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的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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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春天,日本从关东向华北继续运兵,北方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在绥远东部爆发了百灵庙的抗战。山西处在国防前线,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如怒火燃烧,早些时候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都在各处活跃起来。这时,我又去找阎锡山,对他恳切地说:
 
  “当前局势瞬息万变,各处正在用人之际,可是,太原各监狱里还关着二三百名政治犯,这些人都是爱国的有为的青年,现在却仍然关在囚笼里,消磨年华,这与阎先生目前的政治主张和正在山西开展着的救亡运动不相适应,可说是一大讽刺!既然是两家合作,让一个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救亡运动,当然很好,让一批共产党人,甚至再多一些共产党人,都来共同进行救亡运动,岂不更好!”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有些动心,但看他那惶惑不安的神色,似乎还有顾虑。他事后避开我找来了心腹梁化之和客卿张慕陶一同商量。梁化之为人气量褊[biǎn]狭,是一个刚愎[bì]自用、愚而好诈的人,他对我党提出的全部释放政治犯的主张,颇不赞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执行了共产党的号召,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养痈成患,不啻[chì]为虎增翼。如果要放,也应该用山西的方式放。阎锡山认为梁化之有些大惊小怪,沉不住气,他说:会耍鸟的人,不是把鸟关在笼子里,而是把鸟放出来,让鸟飞在天空,要放就放,要收就收。托匪张慕陶看到阎锡山有意释放政治犯,忙为阎划策说:看来薄一波立场很明确,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共产党,并非为了山西,只是为了共产党。为山西为阎先生计,放,是为了增强山西的政治影响,增强山西的政治实力,不是为渊驱鱼,这样,就必须讲条件。我以为:化之先生说得对,要用山西方式放,这就是: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有此两件,既堵住天下人的口实,又可为山西罗致人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阎颔首微笑,表示可行。
 
  三人商量好,梁化之衔命和我谈判。他来到我处,期期艾艾地说明来意。我坚决回答:不行,对政治犯必须无条件释放。谁要坚持这些无理条件,只能说明他对统一战线缺乏诚意。共产党员光明正大,怎么好强迫他放弃立场呢?至于每个人愿不愿留在山西,可以任其选择,愿留则留,愿去则去,听其自由。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作主,必须向阎请示。我们又一同去找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提出了折衷办法:可以不提条件,但要把所有的政治犯,移到训导院去,做个过渡。我问:“过渡多少时候?”阎说:“个把月可以了。”我说:“到那时应是无条件开释了吧?”阎说:“当然。”这个办法里既然肯定了无条件释放,我也不必再去反对,只是对他说:“我的朋友黄敬斋,必须提前放出来。”阎锡山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释放。”
 
  和阎锡山谈妥以后,我立即到几所监狱去,和被押的政治犯进行谈话。这些人里,有的和我非常熟悉,他们谈了自己的情况。凡是和若飞同志有过接触的人,都一致称道他的坚定和勇敢,对他怀着深沉的敬爱。这一切,都使我对若飞同志的狱中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我又去探望他。
 
  我一进陆军监狱大门,典狱长忙迎了上来,接住我带给若飞同志的食物和用的东西,一起来到他的囚室。
 
  我把带来的报纸,放到桌上。若飞同志的疑团似乎还未消除,他谨慎地观察着,神情缄默,态度冷静,警惕地望着我。他大约在思考着,这个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阎锡山派来的?在这一切表面现象后面,会不会设着不可告人的圈套?
 
  看了他的神情,我开门见山地说:
 
  “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的时候,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寄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决心营救你立刻出狱。我已经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若飞同志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显然,这是打破眼前的僵局唯一的办法了。我说:
 
  “你要什么时候的?旧的?还是新的?”
 
  “旧的要,新的也要。”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同志,你要的太多了。这么多文件,在你这儿保存起来,也不太方便。还是边送边看边取,看完了就拿走,比较好些。”
  若飞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每次去时,都带去几份文件,其中有党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党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几篇文章。我们联系文件谈了自己的看法。若飞同志对党内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热烈的拥护。我向他介绍了党在太原进行的工作,谈了群众运动开展的情况。若飞同志也甚为兴奋,觉得党的政策,已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接着,我也向他说明了和阎锡山谈判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经过,要他向狱中的同志讲清楚。他听说需要到训导院做个过渡,就坦率地表示,这里那里,反正都是监狱,去也无妨。我也笑着说:“是啊,训导院是阎锡山开的,这所陆军监狱也不是我们开的嘛!”……
 
  再一次看他时,我告诉他:
 
  “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是无条件释放的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也可能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在我知道了外面的大好形势以后,我也急着出去,为党工作。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旁的什么问题发生。”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我很了解他此时的心情。看过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彼此有了信任,但是,还不能当作组织证明。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的审查和证明,这正表明了若飞同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可是,这个时候,兵荒马乱,天远地隔,要从延安派人来太原专办此事是不可能的,而此事又不能拖延,怎么办呢?我想了想,问道:
 
  “有个刘少奇同志,你认识吧?”
 
  “认识。”若飞同志点点头,又慎重地说,“这里是虎穴龙潭,他能来吗?”
 
  我也无可奈何地说:“是的,不能请他来。”
 
  沉默了一会,我又问:“你认识老柯(柯庆施同志)吗?人都叫他大鼻子的。”
 
  “啊,大鼻子,认得。”若飞同志眉毛一扬,忙问,“他能来吗?”
 
  我说:“可以试一试。”回去以后,我立刻把情况报告了北方局。不久,柯庆施同志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被囚禁了五年七个月的若飞同志,终于跨出了监狱的铁门。
 
  不久,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都分批放了出来。其中有一百几十人,组成了一个连,这就是以后的“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总队第九连”。 若飞同志跨出牢门,就急着要回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中去。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对付阎锡山。我对若飞同志说:阎锡山的本意,当然希望你留在山西,给他撑撑门面,借以欺骗群众。如果你坚持不干,他也不会勉强;至少还想留点人情,交个朋友。可是,从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能婉言谢绝,留有余地。因此,如何和阎锡山见面,事先必须做个准备。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锡山很想和“王先生”见面。
 
  一天,我陪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毕恭毕敬,颇带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见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山西释放了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在绥远、太原坐了六年牢,得知地狱生活是何滋味。我知道,国民党所作所为,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并非晋绥如此,遍地皆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共产党以人民为重,不念旧恶。知过能改,总应该鼓掌欢迎。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拥护这种进步。愿以后共同勉励,加强这种合作。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阎锡山听着这些有褒有贬的话,如坐针毡。若飞同志刚一停顿,他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接着,突如其来地说:“特务政策,我一向是反对的。我认为蒋先生的天下,本来是三百年的江山。但是,他采用特务政策,恐怕他的江山不能久长了。”说到这里,他看看若飞同志,又看看我,见大家对他的这番话,都不感兴趣,又把话引回原先的题目上。“王先生,山西虽小,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你瞧,一波在这里工作,不是很好吗?你们是老朋友,大家合作,共赴国难,有啥不好?为什么急着要回延安去?”
 
  若飞同志见阎锡山又转弯抹角地道出本意,就婉转而坚定地说:
 
  “阎先生的美意,我个人非常感谢。可是若飞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必须由党的组织来决定。我只有回到延安,才能接受我党中央分配给我的工作。在此以前,我不能作任何考虑。”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宋丑子哭他的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
 
  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好啦。”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北方局进驻太原来。少奇同志也离开了烽火连天的北平,来到了太原。我把若飞同志交给北方局。少奇同志指示若飞同志,立刻回延安。阎锡山闻讯后,当即告诉梁化之,要梁化之备好二千块法币送给若飞同志作回延安的路费。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转告若飞同志,要他立即向组织请示,以免被动。若飞同志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对阎的馈赠,一概不能接受。当梁化之带着钱前来送行时,若飞委婉地把那包法币原封奉还,对梁化之说:
 
  “我从你们的监狱里出来,受到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应付的饭钱,我已算清了帐目,留在我党驻太原办事处,将由那里如数交清。在回延安途中,虽然山高路远,需要长途跋涉,但有我党我军沿途护送,一切都用不着操心。后会有期,希望多为国事用心,若飞就高兴不尽了。”
 
  梁化之拿着法币,面色苍白,不知所措,干笑了两声,黯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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