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周民同志是在其母何子友老人家里进行的。下午2点，何老尚在午休，我准时到了南京宁海路何老的家。何老的公勤员领我穿院进屋。经过客厅，周民同志让直接进入他们夫妇俩的房间，以免打扰何老。

老红军何子友妈妈

1940年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精神，为使尔后的主力部队转移时不受拖累，便将部队干部家属子女、伤病员、女同志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先期从云岭撤出，向苏南长滆、太滆地区，镇江茅山地区和溧阳竹箦桥地区转移。何子友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员。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与时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的丈夫周子昆的一别，竟是夫妻间的永别。这一年，何子友28岁，她个头不高，四川人，性格刚强，虽然有孕在身，还带着刚刚学步的女儿周民，却坚定地走在转移的队伍中，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照顾。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她最初得知的消息是，数千人牺牲在国民党反共军7个师铁桶似的包围圈之中；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何子友万分悲痛，而其他的军部领导和机关同志尚无确切消息。她惦记着，念叨着，盼望着他们能早日回到亲人身边。这其中就有自己心爱的丈夫。因而，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割断的思念，使她坐立不安。

在经历了不间歇的精神煎熬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数月后，何子友终于等到了准确的消息，但不听则罢，听到的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与副军长项英同志，成功地突出重围，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救护两个月后，于3月13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于藏身的山洞中。这个噩耗，冲决了何子友的心理承受极限，顿时心堵悲绝，昏死过去。经过同志们的抢救、抚慰，苏醒过来的何子友慢慢地恢复了原本的刚强。她对周围同志说：请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想不开的，我还有任务，我还有事业要做。

1941年7月，皖南事变6个多月后，周子昆同志的遗腹子诞生了。何子友挺高兴，她遵照丈夫的遗愿，要把孩子培养成革命的参天大树，两个孩子，就是两棵树，双木成林，儿子就叫周林吧。

年轻的何子友，比别人更努力，对待工作勇往直前，完成任务干净利索，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扬。她带着两个孩子，日常生活的艰难，同样没逃过同志们的眼睛。好心的领导和慈祥的大姐们，多次劝说她：再找个顶梁柱吧！不然，你会累垮的。她婉言谢绝了人们的好意，在她的心中：“我就是孩子的顶梁柱子！子昆的孩子永远姓周！”她的决心让她终身没有再嫁。

她工作认真扎实，但文化不高，多次的学习机会，都因为要照顾孩子，放弃了。不然，这位女红军战士会在更高岗位上发挥自己才干的。当然，组织上一直十分关心她。她享受着副军级、老红军待遇。　周民姐弟都很孝顺，只是因为弟弟在广西桂林工作，陪伴妈妈的担子就落在了姐姐身上。何老住的是独家小院，周民成家后，休息日始终是陪伴妈妈度过的。如今，周民夫妇也退休了。但每周7天，有3天是陪护老人的。

女儿心中的父亲

周民说，你们《铁军》杂志改月刊以来，已经采访了十几位新四军领导同志的子女，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军部领导，只剩下副参谋长周子昆一位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没有理由拒绝你的采访。

皖南事变发生，我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多些。父亲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是模糊的，我经常拿着爸爸的照片，左看右看，想象着爸爸的形象，高高的身材，清瘦的体型，和善的面容，慈祥的双眼，有力的大手，坚实的双脚。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因为，爸爸的战友，爸爸的部下，这些叔叔伯伯们对爸爸的片断回忆和长篇的回忆录，以及一些领导同志的传记、文稿中对父亲的介绍和描述，丰富着我大脑中的资料贮存，伴随我生活常识的积累，历史知识的丰富，理解能力的增强，共同构织成新的思维链接，形成了爸爸日益丰满而鲜活的形象。爸爸鲜活的形象，是我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他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给我勇气。　爸爸给我的印象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当数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

父亲是广西桂林人，1901年生，1925年6月，父亲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军队，担任班长。10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认准人生的航向和目标，终身未变。叶挺独立团组建后，父亲在一营四连当排长，北伐时升为连长。尔后随叶挺、周士第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余部处境维艰。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父亲毅然追随朱德、陈毅，选择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道路。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父亲在朱德师长麾下任营长。井冈山会师后不久，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开办教导队，调他任副队长。他亲自执教，既讲革命理论，又教军事技术、战术，并现场亲身操练。从这往后，父亲在红军中先后担任过团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代军长、兵团参谋长、总部代总参谋长等职。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红军大学一队队长。1936年7月，他与朱德同志一起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过斗争。父亲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抗日战争爆发之初，1937年11月，叶挺、项英先后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编组事宜，任职抗大的父亲特地前往看望久别的叶挺和项英，叶、项对他治军打仗的军事才华都很了解，立刻萌生揽才之意，将他记入备选干部之列。此时，中共中央正考虑派送一批骨干给新四军，且拟以周子昆为新四军参谋长，毛泽东还曾当面同他谈过。由于此前叶挺已经联系张云逸担任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遂以周子昆出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职。父亲当时表示，只要是到抗日第一线去，坚决服从调遣。父亲毫不计较名誉地位。

父亲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我的一生。这种影响外人看不见，摸不着。他在我的心中，潜在的，实实在在的存活着。每当我人生旅程面临选择，考虑去留，“为”与“不为”难于决断时，“他”会神奇地出现，同我“对话”。而此时的妈妈，也总是聪明地重复那句永远的话题：“爸爸如果在世，他会嘱咐你……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吧。”于是，我会选择长辈的意见，选择革命事业第一，选择父母教诲第一，对于我自己有过的选择，终生无悔！

父亲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美德是遗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他担负过多方面的工作，许多事没有先例可循，要靠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分析总结，大胆实践。北伐革命中指挥打仗，他向老上司叶挺、周士第学习，南昌起义后，他向朱德、陈毅学习；红军时期，他向朱德、毛泽东学习。他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总部首长，主管作战指挥。他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以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就是他多年勤奋学习军事知识和指挥艺术，又敢于挑重担，大胆指挥的结果。

父亲在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期间，主持干部培训工作时，无论革命理论课程，还是军事技术、战术指挥课程，都自己撰写讲稿，并认真施教，几年间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在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关于加强参谋教育训练》的报告；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一年来参谋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新四军作战和部队建设》的报告。这些，无一不映照出父亲当年刻苦钻研政治军事理论知识，努力学习掌握军事指挥艺术的才华。正是父亲的精神，时时激励我刻苦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我所从事的部队医疗工作领域中，钻研医学知识，注重病员心理研究，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等多层面对病员给予积极的治疗与保健，给予温暖的人文关怀与体贴。我退休多年了，仍然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病员服务的职责，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卫生分会历次举办的义诊活动我都参加。我的血管里流着和父亲一样的血液，不过，精神继承或许比基因遗传更炽烈。

爸爸的遗爱与妈妈的关怀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父亲的精神与母亲的关爱是两只坚实的臂膀。精神的鼓励在我心中，关爱的温暖在我身旁。妈妈的叮咛中，又常有父亲的精华。妈妈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却有良好的记忆。爸爸妈妈诀别在1940年底，爸爸生前说过的话，全变成了妈妈传递给我们的遗嘱。妈妈非常坚强，爸爸牺牲时，她才28岁，毅然独自挑起了原本由夫妇俩人抚育子女的重担。妈妈从来不说爸爸曾经做过的事业，她只告诉我爸爸对女儿的期望。爸爸对妈妈说：干革命，消灭日本鬼子，求翻身，打江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将来保卫新政权，建设新家园，那就是儿女辈的事了。我们要教育孩子学文化、学知识、学本领，做个有用的人。妈妈今年95岁了，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常常在心底祝愿妈妈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

妈妈从年轻时候起，就独自一人承载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劳累，却不时将欢乐传递给我们。

我是1939年10月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生的。妈妈说，我的出生，给整个军部带来了欢乐。因为当时的新四军中，结过婚的人是很少的，军部驻地虽然军首长和机关干部多些，但有孩子的也很少。谁家有了孩子，大家都陪着高兴。我出生后，常被战士抱走，战士们太喜欢孩子了，我会从一个怀抱“跳”入另一个怀抱，在一个连队的指战员手中，传来传去，传一个遍。我们的驻地和爸爸的办公地点隔了两座小山，走一趟要有个把小时。妈妈说，有时抱着我去见爸爸，到天很晚才回家。这时，驻地的指战员会很着急，他们常常派两名战士提着灯笼，顺着山路寻找，惟恐我们母子在路上出什么事。因为山里的夜晚经常会有狼、狐、獾等野兽以及长虫出没，很危险。寻我们的同志经常是一直寻到军部办公地，把我们母子接回去。偶有休息日，外表严肃内心温柔的爸爸也会抱着我到处走走。每逢这时，爸爸的脸上挂满笑容，透出心底的喜悦。

我出生时母亲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妈妈说，爸爸工作太忙，我自己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准备。妈妈说，住地的群众特别是妇女老大妈太好了、太热情了。一听说何子友要生了，这个拿来草纸，那个送来大木盆，还有的送来鸡蛋，有的忙着烧热水。给我洗澡的木盆至今放在军部展览馆里。妈妈说，没有泾县云岭的老百姓，也就没有我们母女的平安，那种鱼水深情真让我感动啊！我出生后爸爸妈妈给我取名周泾民，就是要我长大以后不要忘记泾县的人民群众。80年代我陪妈妈去云岭的时候，确实有人呼唤我“泾民”呢。后来为什么把“泾”字去掉，我不敢深究，问过一次妈妈，引得老人家伤心好多天，就再也不敢问了。也许因为爸爸牺牲在泾县。后来，妈妈说，周民的名字，就是爸爸要你一辈子不要忘记人民，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我的出生，还给一位小哥哥带来了福音。他就是袁国平叔叔和邱一涵阿姨的孩子袁振威，他早我几个月在云岭出生，因为邱阿姨体质弱，没有奶水。我妈妈身体好，奶水足，他经常和我争着抢奶喝。袁大哥现在还在海军指挥学院工作，我们经常来往。

妈妈在我和弟弟身上倾注的关爱是无限的。现在想来，她为了我们，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辛劳。妈妈太伟大了。60多年来，妈妈没有享受过夫妻之间的温情和爱抚，可她从来没有后悔，没有杂念。她的心中，除了永远爱慕永远年轻的丈夫之外，全部的情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和弟弟周林。我爱妈妈，我深深感激妈妈对我的抚育、教诲。我也尊重妈妈对我的期望和嘱咐，何况，这其中永远包含着爸爸的遗爱呢。

我真正上学读书，是华东保育院进入上海后。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她说，自己从小没有机会学文化，参加革命后，学的也不太多，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你们姐弟两个，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做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你们的爸爸，当年做过好多种工作，指挥作战，军事训练，培训上课，参谋策划，样样在行，人人佩服。连朱总司令、毛主席都称赞他是个人才。你们要向爸爸学习。我们先是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到地方学校上学。妈妈又反复嘱咐我们，不要说自己是谁谁谁的孩子，领导干部的孩子没什么特殊，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是平等的，都要好好学习，要尊重同学，关心同学。记得在上海时，与曾庆红、曾庆淮、谭泾远、魏小路都是同学，在南京南师附中读书时，与刘伯承伯伯的儿子刘太行等也是同学。但我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话，从来不说出家长的姓名。学校里只有校长、班主任等少数老师知道真实情况，谁都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也真好。

我在学校读书时，特别喜欢文体活动，学校里的文娱晚会、庆祝活动，都会有我的节目演出。我很早就萌生了将来要报考艺术院校的念头。1959年高中毕业时，我向妈妈征求高考的志愿时，说出了我的想法。没想到，妈妈并不支持。妈妈说，我不是反对你将来做个演员。但是你想想，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恐怕不是演员吧？如果你爸爸在世的话，他肯定会从国家需要建设人才这点来考虑。所以，你再想想，你想妈妈说得妥不妥，想想爸爸对你们的期望。过了几天，我与妈妈取得了一致意见，我考取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从此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部队的医疗事业。

皖南事变，使妈妈失去了亲爱的革命伴侣；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为人民做出贡献的革命烈士。1955年，雨花台烈士陵园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新建了三座烈士坟茔。如今，南京雨花台功德林内重建的三烈士墓，不时迎来络绎不绝前往瞻仰、悼念的人群。革命烈士，是后人对先驱者的敬仰尊号，是对先辈精神和伟业的肯定。对于妈妈来说，党和人民对烈士周子昆的肯定，对烈士亲属的关怀照顾，一直心存感激。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一次研讨会，让妈妈的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妈妈是接到特别邀请函才出席的，会议邀请有亲身经历的老同志，在一起回忆、核实一些重大史实，提供一些资料，是很必要的，因而义不容辞。会上，对于皖南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发言，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好在许多当事人出席了会议。同项英、周子昆同时遇害而被抢救幸存的黄诚和新四军的工兵营长、“打不死”的刘奎这两位老人也出席了会议。这些老人对于弄清史实帮助很大。我们研究历史，当然必须澄清史实，也要分清功过是非，更主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可是，会上有人更注重追究历史责任人的过失。皖南事变的发生，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归根结底是国民党蒋介石蓄谋已久的罪恶活动。不要总是往共产党内的领导人头上打板子，不要无限上纲，用辞刻薄。我作为周子昆烈士的女儿，热忱支持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并且期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能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总结出可以吸取的经验和可以避免的教训，而对于“人”的研究，应该更细致、更谨慎、更深入、更认真，评价要客观、公正。更要将新四军英雄人物的事迹广为传颂，让新四军的战斗历史故事像古典名著那样家喻户晓。

采访结束时，何老妈妈正在客厅里踱步，她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让我和她及女儿周民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