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22日上午11时，我的四妹黄琪（辉容），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当时她还不到22岁！几十年了，每当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时，想到已经壮烈牺牲的四妹，都不禁热泪盈眶！连我们的第三代：孙儿，孙女，外孙，也知道家中有位革命烈士，他们说：“要是四姨奶奶活到今天，看看可爱的祖国鲜花盛开，该有多么好啊！”这真是：五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怎不思量！

黄琪（辉容），原籍四川新繁县（现属新都县），1925年5月11日（阴历4月19日）生于北京。我们的父亲生前是平绥（现呼和浩特）铁路工程师，母亲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妇女。我们兄弟姐妹共八人。抗战以前，生活比较稳定，抗战爆发后，北平沦入敌手，物价飞涨，只靠父亲工资过日子的我们一家，生活就越来越困难了。1942年，只有14岁的六岁辉宏，患了胸膜炎，无钱医治，可怜他拖了十几天，病重死去。我的五弟辉寰，后来也因家里生活困难，于1944年过继给新繁原籍以为叔祖母为孙。面对家中的困窘，又看到、听到沦陷区人民所受的种种磨难和苦难，我们对人生、前途都不能不引起思考。当时，我的大哥辉宙，二哥辉实斗已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四妹读高中，她常常以诗来抒发对时局的愤慨。那时，我家前院住进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李金钟，他是我家保姆的儿子，曾在保定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以后被捕，抗战爆发后出狱，到北平来找他的母亲，以卖豆浆、烧饼、油条谋生。后来他回原籍天津工作。1944年前后，不幸被捕牺牲。解放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李金钟同志是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曾向我四妹介绍过高尔基的《母亲》、《海燕》以及鲁迅的《野草》、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作品，向她传播了革命的火种。我想，这与四妹从一个寻找光明的有热血的青年，后来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有密切关联的。

1943年，北平已沦陷了6年，日寇多次“治安强化”，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真是“遗民忍死望回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在这前后，我和四妹的许多同学都纷纷南下，我们姐妹2人也在父母亲的支持下，与1943年3月，约了几位同学一道入川，路上走了40天，经山东、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历尽艰辛，亲眼看到“水、旱、蝗、汤（恩伯）”肆虐的中原大地遭受的苦难，一幅幅流民图影，令我们至今难忘！

1944年3月以后，我到成都燕大中文系复学，四妹因在成都无处借读，就到重庆亲戚家借住。1944年暑假，她以“同等学历”考进燕京大学外文系，和我一道学习了一年，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年！

1944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但是，黎明前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在华西坝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成立了进步的秘密组织“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地下党员是“民协”的骨干。“民协”在成都燕大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组织起进步的读书会、文学研究会、时事座谈会，并办墙报《燕京生活》，成立海燕剧团和大家歌唱团等，团结、教育了广大同学；同时，也利用在教会学校里有基督教“团契”的特点，把进步师生组成一些小“团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我四妹在校期间，参加了“启明”团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以后被吸收加入“民协”。她曾参加1944年11月11日为声援成都市立中学学生反击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而举行的“双十一”示威大游行，慰问被国民党政府强迫抓来、受到残酷虐待的壮丁，并于1945年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举行的营火晚会上，和崔嵬、杨兆麟同学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晚会后又参加了火炬游行。而对特务们的骚扰破坏，她和同学们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表现得十分顽强。此外，她还在海燕剧团演出的话剧《岁寒图》（陈白尘编剧）中饰演一位医生的女儿。这个医生清贫自守，一心为病人（由唐振常饰演）。这是对当时守志不移的科学、文教工作者的李赞，也是对那个狐鼠横行、豺狼当道的魑魅世界愤怒的控诉！

我的四妹就是这样，在斗争中思索、探求，逐渐地认清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她不仅自己认真考虑，要求进步，而且对同学在生活上、政治上也都热情帮助。据她的同学詹宝真等的回忆，她们经常谈心，讨论该走什么样的路，影响了不少同学走向革命。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我的父母亲是在1943年夏季带着五弟、七妹、八妹从北平辗转逃到成都的，因此也非常渴望有个安定的生活。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老百姓分享不到胜利的果实，“战血流依旧，兵声动至今”啊！

这一年7月，我的四妹离开燕大，离开了我们。解放后我们才知道：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以后，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四川、云南等地）的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6月初，成都民主青年协会响应地下党的号召，在各大学发动知识青年去鄂豫解放区（后改为中原解放区），四妹虽然舍不得家庭，但她更热爱祖国、热爱党，所以最后下了决心，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毅然地走上了征程。

据和我四妹一同去中原解放区的燕大同学程若（扶弱）同志1991年8月27日写给我的信中所说，他是1945年7月7日离校，我四妹大约是7月10日左右离校的。程若同时还寄给我一封我四妹于1945年7月9日写给她的同学吴秉真的遗信，原信是用当时“大后方”的质量很差的黄色“抗战纸”写的，已残破，程若很珍重地用塑料纸包好寄给我。信中一开始就说：“明后天就要下乡”（即“去解放区”之意），还说“若不幸，就永远地回家啦”，说明她对于此去万里征途的艰辛、危险，早有思想准备，但她不悲观，在下面的“哈哈”两字中，我好想看到她那双目炯炯中表现出的坚定信心！心中，她对秉真同学娓娓而谈，劝秉真看些理论书籍，这“理论书籍”指的是什么书籍，自然彼此都能领会。她说：“我们除了感情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活泼想象力的训练及美感的陶冶外（小说所给的），也需要些面对现实的知识……”。她还说：“我觉得这一年中最大的抱歉是没有尽朋友应尽的责任，好多事，总是要从嘴吐出，又隐回去，”最后她说：“……当会知道我怀着怎样的心情说的，愿你…….的本质，寻求景星，不问路长。”这是她对同学、同志、亲人的一片赤诚，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和期望！我觉得，这不仅是对秉真同学，也是对我和更多同学、亲人的鼓励和嘱托！48年了，这封遗信的意义和分量确实是无法计量的！愿这封遗信能作为鼓励我们这一代以至我们的后辈们最有意义的教材！

1945年7月12日，辉容到了重庆，和燕大同学程扶弱（改名程若）、杨道球，四川大学同学黎伯英（改名苏凡，是我四妹仔师大女附中时的同学）、职业青年蓝肇谦（改名蓝涛）以及重庆中央大学的连登立汇合。在重庆中共南方局青委吴佩纶的主持下，他们6人编成一个小组，程若是组长。为了怕连累家人，四妹改名黄琪。7月15日早晨，他们由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顺流东下，经涪陵、鄷都、万县、奉节，第四天中午到了黛溪上岸。在奉节住旅馆时，柜上伙计预先警告他们，要提防宪警联合查号，他们就化妆成一家人，准备万一。离开奉节不远时瞿塘峡，当小船朝着刻有“对我来”三个大字的巨涯冲过去的一刹那，真使人心惊胆战！眼看就要粉身碎骨了，一股急流却拖着小船从石崖边擦过。船工说：如果不敢朝着“对我来”冲去，稍一歪斜就会撞着石崖或坠入巨大的漩涡，船毁人亡。这好像大自然正向人们启示一个真理：当你不畏艰险，直面困难，就会化险为夷，取得胜利。

到了黛流上岸后，向南途经庙宇槽、三里坝、天鹅池、龙王冲、资丘镇、榔坪、都镇湾、渔洋关、东溪河、大堰、沣县，又向北到枝江、津平、南至茅草街，再折向北进，于藕池口附近过江，到达古长堤进人中原解放区。在这40多天的行程中，除长江水路乘船外，主要是徒步跋涉，走千余里的山路。他们越过重重高山，渡过条条江河，栉风沐雨，辛苦备尝，但始终以坚强的毅力前进，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进入解放区后，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又行军20多天，从长江边曲折迂回的行进，到达鄂北四望山，当时中原解放区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浆洗店。黄琪和同去的同志们一起被送到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这已是1945年的深秋季节了。1945年10月底，部队从四望山转移到豫鄂一代的桐柏，枣阳等地。青干班结束后，她被分配担任文化教员，随军转战3个多月，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足迹遍及鄂北、豫南的广大地区。

1946年2月，战火中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在湖北省礼山县(现为大悟县)的宣化店附近成立了，黄琪被调去学习。学校按抗大的编制分为3个队，每队约100人，她被编在第二大队。当时，虽然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生活十分紧张艰苦，她又患疟疾，但仍坚持学习，并帮助老乡做家务，教她们识字，深受老乡们的爱护，也受到领导的表扬。

1946年5月初，鉴于战局紧迫，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宣告结束，师生中除了少数同志按照党的指示转赴华北老根据地，或找到可靠的社会关系暂时离开解放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以外，绝大部分都分配到部队中随军转移，黄琪也不顾体弱多病，坚决留在部队，准备接受更严峻的考验。

1946年6月，她被分配到一纵队文工团，参加排演秧歌剧《一朵红花》。她认真钻研剧本，按导演的指导演出，并以亲身的实践体验进入角色，观众们都赞扬:“这个年轻的学生兵，竟能把一个农村妇女演得那么活灵活现”。

6月26日晚，我中原部队按照党中央与预先批准的计划，分路举行突围。黄琪所在的一个纵队，于6月29日晚开始突围，整夜行军，次日天明休息，黄昏后再次出发。这已是6月30日的夜里，要求加快速度，完成百里行程，半夜必须到达广水与花园之间的王家店.从那里越过平汉铁路，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晚上八、九点钟，忽然雷电交加，大雨倾泻，直到清晨两三点钟，雨才慢慢停下，大家在漆黑的夜间行军，确实十分困难。清晨，每个人看到自己摔成泥猴的样子，都不禁互相嘻笑。这时已是7月1日，纵队吴主任动员大家:“由于夜里滂沱大雨，行军困难，所以还没有完成过平汉路的任务，离平汉路还有十里之遥，人家必须发挥红军长征的英勇战斗精神，在太阳照耀下，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上午9点多钟，部队到了铁路边，又通过铁路与一条小河之间百余米宽的河滩开阔地带，再趟水渡过小河，上午11点钟左右，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在敌机轰鸣的伴奏下，胜利地进入一片树林!

不久，又强渡襄河，黄琪被分配到三旅九团担任秘书、1946年8月，我中原解放军先后成立了豫鄂陕、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及军区，共划分十个军分区，三旅九团划为那西北第三军分区，她被调到三军分区司令部任秘书，并作宣传及群众工作。

1947年1月19日晚，敌人“扫荡”我第一军分区及第三军分区，由司令员汪乃贵、副政委王良带着地委、军分区机关的同志向四军分区突围。部队在敌人重重包围下，连夜翻山越岭，一天多没有吃饭，于1月21日突围到湖北房县分水岭二道河，暂时休整。1月22日上午7时半，黄琪在赶着编写歌词作行军宣传鼓动工作时，敌人又分三路追击，我部队被敌包围，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危急。黄琪随部队突围到山上，不幸被炮弹炸伤了腿，她这时没有持枪，但临危不惧，空手与敌搏斗，壮烈牺牲。万恶的敌人竟割下了她的头去领赏，当时她还不到22岁!

黄琪在风华正茂之年，热血沸腾，为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把个人的利益，家庭幸福，以至宝贵的生命完全置之度外，她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她为新中国的诞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全家都为失去了这样聪明睿智的亲人而悲痛难止，也为有这样坚强不屈的勇士而骄傲自豪!

在刘子久同志写的《战火中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及《人民日报》1981年6月28日《胜利的中原突围》中，记下了当时牺牲的许多同志，其中也写下了我四妹黄琪的名字，斯人永在，浩气长存，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

此情永志成追记，

峥嵘岁月忆华年。

黄琪烈士，我的四妹，

我们永远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