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二)
分类:回忆怀念 热度:

        
 
  给林彪“拉条子”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 急匆匆地召集秘书们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赵秘书和张秘书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张云生问赵秘书:“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说‘拉条子’。”赵秘书继续说,“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不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准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帮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张云生说:“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赵秘书说:“白费劲也得干!都是主任在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于是,他们两人经过研究,认为林彪讲话的内容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从林彪所处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讲些什么,实在心中没底。为了交差,只好东抄西引,由张云生执笔,写了足有四、五千字。
 
  一天,郭秘书从林彪那里回来,通知张云生和赵根深:“首长听说你们拉成了条子,叫你们去谈谈。”于是,两位秘书带着“条子”来到了林彪的会客厅。
 
  “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说。两位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张云生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
 
  “都是些废话!”张云生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挡住了。他显然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林彪这一盆凉水,浇得两位秘书透心凉。回到秘书办公室,仍然不知所措。倒是叶群进来给他们鼓了鼓气:“不要怕失败。他(指林彪)准备他的,你们准备你们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别怕重复,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于是,两位秘书又振作精神,重新给林彪“拉条子”。直到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两位秘书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秘书们不便去问。但据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最后,林彪让内勤将地上的纸拣起来,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自己准备的讲话“条子”。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张云生后来看到了。他们准备的“条子”林彪根本没有用,只有一句像是他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林彪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叶群逼他摹仿林彪字体
 
  摹仿领导字体签批文件,历来是秘书人员的大忌。然而,在毛家湾,竟然会发生林彪和叶群要求秘书摹仿领导字体的荒唐之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办”文件的收发量越来越大,林彪的批件也随之增多了。林彪的批示,例如“呈主席阅”、“同意”、“呈主席批示”等等,过去都由林彪亲笔签批。他喜欢用一种特制的绘图用红色油笔,字体奔放,线条粗犷,特别是“林彪”两个字,他往往写得比鸡蛋还大。对林彪来说,这本来是件不容推托的事,但在叶群的鼓动之下,他也要秘书人员代劳。
 
  1967年初的一个中午,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叶群对他说:“首长最近批给主席看的文件太多了。不批不行,批多了,他又好出汗,出一次汗就是一场病。能不能劝他少批一些字呢?”张云生说:“这话只能由主任去说。作为秘书,首长要批什么,我们不能劝阻。”叶群说:“那倒是。但是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我看你们学一学首长的字体,除非特别重要的文件,一般由你们代他批个字就可以了。”张云生说:“这恐怕不合适。何况首长的字体很独特,我们怎能学得像?”叶群说:“我看行。他常写的字就那么几个,容易摹仿。这个事,我看老张你就干吧!”张云生推托说:“我不行,我写的字,自己都不愿意看,怎能仿好首长的字呢?”叶群说:“我看你准行。这样的事非同小可,我信不过的人,还不放心让他干呢!首长的身体不好,从照顾他的健康出发,叫他多活几年,你们还不高兴吗?就这么定了,你学学看。”张云生只好答应说:“试试吧,我不一定行。”
 
  过后,张云生把林彪批过的字都用软纸复写下来,然后学仿。仿了几次都不像,秘书们看后都哈哈大笑,说:“这哪像首长的字体?这是典型的张体!”又经过几天,仿得有些像了。但张云生的心里总不踏实,想推掉这个差事。于是,他故意把头几天歪七歪八仿林彪的一些字送给叶群去看。叶群失望地问:“不能仿得再像一些吗?”张云生笑着摇摇头:“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还是选的比较像的几张,其余的更不像样。”叶群也笑了:“实在仿不像,这不怪你。”张云生如释重负,从此再不受仿字的折磨了。然而,此事并未罢休,原来叶群另寻替身了。保密员小李因写得一笔好字,又比较单纯、老实,叶群就把仿字的任务交给他了。小李年轻,经叶群几句表示“信任”的话引诱,仿得挺积极。这个青年也确有仿字的才华,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仿林彪的字,就连经常和林彪打交道的秘书们也难分真假了。
 
  张云生感到,此事让一个年轻人去干也不合适。一次,叶群到秘书办公室来,张云生和于秘书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其理由是:这样做,将造成中央档案的混乱。于秘书也说:“真弄乱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们承担不起,我也承担不起。不过我请示过首长,是首长批准的。”叶群说完,硬拉张云生和小李一起去与林彪对质。
 
  “一零一呀,因为怕你出汗,叫小李学仿你的字体,这样,只要你交待怎么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这是不是你同意的?”
 
  林彪说:“是我同意的,怎么了?”叶群说:“没怎么,你说是你同意的就行了。”
 
  叶群把张云生和小李拉到走廊,说:“怎么样?你们都听到了吧!真是首长同意的。没有首长点头,我不敢那么干。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由我当家,我才当不起这个家呢!”小李显得挺高兴:“只要首长同意,我就不怕什么了。”
  事后,张云生提醒小李说:“为了将来少找麻烦,你还是私下备个案为好。”
 
   在“林办”值班
 
  到“林办”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云生渐渐摸到了一点“规律”:林彪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着头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因此对一些琐事也不计较。叶群这个女人比较难侍候。你有事不报她,她责怪你“封锁”、“误事”;如果告诉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下午,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张云生说叶群正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紧急,拖了会误事。张云生便通过内勤叫醒叶群,接通了肖华主任的电话。事后叶群把张云生训斥了一顿:“张秘书,你是叫我们活,还是不叫我们活呢?”叶群继续说:“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午休一会儿都犯法吗?”
 
  “肖华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张云生解释说。
 
  “有个屁急事!”叶群挖苦说,“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人家是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后一定注意。”张云生也学乖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时,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说多么急,都必须等他们起床后再报告。
 
  很快问题就来了。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此时林彪已从大会堂搬回住地毛家湾),张云生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的紧急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张云生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原来,是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首长带他们到南京军区来,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张副司令气愤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分明是往枪口上撞!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回音……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刚才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总理。总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副司令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放下电话,张云生心里想,还是我们的总理好啊!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声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遭到惨重失败的一年。这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后,林彪即于4月11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意建议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林彪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驳了陈伯达等人的谣言和诡辩,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叶群也被迫作了检查,使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已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了四年的张云生,对这个显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认识,再加上不堪忍受叶群的骚扰,张云生主动向叶群提出调离林彪办公室的请求。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同意他离开毛家湾。叶群最后对他说:“我们好离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张云生离开毛家湾,回到沈阳军区工作。与其说他是“正常调动”,倒不如说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办公室。
 
  一年后,毛家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张云生庆幸自己“先走一步”。
 
上一篇: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一) 下一篇:少年豪侠许世友
猜你喜欢
各种观点
热门排行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