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黑若仙姐姐

黑伯理

我的姐姐黑若仙，原名黑丽清，一九一一年生，一九四三年病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在我们老家临清县，文教和妇女界为若仙姐举行了追悼大会。同志们悼念她说：“若仙同志是当地妇女界的革命先行者，党的好女儿。她的斗争勇气和埋头苦干的精神，刻苦学习的精神，都是非常出色的……”姐姐确实是党的女儿，同时也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她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姐姐自幼喜爱读书，开始在县立第一女子小学上学，后在山东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女子部肄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组织临清县“妇女协会”，带头剪发，放足，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她虽然遭到封建势力的讽刺谩骂，但毫不畏惧。她还热情地配合沈廷相同志组织农民协会，宣传“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姐姐求知心切，但因家庭无力供她继续读书，一九三○年她便去西南关小学任初小教员。几年中她积蓄了微薄的收入，于一九三五年考入临清联立乡村师范。毕业后到临清第一完全小学当了教员。姐姐思想进步，热爱教育事业，十分注意向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热切关心他们在思想上的成长。因此在我们这一带，她成为引人注目的妇女界革命知识分子。

一九三七年四月，姐姐由徐运北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临清临时特别支部委员。她和支部书记李葵园、支部委员颜竹林经常对校外青年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提高青年的民族觉悟。姐姐还与临清市的尉迟修职、王毓麟、尉迟修芬等同志，组织地下巡回图书馆、时事座谈会，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线南侵，十一月份就占领了临清，形势恶化。姐姐及同志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她带领我们暂时转移到乡间。在乡下大家计议，除需要留下在乡间继续工作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去山西临汾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或直接去延安找党中央。长途跋涉，危险而又艰苦。姐姐身体瘦弱，大家担心她的健康，劝她留下，她却非要去找抗日队伍，找党组织不可。她说：“走的决心我是下定了，为了抗日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姐姐的话打动了大家，我也很受感动，于是，陪同她一起离别了故乡。

那时，日寇控制了平汉铁路的北段，我们只好先步行去泰安。一路上，姐姐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涉水过沟，不顾饥饿和疲劳。当到达泰安后，打听到这里有抗日的“民先”总队组织，我们喜出望外，立即去找总队部的负责人孙陶林接见了我们当时，山东很需要唤起民众，敦促国民党抗日。因此“民先”总队部把我们介绍到济南第三政训处（即平津流亡学生集训处），做宣传工作。

一天夜里，我们奉命乘军用火车开往济宁。时届严冬，车无棚顶，凛冽的北风吹得大家浑身发抖。这种情况，对有的刚从学校出来的男女青年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可是若仙姐却毫不在意，车行几小时，她没说一声苦。

我们在济宁住了不到一周，又要转移去曹县。这次是夜间徒步出发。行军中，姐姐双脚起了泡，体力也有些支持不住了，需要我扶着才能走。我着急而又心疼，劝她说：“我看这样下去你真受不了，到考城时我把你送到亲友家住下吧。”她听后非常恼火，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长途行军是战时不可避免的，难道打仗就那么容易吗？你愿意扶我走更好，不愿意扶我我自己走！”我再没有话说，只好扶她继续前进。她以共产党员的顽强毅力，战胜了疼痛和疲劳，终于一拐一瘸艰难地走到了曹县。

一九三八年初，由于游击战的开展，需要一部分人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若仙姐姐第一个报了名。在她的带动下，不少同志也都报了名。随之，我们一起回到了山东聊城第六专区。省委代表张霖之和特委书记徐运北，安排若仙姐姐到东阿县西城铺农村开展工作。这年初夏，党组织又调若仙去冀南边区八路军一二九师所在地的党校学习。结业后，她被分配到临清开展妇女工作。当时，日寇已从临清撤走，经姐姐与李蕴华等同志的一番努力，成立了县妇女救国会。后来，妇救会成了当地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群众组织之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临清二次沦陷。若仙姐和县的领导同志连同妇救会的大部分干部，转移到城北十八里村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八路军一二九师驻临清联络处成立后，日寇再次撤离临清。在联络处的掩护下，若仙姐又返回临清工作。一九三九年春，若仙姐调一地委妇委工作。在随八路军先遣纵队东下开辟泰西根据地时，参加了有名的琉璃寺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疏散机关人员，若仙姐和刘慧溪、赵春英同志又返回冠县。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她不顾自己的安危，时时处处关心着同志们。赵春英感动地说“若仙同志真是我的好老师，她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工作上指教，生活上关心。房东大娘说她就像我的母亲，这一点也不过分。”

若仙姐参加革命后，党需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组织上多次调动她的工作，她都愉快服从。她先后被调到地委宣传科任科长、专区文联、卫东中学、地委编审科、专区抗联分会（任妇女部副部长）工作。无论干什么工作，她都认真干好。在地委宣传科和编审科时，她负责编审该地区党内刊物《洪流》、《堡垒支部》和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她不辞辛劳，积极努力把报刊办得富有战斗力。她修改文稿，一丝不苟，及时把抗日的胜利消息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对敌斗争的形势与任务宣传出去，有力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增强了大家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她在卫东中学任理论教员时，抱病工作，认真备课，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受到了师生们的称赞。

一九四三年八月，全党开展整风，地委的干部需要集合到太行学习。从聊城到太行，要经过敌占区。若仙姐姐有病，地委领导上为照顾她，要她留在本地，她却坚持要去，但途中遇上了日寇的“扫荡”，若仙姐怕连累同志们只好返回。可她并不甘心，又二次去太行。不幸途中患疟疾，只好再次返回，住在冠县南部的大里村。这时，冠县流行霍乱病，又加灾荒严重，有的村庄一天死二十多人。若仙姐姐和群众同甘共苦，挖野菜，采树叶，在病饿交加之中，还坚持工作。不久，她也染上了霍乱病。一天晚上，她肠胃剧痛，吐泻不止。那时缺医少药，群众眼睁睁看着，但束手无策。次日凌晨，我的好姐姐，党的好女儿黑若仙，离开了人间。当时，我正在冠县北部接近敌占区的村庄督征公粮，闻讯赶来，望着姐姐平静的遗容，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姐姐病故后，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若仙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原载《山东女烈士传记》，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