“不另行文”字样，因此战车把《大众日报》有关文章当成课本来读，重要地方都标出符号。

战车同志把毕生精力用在战斗、工作和学习上，直到停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