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日，李竹如同志在鲁中反“扫荡”战斗中中弹牺牲，至今四十年了。他是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的一位出色的战士。他从１９２７年入党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抗战以前，他曾几次办报；抗战以后，他先后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社长、《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管《大众日报》的工作。他还担任过党政军其他重要职务，但每个时期的革命活动，都跟新闻宣传工作分不开。因此，我们每想到他，总想到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我们党的新闻宣传的战斗传统。李竹如同志是山东利津县人，生于１９０５年１月５日。他在家乡读了小学，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５年在惠民第四中学读初中。当时，王烬美等同志在山东建立党组织，在惠民也有党的活动。李竹如在这里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初中毕业后，李竹如到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附中读高中。后因学校一度停办，他到济南进了正谊中学。

就在正谊中学读书时，入党不久的李竹如在同学中集资创办了油印的《竞进》周报。他在课余抓空写文章，并油印、分发，使许多同学从那张小报上闻到了新鲜油墨的气味，也嗅到了先进思想的芳香。

１９２８年的“五三”惨案后，趁军阀张宗昌败逃、蒋介石反动势力尚未染指山东北部边远县时，李竹如回到家乡利津县发动群众，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后在反动派追捕下，他不得不二次去南京。

在南京，他考进中央大学。在那里，他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地攻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以后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曾担任我党在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的书记。后因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暂时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

当时，他准备一面教书，一面办一个报纸。报纸定名为《今报》，报社的牌子写好后还没挂出去，国民党在济南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查禁进步报刊，《今报》不能出版，他在济南也无法隐蔽，又转到平原县第五乡师任教。李竹如教书期间进行了多种宣传活动。他利用上农村经济学课，给学生讲《资本论》；并在学校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还多次组织学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溥仪当了伪满傀儡皇帝后，李竹如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编写了讽刺剧《大登殿》，并亲自任导演和演员。

在平原县站住脚跟后，他又去济南开辟了另一个阵地——同友人一起创办了《新亚日报》。报纸创办之日，李竹如在《新亚日报》筹备处的大墙上，贴了四个大字：“大众喉舌”。

这个报纸创办之初，确曾是大众的喉舌。虽然社长是国民党员，实际办报的却是李竹如和他在原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李竹如负责《新亚日报》的副刊。他既教课，又当编辑和撰稿人，经常往返于济南、平原之间。后来他放弃教书，专去编报。他曾用过许多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有时他不得不用迂回的方式为人民说话。例如，针对国民党报刊的欺骗宣传，他在一篇题为《怎样读杂志》的连载文章中提醒读者：“我们读杂志时要不受它的迷惑，必须持着批判分析的态度，……只要常常忘不了事实，拿事实和报纸上说的相印证，一切的欺骗便不攻自破了。”他有时也在报上进行较为公开的宣传。如１９３５年美国和日本政府为第三国际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后，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攻击，《新亚日报》刊载了《第三国际与苏联》一文。《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报社内部发生了分化。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逼迫下，李竹如不得不离开山东，于１９３６年夏天到了上海。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李竹如在法租界萨坡赛路兴业里二十二号租了一间旧式的底层统厢房，办起了四开铅印的《文化报》。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报题了报头。李竹如担任报纸主编。报社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雇员外，其他都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其中有１９２８年入党的娄凝先，１９３５年入党的高清远（李光灿）。《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是１９２６年入党的边帅之（边伯明）。别看编辑部的房子小，人手少，他们办的却是一份向全国十几个省发行的报纸。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同志都和《文化报》有联系，并为该报撰写稿件。为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李竹如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他写的社论、评论。他还经常走出编辑部到外边采访。鲁迅先生逝世后，《文化报》用近一个版的篇幅刊载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就是他采写的。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文化报》伸张正义，用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了全国各界对“七君子”的声援，以及“七君子”被捕前，李竹如访问沈钧儒先生的通讯。李竹如还在报上辟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靳以等几十位当代作家。在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下，《文化报》经常被迫“开天窗”，但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于“八一三”进攻上海。《文化报》无法再办下去，李竹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他几乎没带什么行装，却带了一筒蜡纸，一块钢板，几支铁笔。在敌人轰炸下，铁路、公路断了，他便步行。途中，他把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油印成传单，沿途散发。他途径江苏、安徽、河南，进入山西。

在晋东南，刘、邓率领的１２９师将他留下工作，他担任了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的社长，以后又当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副总编辑。在战争环境下，报纸的纸张来源、印刷、发行都有许多困难。由于没有条件铅印，《中国人报》先是油印，后改石印。这是一张面向工农兵的报纸，李竹如同志要求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把话说到人民大众心里去。李竹如同志除经常自己写稿外，还担负了全部审稿和部分改稿任务，每期报纸稿件都经他审阅付印。

１９３９年５月，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奉命开赴山东。北方局调他到一纵队政治部担任民运部长。随部队到山东后，他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管理委员会主任，还担负“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山东分会的理事长。当时报社工作人员多是年轻人，缺少报纸工作经验。李竹如认真抓了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和报纸的改进。在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２年的《大众日报》上，登载了李竹如署名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他在沂蒙山区农家的油灯下写成的，有的是在凛冽寒风中呵开冻笔写就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保持着亲自执笔写文章的习惯。《大众日报》上有不少重要社论、评论，是由他执笔写的。

李竹如同志对《大众日报》的工作抓得很细。他经常参加《大众日报》的社务会议，从编辑方针、报道计划、工作人员的学习，到报纸的排字、印刷、发行、传递，他都过问。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行到山东，由于敌后环境，有时在路上要费时八个月。《大众日报》发行也很不及时，李竹如经常为此感到焦心，想尽各种办法改进，甚至连邮递员需要增发雨衣等事，他都想到，并及时给予解决。

李竹如同志尤其关心编辑、记者的思想、政策水平的提高，他经常给大家作学习辅导。他领导下的《大众日报》社，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是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同志曾特地写了贺词，用电报发到山东。

１９４０年李竹如同志还被选为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会长。在他主持下，该会曾把战地国民教育问题，以及在山东如何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问题，作为自己致力推进的重大课题。李竹如就这些问题在报纸上写过许多文章。他抓什么工作都抓得很紧、很细。１９４０年冬开展冬学运动，从组织、领导、动员一直到教员问题，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经费问题，等等，都考虑得非常周全。

１９４２年，党在全山东，首先在滨海地区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李竹如同志这时担任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秘书长。为搞好减租减息工作，到他牺牲前夕，他还在农村作调查，到哪里都与群众打成一片。

李竹如同志长眠地下四十年了，但他仍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