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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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9月,我从北平狱中出来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去太原工作。临行时,北方局负责同志对我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出来。”我顺便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什么名字?现在押在太原哪个狱里?”负责同志表示不知道。我心里想:这的确是件困难的事。在太原,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四个,又不知道若飞同志现在用什么名字,我和若飞同志过去又没有见过面,即使碰到他,也可能失之交臂,这件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一桩心事,时刻挂在心头。
 
  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山西的。这次重返太原工作,情绪难免有些激动。一路上思潮起伏,感奋不已。从民国元年以来,山西一直处在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下。在军阀混战时期,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本着他的“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的人生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从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这种影响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并且深入到阎锡山集团内部,连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也绝大多数赞成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同一时期,蒋介石嫡系关麟征部等五个师,假“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迟迟不走,想把阎锡山挤掉;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气焰熏天,触角已经伸入到阎锡山的外围――察绥地区,严重威胁着阎锡山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决策机构就着手研究要不要接受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阎锡山既想利用共产党为他“保驾”,又知道共产党不好那样利用;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他在核心组织的决策会上说:“现在要手执电鞭,把群众发动起来,又能为我所用。”又说:“这中间可能有风险,但目前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阎锡山在名义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和采取共产党的某些办法,外御日寇,内抗蒋介石,发动群众又能为己所用,还可以缓和跟群众的矛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阎锡山就和我党迂回曲折地建立了特种形式的统战关系。我就是奉了党的命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去工作的。
 
  在赴太原途中,我不断地想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呢?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想起了王若飞同志。一定要尽快地把这些同志全部营救出来,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今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一个地下工作同志对我说:他听说若飞同志的确已从归绥解到太原,就是弄不清押在哪所监狱。
 
  “你知道他现在用的名字吗?”
 
  “听说叫黄敬斋。”
 
  “听谁说的?”
 
  “张慕陶。”
 
  “张慕陶?”骤然听到这个叛徒的名字,立刻想到他的罪恶活动。张慕陶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后,经过一个大商人――阎锡山的弟弟阎锡祺的牵线卖身投靠阎锡山的。他在山西建立托洛茨基派组织,帮助阎锡山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仍伪装革命。1936年红军东渡时,张慕陶逃出山西。后来,看见我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唯恐我党力量壮大,于他不利,又重返山西,为阎锡山献谋划策,积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一切,我党早已清楚。可是,王若飞同志的消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据这位同志告诉我,张慕陶在张家口同盟军失败投靠阎锡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若飞同志被押在归绥狱中。他来到山西后,看到阎锡山对他不十分感兴趣。为了博取阎的好感,他就千方百计地向阎锡山献殷勤,他说:归绥狱中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很大用场。阎锡山听到消息,立即从绥远狱中把若飞同志解来太原。阎锡山深知张慕陶“举动张牙舞爪,谈话口沫横飞,貌似土匪,而野心勃勃”(阎锡山对张慕陶的考语),因此,关于王若飞同志的事,就不让张慕陶染指,而专派自己的亲信梁化之直接联系……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分外高兴。在太原,我是阎锡山的“上宾”,是“高级官员”。我就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登上汽车,去查访每所监狱。查遍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自新院,名单上均无此人。到陆军监狱时,我照例在办公室里一坐,由典狱长送上名单和档案材料,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在一张发黄的纸上,赫然出现了“黄敬斋”三个字。啊,若飞同志原来押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载,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贯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档案中说: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另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梁化之多次和他谈话的经过。梁化之几次劝说黄敬斋可以立刻出狱,只要答应和他们“合作”就行。黄坚决地回答:“我是囚犯,你是统治阶级,我们的地位根本不平等,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只要求无条件开释。当我还带着脚镣手铐的时候,我拒绝作任何有条件出狱的谈判。关于我出狱后是否和你们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的组织决定,不能拿个人生死利害和你们进行交易。”
  若飞同志既然有了确切下落,情况也弄清楚了,事情就应该抓紧进行。我向中共山西省委作了报告并研究对策之后,就立刻去找阎锡山进行谈判。我说:“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刻,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愿跟我们合作,就应该立刻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介石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常说要和共产党合作吗?那么,山西就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首先立即全部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抓了抓头皮,装痴装呆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戳破他的假面具:“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象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是个间接朋友。”
 
  阎锡山不便推却,只好故作大方地说:“既然是你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能有梁化之一起去探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当时是党派来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的,也就是说搞公开的、合法的活动,不便于作秘密的地下活动。要是我单独去见若飞同志,就可能给阎锡山以口实,说我背着他,拆他的台,而不利于统战工作。现在有梁化之一同前往,这种见面就完全“合法化”了,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门口,典狱长一看来势,颇为惊慌。梁化之简单地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若飞同志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几个来访者。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用不着我开口,梁化之先来介绍了。他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员,老……”
 
  突如其来的见面,和一连串的“老”字,给若飞同志带来无限惊异。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弄不清我们的来意,只是直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若飞同志不认识我,我原来也不认识他,我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都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的很对,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来看你,是受‘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老同学,可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从来就不一致。现在是在抗日问题上交叉在一起;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交叉在一起。虽然如此,可是放不放你,关键在他们,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若飞同志很用心地听着,皱着眉头,奇怪地望着我,一声不吭。可能他被眼前的事弄糊涂了。两个同行的客人,两个立场,两种观点,同时拜访一个狱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很尴尬,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若飞同志鼻孔里“嗡”了一声,冷冷地说:“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所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
 
  “什么优待室?这叫独居监房,它是班房里的班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老早领会过‘优待室’的滋味。化之,你对独居监房如此赞美,我很惊奇你……”
 
  梁化之面孔通红,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扮演了这个不光采的角色。
 
  为了让若飞同志进一步了解外面的形势,我转过身来对他说:目前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发生了深远影响;山西的救亡运动在阎先生同意下,也有很大成绩。并且我还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方针任务。关于这一段话,若飞同志以极大的关注,仔细地听着。梁化之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一波,你用不着向黄先生宣传罗,他比你知道得还多哩!”接着,他又说:“现在我帮你找到了老朋友,我的责任总算尽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看见典狱长这时刚好走到门口来,便抓紧时机盯着梁化之大声地说:
 
  “那么,以后每次见面,还要麻烦你同来作陪呢!”
 
  “哎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你自己来不就行了!”
 
  我望望典狱长,典狱长早已听到了梁化之的一番话,忙向我点头哈腰,表示会遵照他的主子的吩咐,随时接待我这个来访者。我的愿望初步达到了。当我们告辞出来时,若飞同志站在门口,又一次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一个眼色,一次握手,我感到彼此的理解已向前大大跨了一步。不久,西安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国内形势起了更深刻的变化。抗日救亡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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