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蘧，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震惊全国的日照暴动失败后，他因掩护暴动领导人和暴动队员而暴露身份，被山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在狱中，他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曾任中共日照县委书记、莒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41年5月，又无端蒙受“托派”嫌疑被关押审查达五个月，并开除了党籍。1942年春，山东分局为他平反，安排了工作。

范景蘧，为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他一生中，虽遭受过多次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坚信真理，忍辱含垢，虚心接受党组织的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之心和坦荡襟怀。

一

范景蘧，又名范宝经，字庆典。1892年生于日照县（现为日照市东港区）傅疃村一个家道殷实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5人，范景蘧排行老二。他7岁进本村私塾学校，先后随当地著名塾师邱星斋、王小岩等读书十余载。20岁左右赴北京上中学，后因家境败落而辍学。回家后完婚成家，不久与兄弟分居。兄弟们以因供其读书而致使家境败落为由，分家时，只给他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一间。分家后，他到石臼所当了小学教员。石臼所船主刘润东看到范景蘧忠厚老实，颇有才能，便让他辞掉教员职务，到自己的轮船行当会计。范景蘧干了一个时期，看不惯刘润东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行为，提出辞职。刘润东为了使范景蘧长期为自己效劳，遂将范景蘧的长子收为干儿子，还答应给他增加薪金。范景蘧却毫不动心，毅然把账结算清楚，不辞而别。

范景蘧离开船行后，到外地觅职无着，不得已又返回日照。当时，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中共山东省委与共青团山东省委先后联合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和《再告山东民众书》，号召全省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群众团体，范景蘧参加了日照县成立的“抗日外交后援会”。他和郑平、高燮宸等进步青年，发动县中的进步师生，上街演讲，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他和高燮宸领导学生在夹仓没收了反动商人尹华西的八车火柴、两车布匹等日货。县中爱国师生，利用查日货的罚款建立了“五·三”图书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反动当局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下令取缔了“抗日外交后援会”，并扬言要逮捕他们。范景蘧被迫逃到青岛，在亲戚家里躲避了一个时期。风头过后，才返回家乡。

二

192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县委组织部长牟春霆（陈雷）在牟家庄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范景蘧积极参加了牟春霆发动的农民运动，并主动与他接触，自觉接受党的教育。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1932年春，经牟春霆介绍，范景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斗志更加坚强。他在傅疃、平台等村积极进行活动，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傅平党支部。后被党组织分派到安东卫小学当教员，继续开展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他先后介绍了范宝田、苏师余、徐家般、王润阶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安东卫小学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并担任小组长。他在任教期间，利用给学生上课之便，向学生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并进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1932年10月，日照中心县委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农民暴动。当时，在安东卫小学任教的范景蘧没有参加暴动的任务，身份尚未暴露。暴动失败后，他掩护许多同志安全转移，保留了革命的火种。日照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牟春霆就是在他巧妙安排下，乘一艘货船转移到上海的。这样，他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

1933年3月的一天下午，范景蘧正在给学生讲历史课，突然有两个国民党警察闯进教室。范景蘧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向两个警察斜视了一眼，仍然给学生讲课，而学生却都吓呆了。一个警察说：“范先生，我们局长请你去谈谈！”范景蘧朝警察看了一眼，稍一迟疑说：“请两位先到办公室坐坐，我讲完课就去！”另一个警察很不耐烦地说：“不行！你现在就走！”范景蘧把手中的课本放到教案上，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教室。

第二天，范宝田、王润阶来到日照城，通过关系在监狱里见到了范景蘧。他镇定自若地对他们说：“我这次准备一死，我绝不当叛徒，出卖同志！”

范景蘧被捕后，先押在日照监狱，因他属共产党要犯，后被解往济南监狱，尔后又转押青州监狱。当时，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张晔也关押在这里，他是狱中党组织负责人，范景蘧是党的小组长。范景蘧从被捕那天起，就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坚定信念，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对反动当局的斗争。他英勇顽强，立场坚定，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他本来患有心脏病，在一次绝食斗争中，饿得奄奄一息。狱卒们怕他死了难以向上司交待，便单独为他送饭，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将饭菜扔了出去。他带领同监房的难友坚持绝食斗争，直到迫使狱方答复了他们所要求的条件为止。

1937年，范景蘧从青州监狱被转到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按国民党当局规定：在反省院经过一段反共教育后，须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登报，然后才能取保释放。范景蘧拒绝签名，并坚决反对发表反共宣言。因此，又被押回青州监狱。

范景蘧，在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中，锻炼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中旬，范景蘧获释，11月底，他回到家乡。他念念不忘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共产党员出狱后，要立即找党组织接关系，暂时接不上关系的，要在当地坚持活动，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或者组织进步青年去延安接关系。

由于日照暴动的失败，日照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因此，范景蘧在当地未能接上组织关系。遵照狱中党组织的指示，他组织范宝田、苏授鄂、申论典、牟敦毅、范萼亭及其长子范希尼等进步青年，准备奔赴延安。时值春节来临，他又是在监狱中度过四五个春秋刚被释放回来的，身体极度虚弱。他能够活着回来，全家人已是喜出望外，妻子和儿子们都劝他，哪怕是过了大年之夜再走也好。他迫不及待地想找党组织接关系，哪能顾得上儿女情长和天伦之乐？1938年1月24日（旧历腊月二十三），他率领12名青年，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他从新沂乘火车，抵达郑州后，路费耗尽，把所有人的钱凑集起来，仅够两个人去延安的路费。在这种情况下，经大家商量，决定由范景蘧和苏授鄂二人去延安接关系。其余11人因生活所迫，只好住进了国民党在郑州设的“抗日知识青年收容所”，等待二人去延安接上关系后党组织的安排。他二人因没有介绍信，行至延安附近一道关卡被阻住了，得到的答复是要他们回当地坚持活动。他们只好返回，在火车上度过了大年之夜。到西安又没有了路费，苏授鄂到山西省参加了八路军129师。范景蘧把身上的大衣卖掉做路费才回到郑州。这时，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换路费了。因此，范景蘧决定那11人仍留在收容所，等待组织安排。他只身徒步跋涉，于1938年2月底返回日照，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范景蘧离开郑州不久，申论典、牟敦毅去苏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其余几人，包括范景蘧的长子范希尼，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送到重庆强迫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

范景蘧从郑州回到日照，历经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仍不灰心，立即到东曲河村找到进步人士郑振东，了解日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对郑振东说：“我要边找党组织接关系，边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拉队伍开展抗日斗争。”郑振东非常支持他，并将嗣子郑仲哲交给范景蘧，跟他去参加革命工作。不久，范景蘧发展郑仲哲为共产党员。继而他又与参加日照暴动的党员范崇培、李道安，到莒县、沂水、赣榆等地寻找党组织，仍未找到。于是，他就遵照在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张晔的指示，与范崇培等人，在傅疃、平台一带开展活动。他发展本村进步青年丁履英为党员，于三四月之间恢复了暴动时期建立的傅、平党支部。后由范崇培、丁履英出面，在青年中培养了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先后有马承清、马承珍、范崇仕加入了共产党。傅平党支部的恢复，成为日照县抗战初期党组织恢复、发展过程中最早的一个支部。傅平党支部恢复后，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在此期间，国民党日照县党部要员尹鼎武赏识范景蘧的才能，亲自登门请他到县政府任一重要职务，薪水很高。范景蘧不为要职高薪所诱，婉言谢绝。

1938年秋，范景蘧与国民党57军112师中共地下工委的赵志刚有了联系。是年9月，范景蘧派出的共产党员郑仲哲又在莒县桑园村找到了中共鲁东南特委统战部长崔介同志。他汇报了日照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后，立即返回日照，向范景蘧做了汇报，范景蘧听说找到了党组织，像久旱逢甘雨一样高兴。遂即与本村共产党员范鑑亭随郑仲哲去找到崔介。经他和邵德孚介绍，到大店找到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景晓村。从此，范景蘧与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10月，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特委书记景晓村在会议上讲了鲁东南地区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传达了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政策的有关文件。范景蘧出席了这次会议，提高了政策水平，增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同年11月，57军112师中共地下工委在中共下元特别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日照临时县委，赵志刚任书记，范景蘧参加了临时县委工作。12月中旬，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日照临时县委，重建中共日照县委。他们在小曲河村郑振东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特委的景晓村、李仲林、崔介、刘勇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范景蘧任书记，郑子久任组织部长，杨心培任宣传部长，刘鸿若任统战部长并兼任办事处主任。县委建立后，负责同志分工到各地开展活动。范景蘧到日照南部的岚山头、安东卫一带开展工作。他到那里后，利用曾在安东卫小学任教的旧关系开展活动。首先在他的学生和熟悉的人中发展徐坦、赵明德、王烈、张静寰等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安东卫党支部，张静寰任书记。支部建立后，在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党的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

1939年3月，范景蘧因病离职休养，鲁东南特委派白炎波代理日照县委书记。5月，范景蘧病情稍愈，就要求工作。地委分配他到莒北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时，他举家也随着迁到抗日根据地莒北闫马庄（现属五莲县）居住。8月，范景蘧被调到五地委工作。

在此期间，范景蘧的长子范希尼受重庆军统特务机关派遣，回山东做特务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驻扎在诸城一带的国民党暂编二师（张步云部）独立团中尉副官。范希尼回来后，到了闫马庄，时值春节来临，范景蘧也从地委机关驻地回到闫马庄。范景蘧对儿子的到来没有感到意外，彼此虽无书信往来，但他对儿子在外的情况也略有所闻。他想：战乱年代难得全家团聚，尽量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发生全家不愉快的事，便心平气和地询问儿子在外地的情况，范希尼毫不隐瞒如实回答。范景蘧听后，规劝儿子投靠共产党，参加抗日工作。范希尼对父亲说：“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投不投共产党，还不是一样抗日吗？我这次回来也是为的抗日工作。”“不对，国民党是假抗日，真反共。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宪兵特务横行恶政，国统地区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是亲眼看到的。”范景蘧非常严肃地说。接着他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历述了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勾结、向八路军进行挑衅、制造反共摩擦的例子，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范希尼说：“你可千万不能做出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情来。”正月初三，范景蘧要回地委，临行前对范希尼说：“我到地委向领导把你的情况汇报一下，听从地委的指示。”

范景蘧到地委汇报了范希尼的情况，地委领导同志非常欢迎范希尼留下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范景蘧得到地委的明确指示后，非常高兴，就急匆匆地返回闫马庄，家人说范希尼已回老家傅疃去了。他听后，异常气愤，便立即赶到傅疃去。见到范希尼，他责问道：“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并再次语重心长地说：“地委非常欢迎你留下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你有无诚意，都要对我说实话，我好向地委汇报。你万万不能欺骗地委，辜负地委对你的信任。”范希尼对父亲说：“我到磴山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了解到会议的秘密后，我和你一起到地委汇报，服从地委安排。”

范景蘧信以为真，在傅疃等了二十多天，范希尼没有回来。他心急如焚。这时，地委通知他回地委机关。范景蘧临走时安排其三子范杰在傅疃等候范希尼。并嘱咐范杰说：“等你大哥回来，你一定要和他一起到闫马庄去，千万不能让他再走了，那我就不好向地委交待了。”

范景蘧走后不久，范希尼回来了。范杰把父亲嘱咐的话都对他说了。范希尼听后，洋洋得意地说：“在这次会议上，我由中尉提升为上尉了，还领了二千元的薪金。我已接受了新的任务。我又要走了，你自己回去吧。”

范杰说：“你对爹说过，一定听爹的话，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

“我和爹说的都是假话。当时不那样说，他是不能让我走的。我现在还不想投靠共产党，共产党是不会成功的。”范希尼说。

范杰对哥哥进行了反复地劝说，他仍置之不理。范杰只好一人返回闫马庄，向父亲如实地汇报了范希尼的言行。范景蘧听后怒不可遏，捶胸顿足、仰天长叹：“我万没想到被这叛逆的儿子欺骗了！”

范景蘧在争取范希尼的过程中，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虽没将范希尼争取过来，但已尽心尽责了。他绝非因父子之情而手软，而是因事关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故未采取强硬措施。1940年1月，范景蘧因为此事受株连，被停职检查，并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相信党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的结论的。他虚心接受审查，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是年三四月份，鲁中区党委停止了对范景蘧的审查，分配他到费县做群众工作。临行前，他对三子范杰说：“我走后，你大哥如果回到日照，要想一切办法将他骗到根据地，或者报告地委把他抓起来，这样好证明我的心。”范景蘧到费县后，积极进行工作，成绩显著，曾多次受到地委的表扬。

9月，范景蘧被调回地委，并恢复了组织关系。接着，地委组织工作团到日照开展工作，任命他为团长。他率领工作团来到日照南部的岚山头、安东卫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他还善于做统战工作，积极向中上层人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支持革命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从他们中发展进步力量。范景蘧在岚山头工作期间，就是住在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徐仲经营的恒泰商行里，他以该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这个商行多次为我军从上海购进大批军需物资，支援了抗日前线。

1941年1月，范景蘧从工作团回到地委机关。这时，岚山头、安东卫一带的群众在工作团的教育发动下，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他们请求地委将范景蘧留下来发展抗日武装，这一请求得到了地委的批准。时值春节将临，范景蘧接到地委指示后，顾不得在家过春节，日夜奔波，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从2月到4月，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拉起40余人的抗日武装，组建了抗日农民大队第一中队，范景蘧兼任中队长，地委派来一位姓牛的同志任政治指导员。正当这支抗日武装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范景蘧被张琦诬陷为“托派”，被关押审查。张琦原是县大队宣传干事，范景蘧在岚山头拉队伍时，张琦也在这一带搞扩军，两人因争取两名新战士发生过口角。张琦从此怀恨在心，在本人以“托派”嫌疑被关押期间挟嫌报复，使范景蘧无端蒙受不白之冤。后张琦因关押审查期间看管不严，而逃脱，后叛变投敌。

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范景蘧被关押审查长达5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无私无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向党说假话的原则。后终因查无实据，排除了“托派”嫌疑。然而，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当时还没有消除，仍有人存在着“错抓不能错放”的观点，毫无根据的逼迫他承认与其长子范希尼有勾结。范景蘧胸怀坦荡，义正辞严，据理争辩。最后，还是被以所谓“革命意志衰退”为由，开除了党籍。范景蘧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热爱，虽多次遭受不公正对待，但对党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他坚信上级党组织一定会主持公道，澄清是非。

五

1941年9月，范景蘧被分配到莒南粮店做农村工作。当时，他虽被开除了党籍，但仍旧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他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时，日伪军开始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来到粮店后，立即投入了反“扫荡”工作。他和当地干部一起，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这时的范景蘧，已是年逾半百，白发苍苍，身体又很虚弱，工作起来却无倦意，终因操劳过度累病了。当地干部群众看他面容憔悴，仍然不知疲倦的工作，都非常心疼，多次劝他休息治疗，他却执意不肯。

范景蘧心里装的只有革命工作，却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他从被审查，到派往莒南粮店工作，半年多没给家里写信，家人也不知他的下落，并听到许多谣传，说范景蘧在“肃托”中被活埋了。他的妻子终日哭泣，儿女们也将信将疑，为此，其三子范杰到地委机关驻地打听父亲的消息，才得知父亲并没死，便立即赶到粮店。他见到父亲还活着，一阵心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范景蘧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劝导儿子不要伤心，解释说：“这是党组织对我暂时的误会。迟早会水落石出，把问题搞清的。”

范杰看到父亲病情严重，劝他回家养病。范景蘧说：“现在正进行反‘扫荡’，我怎能安心养病？还是打退了日伪军的‘扫荡’再说吧。”

面对身体虚弱的父亲，范杰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在场的干部群众也被范景蘧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最后，经儿子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反复劝说，他才勉强请了假回家休养。这时，他全家都迁到本县大芳沟居住，依靠亲戚租种了几亩薄地，仅可糊口。因多次搬迁，家产早已荡然无存，因此，他的病很难得到调养，只能凭坚强的毅力同病魔做斗争。

范景蘧虽身处逆境，但仍然不忘革命。他不顾病痛，经常找穷苦群众拉家常，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大芳沟村的金光林、于应院等人就是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范景蘧同穷苦群众亲如一家。当时，他处境窘迫，家中时常断炊，周围群众对他深表同情，有的还为他送粮送柴。当家中生活稍微宽裕时，他仍然省吃俭用，来接济缺粮断炊的穷苦群众。为此，他深受大家的尊崇。

这年冬天，范希尼从外地回到家，得知父亲的现状，暗自庆幸。他乘机对父亲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再出去干了。在家里我养着你。共产党对你太无情了。你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到头来还是被共产党开除了。我看，开除了也好，共产党是不会成功的。”

此时的范景蘧，虽遭受过无端迫害，但对党仍然是一往情深、忠心耿耿。他对儿子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一次误会，我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我绝不怀疑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也改变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虽寥寥数语，却道出一个革命者的博大胸怀。

春节过后，范希尼仍然想改变父亲的信仰，使其脱离共产党。他对父亲说：“你不要去干共产党了，共产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看，干到何时穷到何时，全家都跟着你受苦。等你的病好了，到57军督导处当总务科长吧，每月薪金一百多元，我早就和处长说好了。处长是国民党少将何源，是我在重庆时认识的。你有才能，又会当会计，他不能亏待你。”

范景蘧听后面带愠色，坚定地回答说：“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我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没有变。即使共产党不要我，我也决不能当叛徒，去干反革命！”

“你不去干我就不养你，这房子是我买的，你赶快离开这个家！”范希尼气愤地说。

范景蘧一听，怒火顿起，大声道：“我不需要你养着我，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还要去找共产党！”

他们父子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范希尼在气愤之下当即离去。

六

1942年春，范景蘧恢复了健康，得知山东分局驻莒南县，他直接到分局找党政军领导黎玉、罗荣桓、陈士榘等同志，申诉了他的不白之冤。山东分局根据他的申诉进行了调查，认为对范景蘧的审查和处分是错误的，指示滨海地委为范景蘧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分配到莒北县委工作，还送给他一头毛驴和两千斤小米，以示安慰。范景蘧对党组织的关怀非常感动。平反后，他毫无怨言，满腔热情，积极为党工作。

是年10月，范景蘧被调到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任农会主任。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的前身是四县联合办事处，管辖范围广，环境复杂，斗争任务艰巨。范景蘧不畏艰险，积极开展工作。除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开展农会工作外，他还利用各种关系，深入敌占区开展抗日宣传，筹集抗日物资。当时，敌人在日照西部沈疃一带设有四五处据点，沈疃区较大的村庄均在敌人控制之下，其中南鲍疃村距敌据点仅2华里。1943年春，范景蘧在七区（三庄一带）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台庄村，写信给南鲍疃村潘左伍，约他到台庄见面。潘左伍是一位开明士绅，在潘氏家族中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俩过去是老相识。范景蘧想利用老友关系，让他筹集物资为抗日武装出力。潘左伍接信后，利用赶集的机会，来到台庄拜见了范景蘧。范景蘧在向潘左伍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提出要他为八路军筹集物资的打算，同时将一些抗日传单交他带回去散发，潘左伍欣然接受。回村后，他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到处散发抗日传单，有些传单竟直接撒到敌人碉堡门外大道上。伪军拣到传单后，纷纷传说八路军要来攻打碉堡，搞得据点内的敌人人心惶惶，每天下午早早关上大门，不敢外出。潘左伍让其子潘兆松购来部分钢材，支援我滨海军区枪械修理所，还动员说服村帐先生潘曰治筹集了一笔现金，送到我七区区公所，支援抗日。

这年秋天，范希尼带着十几个国民党兵到我根据地边沿的一些村庄搞侦察时，被我军抓捕。范景蘧知道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前往，对儿子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令他认真反省，争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范希尼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政府的教育和感召下，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要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他交出一部分暗藏的短枪，还协助政府破获了一个暗杀团；挖出了隐藏很深的日伪特务尹金甫。政府为了鼓励范希尼再立新功，每月发给他60斤小米的津贴，范景蘧看到自己儿子能悔过自新，回到人民的一边，心中感到欣慰。

在范景蘧的教育培养下，三子范杰、四子范璞、女儿范淑珍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4年6月15日，范景蘧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逝于滨海军区医院，享年53岁。

范景蘧一生坚信马列主义，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历尽了艰难曲折，他那种为共产主义事业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