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云超烈士传略

张思衍 王可鹏 岳昌锁 王海田

夏云超，原名夏元峋，山东省荣成市桥头镇观里夏家村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兄弟七人，他排行居五。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跟随当医生的长兄夏岳五长大成人。夏云超自幼聪敏，勤学好思，举止稳重。在邻村风山小学毕业后，大哥又先后资助他去威海金泉顶中学和北平宏达高级中学读书。受大哥从医的影响，他于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

夏云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强梁横行的年月。他虽出身富家，但在学校里长期与同学中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接触，耳闻目睹民间疾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东北、华北大地，广大人民群众身受双重压迫，生灵涂炭，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唤起了夏云超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受《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经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战斗洗礼，更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并收买汉奸，积极策划“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吞并华北，进而达到独霸全中国之目的。亡国的阴霾笼罩着祖国半壁河山。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近万名爱国学生从各个大学冲出来，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国大请愿。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正在北大读书的夏云超也满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加入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国民党武装军警的镇压，当场有百余名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面对反动派的暴行，夏云超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洪流。第二天北平各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夏云超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罪行。12月16日，夏云超又挺身参加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游行示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持和响应，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夏云超经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激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此后，他又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同反动分子组成的“新学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参加过声援爱国进步人士“七君子”的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平各校被迫停课，纷纷南迁。夏云超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与同学们一起来到济南。后因在济南生活无保障，夏云超辗转回到老家荣成，住在城厢大哥夏岳五家里。

荣成是胶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的县份之一。早在1932年，党就在这里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夏岳五在城厢开设了所“崇德药房”。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战初期，就与中共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李耀文交往密切。夏云超经大哥介绍，很快结识了曹、李二人，并将自己回乡参加抗日救亡的想法和决心向他们作了汇报。曹漫之、李耀文非常赏识这位从高等学府回来的爱国学生，吸收他参加了“河山话剧社”。剧社分设戏剧队宣传队和歌咏队。夏云超经常随同剧社下乡进行宣传演唱。每到一地，他既教唱《抗日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又登台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春节过后，夏云超经人介绍到窑上村小学任教。在课堂上他向学生讲述“九·一八”、“一二·九”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积极参加油印传单、张贴标语和传递情报等革命活动。

同年4月，在李耀文等人的推荐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决定抽调夏云超到部队当军医。党的需要是革命者的志愿，夏云超欣然接受党的调遣，脱下长衫，兴冲冲地踏上了军旅之途。

到部队后，夏云超多次亲临战场，冒着战火勇敢抢救和运送伤员，屡受部队首长的表彰。同年5月，三军改编后，他担任三军三路卫生处主任。当时的卫生处缺医少药。面对战斗频繁，伤员日趋增多的情况，夏云超想方设法解决困难。他到处求亲托友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重伤员和病号就送到他大哥处治疗。当第一次把一位重伤员连夜送到大哥家里时，他抱歉地对大哥说：“你看，我事先没和您商量，就把伤员抬来了…”夏岳五没等他说完，就诚恳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不送到我这里，还能送到哪里呢？”夏岳五当即把自己的房屋腾出来作临时病房，无偿地收治伤病员。前前后后共为三军治愈伤病员10余名。

1938年9月，三军总部在掖县沙河镇与三支队合编，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下辖4个团。夏云超调往六十一团任卫生队长，并在此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旬，我军攻下掖县的杜家围子后，部队开往平度城北的大青扬休整，准备攻打平度城。15日拂晓，与日伪军遭遇。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共毙伤敌人230余人。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我军伤亡也很重。夏云超忙前跑后组织抢救和转移伤员。重伤员刘琪肺部被打穿，躺不下，坐不住，伤口还不时流血，脸色一会儿蜡黄，一会儿潮红，异常痛苦。夏云超想到必须采取适当的卧位，才能减轻痛苦，利于呼吸。于是他迅速跑到群众家找来个驮篓，垫上棉被，将刘琪放在里面，夏云超靠在身边扶着他。连日的行军、抢救，夏云超十分疲惫，他多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可为了减轻战友的痛苦，他佝偻着身子，咬紧牙关坚持着，甚至不敢轻轻地动一动。时间好像凝固了，夜是那样的漫长。夏云超周身酸痛、僵麻，但听到刘琪的呻吟声渐渐低下去，呼吸顺畅了些，他心中说不出的欣慰。天刚放亮，他就马上派人送刘琪到掖县城治疗。

不久，五支队在黄县文基大姜家村成立起胶东抗日部队第一个后方医院（以后为适应战时需要，总院不断扩大，下设若干卫生所），夏云超被任命为院长。这年冬，夏云超与共产党员、卫生员宁超结成革命伴侣。

创办“后方医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医院，药品器械极少，更没有一个正规的专科医生。护士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村妇女，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20岁左右，根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面对这些困难，夏云超不但没被压倒，反而激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夏云超决定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护人员为宗旨，对各所进行轮训。整个培训工作全由他一人承担，又当院长，又当教员，一身二任，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晚上编写教材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白天还要照常讲课。在教学内容上土洋结合，增加了按摩和平时搜集的民间土方验方。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时间抓得很紧，每天要求学员学足9个小时。傍晚，他还领着学员帮助驻地群众劳动，培养同志们的群众观念。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手把手地传授技术，是医护人员的良师益友。

在培训中，夏云超还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们在战争中服务，在服务中学习。在一次战斗中，夏云超和卫生所的领导共同组织医护人员抢救和运送伤员。战后，他联系战斗实际讲课。既讲述战地救护常识和实践经验，又突出地进行“有我们在就有伤员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学以致用，使学员的思想和学业进步很快。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夏云超把各所医护人员轮训了一遍，为提高全院医护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做出了贡献。

同时，夏云超还经常深入到驻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看病治病，很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当地群众都说：“八路军五支队出了一个好名医。”

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流动性很大，后方医院也经常搬迁。每次转移，从轻重伤员的编队，到具体的负责人员，夏云超都一一落实，亲自过问。在路上，他跑前跑后，生怕有一人掉队。当大家都休息时，他还在油灯下学习文件或研究治疗方案。他的行动不是号召，胜似号召；不是命令，赛过命令，有力地激励带动着全体工作人员。当时医院虽然人手不多，但都能积极主动地工作，想方设法克服设备简陋的困难。就这样，后方医院在艰苦的条件下，较好地担负起了伤员的治疗任务。

夏云超还善于团结群众。不论是来自何地，有过什么经历的人，只要是为革命工作走到了一起，他都看成是一家人，给以充分的支持和信任，放手让他们大胆工作。医院里有一位邵医生，家住掖县敌占区，是被顽军张金铭部强拉去当军医的，在平度孙镇战斗中被我军解放过来。此人有抗日救国的愿望，也有一定的医疗技术，经教育愿意留下来工作。但他受不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有时发几句牢骚，闹点情绪，有些同志看不起他。夏云超了解情况后，经常主动接近他和他一起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大胆工作。有一次邵医生负责治疗的伤员中，有几人伤口感染化脓，不少人对此议论纷纷。夏云超说：“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万无一失。我们要相信同志……”他积极和邵医生一道抢救伤员，有效地抑制了伤员的感染。邵医生很受感动。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任劳任怨，积极肯干，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他因掩护伤员而英勇牺牲。

一次，从前线送下来一位王连长，伤势很重。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伤口恶化。夏云超在检查伤情时，发现有蛆从他腿上的伤口里往外爬。夏云超轻轻地为王连长清洗伤口，一面细心观察他的表情。王连长看出他的意思，咬牙说道：“不要管我疼不疼，你大胆地治。早治好伤，我好早上前线。”夏云超听后心情激动，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们党有这样的好干部，事业定会成功！”为了使王连长早日康复，他一连几天不回家，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院里的医生去替他，他说：“大家忙了一天，都回去休息吧，我来值班。”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王连长的伤情大有好转，夏云超日见憔悴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1942年是胶东人民抗战史上最为艰苦的一年。日寇为保证东北至山东的海上运输畅通，支援太平洋战争，加紧与胶东的各顽固派勾结，疯狂“扫荡”，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7月1日，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奉上级指示撤销，成立胶东军区，夏云超调任军区卫生处长兼政委。面对险恶的形势，他更加忘我地工作。他深入西海、南海各分所和连队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建议连队要配有卫生员，营里要有医生负责的包扎所，各团设分所，各军分区要成立后方医院，并提出以团为单位培训卫生员，医护人员要下放充实基层力量，对伤病员要采取分片医治的办法。他的这些建议，受到军区党委的赞扬和肯定。

这时期，夏云超为部队的医务卫生工作倾注了满腔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他一向把政治工作视为部队卫生工作的生命线，利用战斗间隙，常组织卫生干部、战士结合战争实际，学习马列理论，上级指示和时事政策，并且经常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觉悟，鼓励同志们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他还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正确处理同志间的分歧意见，并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一次，他对一位战士发了脾气，说了一些粗话。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心里总是不安。他对妻子说：“那个同志平时一贯积极，偶尔出现点问题我为什么要发火呢？这样是会挫伤他的积极性的，真不该呀！”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找到这位同志，给他赔礼道歉，求得谅解。由于夏云超善于做政治工作，民主作风又好，因而使全处上下形成了和谐、团结、积极向上的政治气氛。

夏云超是一个不怕艰苦，严谨扎实，注重实际的人。战时他同卫生处的同志们一起救伤员，抬担架，并在斗争中鼓励同志们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做好工作，去迎接新的胜利。哪里困难大，哪里有危险，他便到哪里去。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同志们都受到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和鼓舞。平时，他总是以身作则，多办实事。当时环境艰苦，病房分散在各村各户。为了掌握基层情况，他经常走村串户查看病房。

夏云超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领导干部，本应享受较高的生活待遇。但他的生活一贯俭朴，克己奉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拒绝吃小灶，和战士一样吃派饭，吃饼子，喝地瓜汤。一次他感冒了，炊事员特地给他做了一碗鸡蛋汤，他说什么也不喝，说：“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大家要同甘苦共患难。我是共产党员，哪能闹特殊呢。”他有马，但移防时一般自己不骑，不是让给体弱有病的同志骑，就是用来驮文件、书报、灶具等。同志们常常亲切地挑着大拇指说：“咱们的夏处长真是好样的！”

1942年11月初，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率两万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形势非常严峻。为了保证部队伤病员的安全，卫生处奉命在日寇扫荡之前，对已疏散到各地的伤病员进行一次大检查。于是夏云超风尘仆仆地来到马石山地区驻有伤病员的村庄（现属乳山县），检查伤病员的生活、治疗和备战设施情况，并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提出今后工作的改进意见。工作将告结束时，他来到疏散在上杨家村的妻子宁超身旁。这时，妻子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抱着女儿，边亲吻边问妻子：“你知道咱女儿为什么这时来报到？”没等妻子回答，他接着幽默地说：“她是来参加反‘扫荡’啊！”两人都笑了起来。宁超让丈夫给女儿起个名字，夏云超思索了一下说“对这次反‘扫荡’，我们要英勇战斗，去争取胜利！‘英勇加胜利’，就是咱女儿的名字，叫英利吧。”充分表达了他对这次反“扫荡”的战斗决心和胜利信心。

夏云超在家里只住了一天，因为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握别时，夫妻互相激励在反“扫荡”中再立新功。

夏云超离开妻子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3日，日寇突然将包围圈缩紧到马石山地区，把几万名干部群众包围在方圆不足40里的圈子里。这时，夏云超因工作原因没能离开此地，也被包围了。11月24日，日寇枪杀了我军民5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夏云超就在这次惨案中，带领群众突围时，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夏云超是胶东军区卫生工作的创建者之一，他的牺牲，是胶东医务工作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刻在“马石山殉难军民纪念碑”上，也铭刻在千百万胶东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