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夫是中共鱼台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鱼台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39年在湖西“肃托”事件中牺牲。

郭耕夫，名宗虞，字耕夫，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鱼台县王庙乡程庄寨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在父母的熏陶下，他自幼勤劳、朴素、正直。旧中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极度贫困和痛苦的生活，给耕夫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培育了他同情劳动人民，憎恨封建势力的强烈正义感。

1930年初，郭耕夫毕业于本村村塾小学。1931年8月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兖州）。在学校求学期间，他经常组织和带领同学们编写墙报，借此抒发爱国热情，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运动的怒潮席卷全国，兖州乡师沸腾起来了。郭耕夫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这股洪流。他走街串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游行示威中，高呼“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口号。同年12月，他参加了鲁西南七校师生为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而在兖州火车站卧轨截车的斗争。1933年夏，他参加了该校党组织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鲁迅、邹韬奋等的作品，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1935年7月，郭耕夫于兖州乡师毕业后返乡。适逢黄河决口，家乡遭受严重水灾，学校停办，找不到职业。中秋节后，他联络本籍兖州的同学一起向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就业斗争，先后被安排到兖州县城西农村小学和金乡县胡集高小任教教。

郭耕夫在任教期间，正是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之际。面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郭耕夫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并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贯注于教学之中。他还用自己微薄的薪金购买进步书刊，让学生阅读，激发学生抗日救亡的革命热情。为了揭露汉奸卖国贼的嘴脸，他废寝忘食地挤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殷汝耕》（殷汝耕系冀东的大汉奸），曾在几家杂志上发表，后又改编为话剧《冀东月》，痛斥了殷汝耕在冀东充当日本汉奸卖国求荣的反动罪行。他亲自组织师生排练演出，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郭耕夫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金乡县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郭耕夫于1936年上半年加入了金乡县知识界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1月经瞿子超、秦和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胡集任教期间，先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撒下了革命火种。这期间他还经常到鱼台县，以程庄寨为中心开展党的活动，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37年11月，他领导主持建立了鱼台县第一个党支部——程庄寨党支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局势更加紧张。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郭耕夫组织带领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经常给群众讲述革命道理，秘密宣读散发革命书籍，鼓动群众的爱国救亡热情，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拿起武器，抗日救国。他和赵万庆等人联合建立了临时抗日组织——丰沛鱼砀四县统一领导委员会。11月间，又在胡集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百多支枪。

1937年12月底，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杨启东弃城逃跑。鱼台县群雄蜂起，各据一方，仅民主人士聂娥亭领导的民团就有几百人。这时，鲁西南工委派郭耕夫到鱼台县工作。他与共产党员马霄鹏等多次拜访民团首领聂娥亭，向他阐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以大局为重参加抗日。聂娥亭深明大义，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率民团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不久，郭耕夫、马霄鹏等与聂娥亭商议，成立了鱼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马霄鹏任名誉主任，郭耕夫、聂娥亭任副主任。他们走村串户，巡回宣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行动起来，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通过宣传，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革命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加抗日队伍。

1938年除夕，郭耕夫秘密主持筹办了党的训练班，领导大家反复学习党的《训练大纲》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介绍了一些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建立了程庄寨、陈丙、常李寨、大聂四个党小组。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开展鱼台的抗日救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年5月16日，鱼台沦陷。郭耕夫及时传达了上级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利用各抗日救亡团体和社会关系，发动群众，联络人员，收集枪支，待机行动。郭耕夫日夜奔走，深入群众，积极组织和发展抗日武器。在他的带动下，成立了以程庄寨为中心的五乡（程庄寨乡、张集乡、梁海乡、周堂乡、张庄乡）联防抗日救亡司令部，有5名党员在该部担任干部。同年9月，经中共苏鲁豫特委批准，建立了中共鱼台县委员会，郭耕夫任书记。在县委第一次全委会议上，针对当时鱼台的形势，郭耕夫就党组织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工作作了部署。此后，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到年底，全县共建立18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11人。为了加强地区之间的协同抗日，在苏鲁豫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丰（县）沛（县）鱼（台）中心县委，郭耕夫任中心县委委员。

1939年2月，撤离鱼台县城8个月的日本侵略军又返回这个地区进行“扫荡”，鱼台县第二次陷落。日寇在鱼台县扶植起了伪县政府。国民党鱼台县政府也加紧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敌伪顽互相勾结，阴谋消灭在我党影响下成立起来的鱼台抗日自卫总团（1938年7月由鱼台县抗日司令部整编而成）。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自卫总团团长聂娥亭率部加入苏鲁豫抗日后方司令部，报请编入八路军序列。经过整编，被授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湖边游击队第四大队”番号，聂娥亭任大队长，郭耕夫任教导员。同年5月，湖边游击四大队执行了护送中共湖边地委领导和工作人员由单县去南阳镇的任务。六月底，又配合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分别于南阳、谷亭两地歼灭了国民党鱼台县县长朱启森部，并生擒朱启森。7月1日，建立了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湖边司令部，从而在鱼台县打开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抗日斗争新局面。8月，郭耕夫调任金（乡）嘉（祥）巨（野）中心县委书记。

正当湖西地区抗日局面蓬勃发展之际，1939年9月发生了湖西“肃托”事件。一天，中心县委接到湖区党委关于县委和区委以上干部到区党委参加“受训”的“命令”。对此大家有些怀疑。因为当时湖边地委和区党委已经有一批干部被杀害，其中有的是他们所熟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眼下又发来了要干部去受训的“命令”，人们无不忧心忡忡。郭耕夫认为：照办肯定是凶多吉少，危险极大。如不执行，又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为此，他召开县委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后说：“作为一级党的组织，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照办，对上级的决定必须服从。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先到区党委去看看，如果真是学习，我再通知你们。无论任何人，没接到我的通知谁也不许去。”郭耕夫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去“受训”的这天傍晚，途经家门，全家人也都劝他不要去，要他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躲几天看看情况再说。郭耕夫却自信地说：“杀的是‘托匪’，咱又不是，怕啥？”并说：“假如我去后真有个三长两短。”这时他低下了头，抚摸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动情地说：“孩子和家庭就靠你们了……”夜间，他守在父母身边，特别亲切地叫着爹妈，向双亲讲述了参加革命后的感受，尽量宽慰老人的心，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一早，郭耕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母。两位老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和儿子的永别。

郭耕夫来到湖边地委驻地谷亭，他的战友、湖边地委警卫队长黄明贵再三劝他不要露面，要他找个地方赶快躲起来，并说：“如果你同意，我可以保护你走。”党性、组织性一贯很强的郭耕夫拒绝了黄明贵的劝告，毅然到区党委机关报到。当天，郭耕夫就被当作“托匪”押了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逼供审讯，要他承认是“托匪”。他义正词严，拒不招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9月26月（农历八月十四）夜，党的好干部郭耕夫竟无辜地被杀害于谷亭东缪家林地，时年27岁。

忠魂含冤九泉下，历史终是公证人。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锄奸错误的决定》，为含冤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中共湖边地委书记潘复生根据中央指示，于1941年10月在单县辛羊庙主持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宣布追认郭耕夫为革命烈士。

郭耕夫是鱼台县党组织和鱼台县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在严酷的环境中，为发展鱼台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业绩是永恒的。他那火热的革命热情及为中华民族和广大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无私献身的精神；他那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他那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无产阶级党性；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及鱼台县人民心中，激励和鼓舞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