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何健之烈士

菏泽烈士陵园

何健之原名何思乾，后改名李健，菏泽城内水洼街人，生于1918年，原就读于菏泽六中，后到济南师范读书，并在该校入党。在菏泽六中上学时，何健之受到该校进步师生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因反对封建式的教育，领头闹学潮，被学校强迫停学。“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加紧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何健之等许多热血青年群情激愤，奔走相告，寻求救国图存的真理和振兴中华的道路。在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时，青年们纷纷议论起国亡家破的危机迫在眉睫，如何才能救国救民的问题。何健之激昂地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鲸吞我东北全境，继而又把魔爪伸进关内，占领冀东，威胁平津，染指华北，企图侵占全中国。中国人民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当亡国奴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是中国热血青年，不能坐以待毙任敌宰割，不能让反动腐败的政府丧权辱国，使大好河山沦入帝国主义之手，置全国人民于万劫不复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家要团结起来，唤起民众，共同斗争，抗战图存……”他的一席话，博得了大家的敬佩，不少青年纷纷表示要坚决抗日。

1937年秋，菏泽形势日紧，何健之被派到平陵区和杜寺区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便和与他一起工作的孟宪容结了婚。1938年5月日寇侵占菏泽城，到处抢劫，烧杀淫掠，群众四处逃难。“民先”组织转入地下。何健之在其爱人的娘家平陵区后孟庄住下。该庄虽离城较近，因庄小人不杂，大多数是孟姓本家，又有其妻以住娘家为名，倒也安全。自此，地下党和“民先”组织的许多同志经常到孟家与何健之接头，开秘密会议，研究工作。起初，曾引起后孟庄某些人的猜疑，说他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化了装的土匪，何健之为了抗日救国忍辱负重。他结合当时的抗日形势，敌人的凶残暴虐，向群众做感人肺腑的宣传工作，很快团结了更多的农村青年，并且在后孟庄及其附近的农民中树立了威信。何健之的爱人有一个爱财如命的伯父（富农），一向反对其侄女与何结婚。在事实面前，也逐步改变了态度，说何健之是个好青年，说话有道理，年轻人跟着他能学好；群众都认为他是个可亲可爱的人，乐于接近他。有的老农民找他闲聊一谈就是半天。不到一年时间，本区各村庄的群众被他发动起来了，不少村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发展了党员，壮大了党组织。

1939年5月，何健之和汲丕显、杨培要等同志（这时，汲丕显是菏泽县委书记，何健之是宣传部长，杨培要是组织部长），还有运西地委派来的两位女同志方武和张雪芹，在菏泽西北圈头村办了约有30多人参加的党员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这些人都是“民先”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几个同志轮流上课，主要讲党章、党的守则和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党的组织纪律等，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发动群众，组织妇女会、儿童团，把圈头村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涌现出了许多革命骨干，给以后的南华县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受训的学员，以后大部分都加入了党组织。何健之的爱人孟宪容也是这一期的学员。训练班结束后，孟宪容就到何健之在杜寺集杜庄办的一个完小当教员，这个学校名义上是伪政府办的，实际上是地下党办的，是党组织活动的个地下场所，校长耿文斋（耿海人，党员）。何健之和杨传合等同志借开教员会的名义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工作。他们也常以教员的名义去上课。为了掩护学校的活动，何健之把附近几个村庄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在杜寺集建立了党支部。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在学生中公开教唱革命歌曲，被汉奸报告了菏泽县伪政府，何健之闻讯后，迅速把党员都转移了，学校从此也停办了。

1940年初，驻在菏泽的敌人到乡间疯狂烧杀，建立据点。当时任菏泽工委宣传部长的何健之在后孟庄经过几次研究，深感枪杆子重要，要革命、要抗日、要打击敌人，只有群众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但那时既无钱买枪，更不会造枪，唯一的办法是向敌人夺枪，向地主要枪。经研究，决定把南华县乾元区解元集地主联庄会的枪夺过来。何健之亲自领导了这次斗争，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利用解元集唱大戏之机，由打入联庄会的我地下区委负责人常合民做内应，白手夺枪。张广仁、王守光等同志先赤手空拳进入戏场，逐渐向戏场中间持枪的联庄会员靠拢，形成了一个紧靠敌人的包围圈。一个同志对着一个拿枪的敌人，一伸手就能摸到敌人的枪支。当戏唱得最热闹时，王守先以仅有的一支匣子枪朝天放了一枪，戏场立刻大乱，我8名同志一人抓住一支枪，

朝敌人猛踢一脚，用力一拉把枪夺在手中，惊慌失措的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同志已混入人群，挤出会场，向野外跑去，消失在青纱帐中，胜利地完成这次夺枪任务。经过几次夺枪共得长短枪20余支。从此，在菏泽西北部建立了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多次打击日伪军，使敌闻风丧胆，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0年，何健之经常带着武工队活动于安陵集到圈头和黄河边这一带路线上。当时，这一带据点林立，汉奸疯狂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紧张危险的环境中，何健之带领武工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扩大根据地，保护革命同志和广大群众。敌人“扫荡”时，他们便穿插到敌人统治区，开展斗争。他们还担负着接送从水东、湖西、五地委和黄河北往来的革命同志。地委书记戴晓东同志曾经说过：“那时从安陵集到圈头去黄河边这路据点多，环境恶劣危险，工作艰苦，但何健之同志接受接送任务时，从来没有讲过困难，能够千方百计地与敌斗争，很好地完成任务，保证过往同志安全。”

为了摸清敌人情况，有效地和敌人展开斗争，何健之曾几次亲自到城内探听敌人的消息。有时，他自己化装进城，有时和其爱人一同化装进城与城内的地下党员接头，或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消息。其爱人在城内有一个同学名叫孙秀隐，她的丈夫是商会会长，从她那里能打听到不少日寇和汉奸的活动情况，及时掌握敌情，有利于对敌进行斗争。有一次何健之回来时，遇到了马岭岗汉奸区部敌人，他跑入高粱地里，被敌一枪打得手上流血不止。敌人问话他装哑巴，敌人要打他，他用手势做辩解。敌人把他抓到区部，百般审问，他一直装哑巴，后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汉奸才把他放了。在后孟庄养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何健之曾先后担任菏泽工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等职务，他待人忠厚诚恳，爱护关心同志，平易近人。他经常告诫同志们，作为一个革命者要“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在对敌斗争中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要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武工队既是位好领导又是个好战士，他的言与行，深深地感染了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断增强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1942年，任工委书记的何健之赴黄河北范县区党委学习。是年9月27日，日寇开始对这一带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何健之在这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