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林彪办公室的秘书——张云生(二)
更新时间：2018-12-14 10:09:55点击：
给林彪“拉条子”
1966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叶群从外边回来， 急匆匆地召集秘书们开会。她说：“主席决定最近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和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参加。主席让首长在会上讲话，另叫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首长要讲话，讲什么？负责讲文件的赵秘书和张秘书要帮助拉个条子。你们要抓紧，不要误了事。”
会后，张云生问赵秘书：“主任讲‘拉条子’，拉什么条子？”“拉条子就是写简要的讲话提纲。”赵秘书解释说，“因为提纲用的语言非常概括，是一条一条式的，所以首长和主任都说‘拉条子’。”赵秘书继续说，“首长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喜欢自己顺口讲。听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军委办公厅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他根本不用。他后来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自己准备的条子，一发挥就是一大篇。‘5·18’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帮助收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上了。”
张云生说：“我们这次帮助拉条子，不又是白费劲吗？”赵秘书说：“白费劲也得干！都是主任在张罗。她说，不管用不用，反正得准备。就是用不上，对首长讲话有点启发也是好的。”于是，他们两人经过研究，认为林彪讲话的内容离不开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但从林彪所处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应该讲些什么，实在心中没底。为了交差，只好东抄西引，由张云生执笔，写了足有四、五千字。
一天，郭秘书从林彪那里回来，通知张云生和赵根深：“首长听说你们拉成了条子，叫你们去谈谈。”于是，两位秘书带着“条子”来到了林彪的会客厅。
“把条子念给我听听。”林彪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说。两位秘书坐在林彪对面的沙发上，由张云生开始念那已经拉好的“条子”。
“都是些废话！”张云生只念了一部分，就被林彪挡住了。他显然对这个“条子”很不满意，“这是在作官样文章，不是拉条子。你们写的那些，可以去掉百分之九十九，留下百分之一就够了。不要写那些连成片的话，不要抄报纸上的那些官样词句。真正有用的话，有几句就够了。”林彪这一盆凉水，浇得两位秘书透心凉。回到秘书办公室，仍然不知所措。倒是叶群进来给他们鼓了鼓气：“不要怕失败。他（指林彪）准备他的，你们准备你们的。要看看主席的批示，看看中央文革的文件，别怕重复，只要不捅漏子就行。”
于是，两位秘书又振作精神，重新给林彪“拉条子”。直到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叶群才叫两位秘书把新拉的“条子”给林彪送去。林彪看后的反应如何，秘书们不便去问。但据内勤透露，林彪在那个早晨是够忙乎的。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推到地毯上，他再接着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推到地上……最后，林彪让内勤将地上的纸拣起来，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自己准备的讲话“条子”。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张云生后来看到了。他们准备的“条子”林彪根本没有用，只有一句像是他们“条子”上的话，那就是林彪开头讲的：“这次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叶群逼他摹仿林彪字体
摹仿领导字体签批文件，历来是秘书人员的大忌。然而，在毛家湾，竟然会发生林彪和叶群要求秘书摹仿领导字体的荒唐之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办”文件的收发量越来越大，林彪的批件也随之增多了。林彪的批示，例如“呈主席阅”、“同意”、“呈主席批示”等等，过去都由林彪亲笔签批。他喜欢用一种特制的绘图用红色油笔，字体奔放，线条粗犷，特别是“林彪”两个字，他往往写得比鸡蛋还大。对林彪来说，这本来是件不容推托的事，但在叶群的鼓动之下，他也要秘书人员代劳。
1967年初的一个中午，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叶群对他说：“首长最近批给主席看的文件太多了。不批不行，批多了，他又好出汗，出一次汗就是一场病。能不能劝他少批一些字呢？”张云生说：“这话只能由主任去说。作为秘书，首长要批什么，我们不能劝阻。”叶群说：“那倒是。但是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我看你们学一学首长的字体，除非特别重要的文件，一般由你们代他批个字就可以了。”张云生说：“这恐怕不合适。何况首长的字体很独特，我们怎能学得像？”叶群说：“我看行。他常写的字就那么几个，容易摹仿。这个事，我看老张你就干吧！”张云生推托说：“我不行，我写的字，自己都不愿意看，怎能仿好首长的字呢？”叶群说：“我看你准行。这样的事非同小可，我信不过的人，还不放心让他干呢！首长的身体不好，从照顾他的健康出发，叫他多活几年，你们还不高兴吗？就这么定了，你学学看。”张云生只好答应说：“试试吧，我不一定行。”
过后，张云生把林彪批过的字都用软纸复写下来，然后学仿。仿了几次都不像，秘书们看后都哈哈大笑，说：“这哪像首长的字体？这是典型的张体！”又经过几天，仿得有些像了。但张云生的心里总不踏实，想推掉这个差事。于是，他故意把头几天歪七歪八仿林彪的一些字送给叶群去看。叶群失望地问：“不能仿得再像一些吗？”张云生笑着摇摇头：“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还是选的比较像的几张，其余的更不像样。”叶群也笑了：“实在仿不像，这不怪你。”张云生如释重负，从此再不受仿字的折磨了。然而，此事并未罢休，原来叶群另寻替身了。保密员小李因写得一笔好字，又比较单纯、老实，叶群就把仿字的任务交给他了。小李年轻，经叶群几句表示“信任”的话引诱，仿得挺积极。这个青年也确有仿字的才华，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仿林彪的字，就连经常和林彪打交道的秘书们也难分真假了。
张云生感到，此事让一个年轻人去干也不合适。一次，叶群到秘书办公室来，张云生和于秘书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其理由是：这样做，将造成中央档案的混乱。于秘书也说：“真弄乱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们承担不起，我也承担不起。不过我请示过首长，是首长批准的。”叶群说完，硬拉张云生和小李一起去与林彪对质。
“一零一呀，因为怕你出汗，叫小李学仿你的字体，这样，只要你交待怎么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这是不是你同意的？”
林彪说：“是我同意的，怎么了？”叶群说：“没怎么，你说是你同意的就行了。”
叶群把张云生和小李拉到走廊，说：“怎么样？你们都听到了吧！真是首长同意的。没有首长点头，我不敢那么干。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由我当家，我才当不起这个家呢！”小李显得挺高兴：“只要首长同意，我就不怕什么了。”
事后，张云生提醒小李说：“为了将来少找麻烦，你还是私下备个案为好。”
在“林办”值班
到“林办”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云生渐渐摸到了一点“规律”：林彪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着头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因此对一些琐事也不计较。叶群这个女人比较难侍候。你有事不报她，她责怪你“封锁”、“误事”；如果告诉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下午，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张云生说叶群正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紧急，拖了会误事。张云生便通过内勤叫醒叶群，接通了肖华主任的电话。事后叶群把张云生训斥了一顿：“张秘书，你是叫我们活，还是不叫我们活呢？”叶群继续说：“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午休一会儿都犯法吗？”
“肖华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张云生解释说。
“有个屁急事！”叶群挖苦说，“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人家是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后一定注意。”张云生也学乖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时，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说多么急，都必须等他们起床后再报告。
很快问题就来了。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此时林彪已从大会堂搬回住地毛家湾），张云生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的紧急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张云生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原来，是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首长带他们到南京军区来，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张副司令气愤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分明是往枪口上撞！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回音……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刚才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总理。总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副司令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放下电话，张云生心里想，还是我们的总理好啊！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声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遭到惨重失败的一年。这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后，林彪即于4月11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意建议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林彪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驳了陈伯达等人的谣言和诡辩，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叶群也被迫作了检查，使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已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了四年的张云生，对这个显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认识，再加上不堪忍受叶群的骚扰，张云生主动向叶群提出调离林彪办公室的请求。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同意他离开毛家湾。叶群最后对他说：“我们好离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张云生离开毛家湾，回到沈阳军区工作。与其说他是“正常调动”，倒不如说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办公室。
一年后，毛家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张云生庆幸自己“先走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