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怀念

——于学尼烈士生平事迹

于洪葆

于学尼牺牲至今已整整五十二年了，是招远县抗战以来第一批革命烈士。他的牺牲使中共招远县党组织失去了一名好同志，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堂叔父和师长。五十多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心田。

于学尼，字承圣，一九一二年农历五月二十七生于山东省招远县庞家村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哥哥。他自幼聪明伶俐，被其父母视为珍宝，认为他将来必有出息，所以全家人克勤克俭，供他上学读书。于学尼于1921年进本村私塾就读，1925年考入招远横掌院高等小学，1927年又考入黄县（今龙口市）中学，1929年底毕业。于学尼天赋聪颖，才华出众，又勤奋好学，所以他从私塾到高小、从高小到中学，所学各门课程成绩无不优秀，还学会了音乐和书画，特别擅长花鸟画，画得栩栩如生，深受老师和同学们赞赏。

于学尼中学毕业后，时逢国民革命军北伐，山东都督张宗昌败北，军阀刘珍年投机钻营，其军队被改编，刘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率部进驻胶东地区。刘一进胶东，便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占据地盘，在招远、黄县等11个县委派其亲信任县长，并相继组织成立起11个民团大队，用以捉丁要粮，催捐加税，搞得胶东广大人民难以维生。于学尼目睹这般光景，痛心疾首，愤慨异常，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常对人们说：“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过如此，这样下去，人民何时才能得到安生？”

1930年春，于学尼怀着教育救国的心愿，开始任小学教员，1931年被聘在黄县石桥鲁家任教。是年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三省千万父老痛忍亡国恨，饱尝奴隶苦。这种悲惨的结局，使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于学尼义愤填膺，热泪横流，深感自己不能直接为抗日救国尽职尽责而内疚。因此，他便在学校向师生们慷慨陈词说“现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国家！国家！国已破，家已亡，何为国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他号召同学们“要为收复国土，力雪国耻而努力学习。”师生们深受感动，无不爱戴着这位青年教师。

于学尼求知心切，特别是在东北沦陷之后，他更加渴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3年他在黄县参加了“青年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使他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时候同村于洪儒、刘建邦（读书会会员、后加入中共）、王吉玉（读书会会员）也都在黄县任教，他们所在学校相距不很远，所以经常互相拜访，一起切磋学问，交流经验，谈论政治，抨击时弊，倾吐抱负，互相勉励，思想觉悟日益提高。于学尼在学校附近村庄常见到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弟食不饱腹，衣不蔽体，无力求学。他就借机向这些贫困子弟和他们的家长进行阶级教育，指明贫困的原因是地主阶级剥削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命定”的，也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不需要知识，更不是什么“愚蠢”。

于学尼从就任教员开始到1934年春节，每逢寒假（春节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家中，街坊邻居等乡亲们都爱请他写春联，画灯笼，写灯谜，画窗屏（窗联），他都是有求必应，助人为乐。在庞家村的大街小巷中，许多人家的大门上贴着他写的春联，门垛上挂着他画的各式各样的灯笼，街坊邻居的窗户两旁粘贴着他画的窗屏。对于贫苦人家的请求，他用自己的钱购买纸张笔墨，写好画好之后送到家里。他写的春联、灯谜、画的画贴近生活，乡亲们喜闻乐见。他写的春联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有一年他写了一副“千层瑞雪洗国耻，万家灯火照中华”的对联，贴在自己住室门上，以抒情怀。他画的灯笼有：“喜鹊登梅”、“松鹤延年”、“雄鸡报晓”等。他写的灯谜有：“栋梁无木不成材，冀州异人不再来，跌倒之后足已去，家中失豕寸草在”，谜底为东北失守。以此激发乡亲们的爱国之心。他画的窗屏多为花鸟画、花瓶插花和芍药、牡丹等。那时候穷乡亲们见到他写的春联、画的画，都赞不绝口。

于学尼对贫苦乡亲子弟的学习非常关心，对我的学习更是关怀备至。1934年春节前，他放假回到家中，听说招远县民众教育馆要在朱范村（庞家村近邻）办学校，招收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就先后动员我和于乐三、于正三、刘建培等人的家长送我们到朱范村县办民众教育馆读书，还给我买来了纸墨笔砚。第二年朱范民众教育馆停办，我转入本村小学就读，于学尼也常到学校找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检查我的学习作业，并又给我买来了作文簿和练习本，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于学尼对我学习上的关心和教导，我铭刻肺腑，至今记忆犹新。

于学尼自参加“青年读书会”后，由于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救国救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4年夏，他在黄县石桥鲁家经李铭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政治上开始了新的生涯，他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黄县、招远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冬至1936年夏，他在寒暑假期间回到招远家中，在庞家、朱范周围20多个村庄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党的工作。他有时装扮成乡村医生，由于学德（后参加我军作战牺牲）提着药箱陪伴，以给人看病、种牛痘为名，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凡是到他家和我家有亲戚朋友的村庄，他都是叫着我一起装扮成走亲访友的模样前往。我跟着他数次到过朱范、街柳、单家、水口、山子后、梧桐夼、孙家、张格庄、姚格庄和横掌姜家等村的亲友家中；也陪着他到过埠后、滕家、横掌温家、岔河、大秦家、西疃铺庄、东庄头等村学校拜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向亲戚朋友和穷乡亲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说明造成贫富不均的阶级根源；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促使亲属朋友和穷乡亲们的政治觉醒，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教育成熟的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5年2月，他首先发展我父亲于学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暑假期间，又在横掌姜家村介绍我二舅父姜作为入党。通过各种秘密组织活动，党的革命火种撒播到招远东北部平原的大地上，使党的影响在这一地区日益深入人心，使革命的种子在这一片沃野上生根、发芽、成长。

1935年，于学尼担任了中共招远县特支委员，仍在家乡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12月，于学尼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招、黄两县接合部一带，大力宣传“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事实真相，激发广大师生和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赞颂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义举，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拥护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

同年年底，由于叛徒出卖，中共胶东特委在烟台被破坏。招远、黄县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37年1月，于学尼在黄县石桥鲁家被国民党“山东省胶东民团指挥部”张骧五指挥的军警逮捕，押解到黄县城转解牟平县监狱坐牢受审，从此他身陷囹圄，戴着镣铐，过着铁窗生活。于学尼被捕后，其父母、兄嫂和妻子等一家人悲痛不已，为了救出亲人，忍痛卖了一块好地和一块菜园地，由其胞兄于学新四处求人营救，结果把钱花尽，也未能救得亲人出狱。

于学尼被捕前，由于长期在黄县任教，做地下工作行动隐秘，他的政治身份和革命活动鲜为人知。因此在审讯中，敌人认为他的活动是受共产党所使，就要他交出幕后人。于学尼察觉到敌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仍然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身份沉着应对，说：“我是一个教书的，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是我们教员的本分和职责，我从未受过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我这样做是出于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感情。我从来就认为教员教育学生爱国家、御外侮是正当的，是无罪的！”他这些既普通而又铿锵有力的言词，弄得敌人张口结舌，无计可施。随后敌人为了迫使他屈服，竟惨无人道地对其刑审，使用了皮鞭抽，杠子压，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于学尼虽然被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但他正气浩然，坚贞不屈，对敌人的审问对答如故，对党的组织严守秘密，坚不吐实。敌人无奈，只得将他长期羁押。于学尼在牟平坐牢受审约两个月后，又被押解招远监狱，其妻刘兰欣带着他们的爱子前去探视，他虽然被折磨得身体瘦弱，头发蓬乱，胡子老长，但精神很好。他对妻子说：“你们母子放心吧，我没有什么，你好好拉扯孩子过日子吧！”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要求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同年11月于学尼被释放出狱，奉党组织之命，在招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于学尼获释后回家看望父母、兄嫂和妻子，全家人欢喜非常。但是，其父怕他再出去做那些使全家担惊受怕的事情，就劝他说：“想当年全家节衣缩食，供你上学读书，原想你中学毕业后教书也好，做买卖也好，挣点钱置办点家业，想不到你教了几年学，一个钱也没有拿回家（他把薪俸全部用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倒使家中赔了一块地和一块菜园！”于学尼只是静静地听着。其父顿了一顿又说：“现在总算好了，你出来了，今后可要在家中安安分分地过日子。你先在家好好养养身子，家里再给你点钱，去买辆自行车做个小买卖，也好养家糊口，可不要再出去闹腾了！”于学尼听到这里心中暗自欢喜，心想有了自行车就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了，所以就默默点头答应了。不久，他家又卖了一块地，买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时，于学尼为了得到家庭对自己参加抗日的支持，就向父母、兄嫂和妻子讲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华北，现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怎能看着不管呢？其父上过私塾，闯过关东，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听了儿子的这番话，也就表示同意了他的行动。

于学尼得到家庭支持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于学谨，并给我父亲接上了党员关系，叫其在家一面种地，一面做一些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受党的派遣，以收网扣为名，在招远二区一带和王兰田等同志一起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展“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队员，扩大“民先”组织，使这一组织成为招远人民抗日活动的领导力量。

1938年初，日军进攻胶东，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其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僚纷纷弃职南逃，整个胶东地区一片混乱。2月2日，招远城首次沦陷。日寇铁蹄的践踏，更加激起了胶东人民的反抗，招远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同年3月，中共招远县特支重新恢复（直属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特支共有5名委员，刘儒英任书记，于学尼任组织委员，滕利刃任宣传委员。这年4月，选举产生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招远县队部，他又被选为县队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于学尼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招远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不辞辛劳，东奔西跑，为失去联系的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同时，积极从“民先”队员中发展党员，为招远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贡献。

于学尼深知要抗日救国必须建立和发展党的武装。为此，他在积极抓好党的建设的同时，大力宣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天福山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敌伪的胜利消息，动员有志青年脱下长衫，拿起枪杆，走上前线，抗日救国。

同年5月，于学尼受中共招远特支的派遣，去蓬黄战区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领导机关联系并汇报请示工作，事毕返回招远牟疃。5月22日（农历四月二十三），他与特支委员张玉亭同志一起到高山洼向特支汇报情况，途中在古山屯村北被顽匪杀害，时年仅26岁。

在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可以告慰于学尼烈士的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将展现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

（本文系根据《中共招远县党史资料》，栾宝爽撰《于学尼烈士传略》初稿，王兰田同志来信，刘兰欣、于学谨、姜作为、王吉玉、于学兴叙述和本人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