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９月，我从北平狱中出来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去太原工作。临行时，北方局负责同志对我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出来。”我顺便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什么名字？现在押在太原哪个狱里？”负责同志表示不知道。我心里想：这的确是件困难的事。在太原，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四个，又不知道若飞同志现在用什么名字，我和若飞同志过去又没有见过面，即使碰到他，也可能失之交臂，这件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一桩心事，时刻挂在心头。

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山西的。这次重返太原工作，情绪难免有些激动。一路上思潮起伏，感奋不已。从民国元年以来，山西一直处在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下。在军阀混战时期，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本着他的“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的人生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从１９３６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这种影响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并且深入到阎锡山集团内部，连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也绝大多数赞成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同一时期，蒋介石嫡系关麟征部等五个师，假“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迟迟不走，想把阎锡山挤掉；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气焰熏天，触角已经伸入到阎锡山的外围――察绥地区，严重威胁着阎锡山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决策机构就着手研究要不要接受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阎锡山既想利用共产党为他“保驾”，又知道共产党不好那样利用；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他在核心组织的决策会上说：“现在要手执电鞭，把群众发动起来，又能为我所用。”又说：“这中间可能有风险，但目前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阎锡山在名义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和采取共产党的某些办法，外御日寇，内抗蒋介石，发动群众又能为己所用，还可以缓和跟群众的矛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阎锡山就和我党迂回曲折地建立了特种形式的统战关系。我就是奉了党的命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去工作的。

在赴太原途中，我不断地想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呢？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想起了王若飞同志。一定要尽快地把这些同志全部营救出来，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今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一个地下工作同志对我说：他听说若飞同志的确已从归绥解到太原，就是弄不清押在哪所监狱。

“你知道他现在用的名字吗？”

“听说叫黄敬斋。”

“听谁说的？”

“张慕陶。”

“张慕陶？”骤然听到这个叛徒的名字，立刻想到他的罪恶活动。张慕陶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后，经过一个大商人――阎锡山的弟弟阎锡祺的牵线卖身投靠阎锡山的。他在山西建立托洛茨基派组织，帮助阎锡山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仍伪装革命。１９３６年红军东渡时，张慕陶逃出山西。后来，看见我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唯恐我党力量壮大，于他不利，又重返山西，为阎锡山献谋划策，积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一切，我党早已清楚。可是，王若飞同志的消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据这位同志告诉我，张慕陶在张家口同盟军失败投靠阎锡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若飞同志被押在归绥狱中。他来到山西后，看到阎锡山对他不十分感兴趣。为了博取阎的好感，他就千方百计地向阎锡山献殷勤，他说：归绥狱中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很大用场。阎锡山听到消息，立即从绥远狱中把若飞同志解来太原。阎锡山深知张慕陶“举动张牙舞爪，谈话口沫横飞，貌似土匪，而野心勃勃”（阎锡山对张慕陶的考语），因此，关于王若飞同志的事，就不让张慕陶染指，而专派自己的亲信梁化之直接联系……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分外高兴。在太原，我是阎锡山的“上宾”，是“高级官员”。我就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登上汽车，去查访每所监狱。查遍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自新院，名单上均无此人。到陆军监狱时，我照例在办公室里一坐，由典狱长送上名单和档案材料，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在一张发黄的纸上，赫然出现了“黄敬斋”三个字。啊，若飞同志原来押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载，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贯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档案中说：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另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梁化之多次和他谈话的经过。梁化之几次劝说黄敬斋可以立刻出狱，只要答应和他们“合作”就行。黄坚决地回答：“我是囚犯，你是统治阶级，我们的地位根本不平等，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只要求无条件开释。当我还带着脚镣手铐的时候，我拒绝作任何有条件出狱的谈判。关于我出狱后是否和你们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的组织决定，不能拿个人生死利害和你们进行交易。”

若飞同志既然有了确切下落，情况也弄清楚了，事情就应该抓紧进行。我向中共山西省委作了报告并研究对策之后，就立刻去找阎锡山进行谈判。我说：“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刻，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愿跟我们合作，就应该立刻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介石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常说要和共产党合作吗？那么，山西就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首先立即全部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抓了抓头皮，装痴装呆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戳破他的假面具：“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象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是个间接朋友。”

阎锡山不便推却，只好故作大方地说：“既然是你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能有梁化之一起去探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当时是党派来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的，也就是说搞公开的、合法的活动，不便于作秘密的地下活动。要是我单独去见若飞同志，就可能给阎锡山以口实，说我背着他，拆他的台，而不利于统战工作。现在有梁化之一同前往，这种见面就完全“合法化”了，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门口，典狱长一看来势，颇为惊慌。梁化之简单地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若飞同志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几个来访者。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用不着我开口，梁化之先来介绍了。他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员，老……”

突如其来的见面，和一连串的“老”字，给若飞同志带来无限惊异。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弄不清我们的来意，只是直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若飞同志不认识我，我原来也不认识他，我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都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的很对，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来看你，是受‘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老同学，可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从来就不一致。现在是在抗日问题上交叉在一起；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交叉在一起。虽然如此，可是放不放你，关键在他们，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若飞同志很用心地听着，皱着眉头，奇怪地望着我，一声不吭。可能他被眼前的事弄糊涂了。两个同行的客人，两个立场，两种观点，同时拜访一个狱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很尴尬，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若飞同志鼻孔里“嗡”了一声，冷冷地说：“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所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

“什么优待室？这叫独居监房，它是班房里的班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老早领会过‘优待室’的滋味。化之，你对独居监房如此赞美，我很惊奇你……”

梁化之面孔通红，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扮演了这个不光采的角色。

为了让若飞同志进一步了解外面的形势，我转过身来对他说：目前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发生了深远影响；山西的救亡运动在阎先生同意下，也有很大成绩。并且我还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方针任务。关于这一段话，若飞同志以极大的关注，仔细地听着。梁化之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一波，你用不着向黄先生宣传罗，他比你知道得还多哩！”接着，他又说：“现在我帮你找到了老朋友，我的责任总算尽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看见典狱长这时刚好走到门口来，便抓紧时机盯着梁化之大声地说：

“那么，以后每次见面，还要麻烦你同来作陪呢！”

“哎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你自己来不就行了！”

我望望典狱长，典狱长早已听到了梁化之的一番话，忙向我点头哈腰，表示会遵照他的主子的吩咐，随时接待我这个来访者。我的愿望初步达到了。当我们告辞出来时，若飞同志站在门口，又一次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一个眼色，一次握手，我感到彼此的理解已向前大大跨了一步。不久，西安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国内形势起了更深刻的变化。抗日救亡的浪潮更加高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