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伊坪，河南省郾城县人，191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河南、陕西、山东从事农运、学运、兵运工作，曾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1939年3月5日，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战中负伤被俘，屡受酷刑，英勇不屈，后被日寇用火烧死，壮烈殉国，时年29岁。此文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师陀（原名王长简）生前应约撰写的，在赵伊坪烈士牺牲51周年之际，特发此文，以志纪念。我和赵伊坪同志相识是在1930年夏天，当时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正在河南打内战，他在冯玉祥部下田春芳师运输连当上士录事，名叫赵罗平。据我大哥王乐超说：当运输连在我家驻扎时，赵发现许多进步书刊，高兴极了，表示要与我们做朋友。在冯玉祥军队里，上自他本人，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是当兵出身，一个相当于班长的上士录事，居然喜欢进步书刊，可见来历不平常了。我那时刚读完高中二年级，学校放了假，同学回家了，我利用学校环境清静写文章，回家晚了十多天，其时运输连已经离开我家，移驻距我们那里东南十多里路的一个村庄了。我回家不久，一天上午，赵伊坪冒着酷暑，头戴大草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满脸是汗，到我家来了，天气太热，我劝他脱下外衣，他就毫不客气，脱下军装，摘下大草帽，端起用桑叶煮的大碗茶，坐在大门底下，便谈开了。他先问我几时从开封回来的？那里的情形怎样？接下去便讲，他是押着大车队去罗王车站领给养的，经过这里，让大车队先走，自己拐过来看看。其间他特别讲了路上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赶大车的农民让路慢了，激起士兵的愤怒，打了那农民。对这件事，他动了火，当场训斥那当兵的：你自己本来也是农民，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家呢！说这话时犹余怒未息。伊坪约我过几天到他们那里去玩，然后便站起身来要走，我留他吃午饭，他坚持不肯，：“我还得追赶大车队呢。”并关照我：“我三四天就回来，希望你上午到我们那里去，在我那里吃午饭。”他既然“公务”在身，不便强留，我便将他送出村外，但见他在强烈的阳光下，匆匆向西北赶路去了。我望着这位年轻“录事”的背影，心里产生疑问：他既然有学问，热爱进步书刊，富于正义感，对农民充满同情心，对人又彬彬有礼，为什么要到西北军去呢？是的，他是怎样到西北军的呢？大约过了五六天，估计伊坪运给养已经返回，我和大哥便去看他。他们连部驻在一户农民的大院子里，连长叫朱聘三，是个性格热情而又开朗的人；司务长叫熊义吾，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后来交往深了，始知他其实是个极天真的人。我和大哥曾去过几次，谈话内容现在能记得的是朱聘三曾不住的大喊大叫，要找共产党，要让队伍打起红旗。朱说：“只要上了山，来一个通电，成立红军，我任司令，他（指着伊坪）是我的政委，他（指着熊义吾）是我的参谋长。”我警告他说话留神，他说：“你不用怕，全连士兵都是有觉悟的。”事后，我向伊坪了解到朱的情况：一是他不打骂士兵；二是他家里汇来的钱每月改善全连的伙食；三是他经常向当兵的讲士兵如何受压迫，为他们打不平；四是如果有谁家里遭到变故，需要钱用，他便借给他们。当时冯玉祥的军队里是不发饷的，师旅长以上的将军们可以向冯借钱，团长以下的军官如果想用钱，只好靠聪明、靠机会了，朱聘三的办法是向家里要钱。朱是商丘县乡下一个村镇的人，家里有百把亩地，是独生儿子，读过私熟，相当聪明，父亲去世了，母亲给他娶了个使他不喜欢的老婆，便在北伐期间当了兵。伊坪是河南郾城人，我问他为什么不顺便回家看看，他笑着答到：“又不是小孩子，还离不开父母。”熊义吾是河南确山人，我去他们那里两三次后，便不知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了，战争的结果是冯玉祥彻底垮台，约在九至十月间，我意外的收到伊坪从洛阳西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今后不知到何处去。1931年初春，我忽然又接到伊坪从西安来信，用的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公用信封，信纸是警备司令部的八行笺，用毛笔书写，开头讲他当了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的秘书，接下去问我的情况，嘱我如果回信，可写西安警备司令部赵一萍收。这时他改成了赵一萍。在旧社会，一个失败军队的上士录事，尽管学问好，字写得好，没有相当关系，要想当上得胜军队警备司令的秘书，是不敢设想的。对共产党朋友，他们的经历、入党时间、在党内的职务，我从来不想知道。这是因为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因为伊坪平常讲话有几个字爱用北京音，我只知道他曾在冯玉祥办的育德中学读过书，我只有暗暗为他高兴。他给我写信的目的，除了他认为我是进步的，想通过我了解朱聘三和熊义吾的情况外，我实在难以揣测。我马上回信，告诉他朱聘三自从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辗转到了家乡，并托我找“母亲”（即共产党）。伊坪迅速答复，谈他在司令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司令部的情形，不提朱聘三。以后还通过几次信，仍不提朱，他似乎有所避讳。这又使我怀疑，他是否真正找到了党。1931年夏，我到了北平，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同学张宏道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加入“反帝大同盟”，我问了反帝大同盟的情况，知道是党的外围组织，便欣然同意。这时我想起伊坪，立刻写信，如果解决“婚姻”问题，顶好到北平来一趟。很快得到他的回信，他不需要，若有他们（指朱聘三、熊义吾）的消息，请马上告诉他，至于他本人的行踪，千万勿向他们谈起，必要时他直接跟他们联系。过了个把月，家里转来朱聘三从山东新泰来的信，信封信笺用的是鲁南民团军指挥部的。他已改名朱慨夫，做了副官长，急须找“爱人”。我把此事向在济南的同学姚第鸿（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我收到姚第鸿寄来的信，只简单的说：你的朋友需要“爱人”，可在某地找某人接头。我把姚第鸿的信转交给朱慨夫。过了二十来天，我接到朱慨夫的信，感谢我帮他找到“爱人”，还讲了许多充满狂喜的话。我写了回信，同时把朱慨夫先后来两次信又转寄给伊坪，却很久不曾得到回音。1932年3月，我收到一封从山东新泰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寄来的信，这封信很特别，信封装得鼓起来。我打开来看，首先是朱慨夫的信，伊坪已到了新泰，朱的信中夹着从各式各样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红片，有伊坪的，有熊寄飘（熊义吾改用的名字），有我大哥的。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姚第鸿的。伊坪的信写得很简单：刚来这里，还不知道工作怎样安排。朱慨夫所以发动写信运动。无非告诉我伊坪到新泰罢了。1932的7月，我父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我大哥也从新泰回来。据我大哥讲他和伊坪等当时名义上的职务是排、连、营录事或书记，一律上士待遇，每月工资十元，实际工作是搞“兵运”，即唤醒兵士，发动兵变。后来，由于朱慨夫和谢书贤（鲁南民团军军长）因私人关系闹翻，处境险恶。伊坪和朱慨夫等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下，撤离了新泰。这是1932年9月的事情了。1932年秋收时节，伊坪忽然到我家来了。自从1930年夏天和他分手后这次相见，好象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伊坪知道我父亲去世，讲了几句吊慰的话。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有什么心事。他住了几天，坚持要走，问他去处，他说现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既然挽留不住，只好派人送他到兰封车站。他走后，我大哥才告诉我，伊坪原是撤离到商丘乡下朱慨夫的家，为了打游击造枪，朱慨夫临走前从鲁南民团军修械所带了两个修械兵，准备造枪，枪没有造成，两个兵油子摸清了朱家的情形，扬言要告发。朱托人说情，花了几百块钱，才打发走两个瘟神爷。乡下自然呆不住了，便举家搬到商丘城里。秋收完毕，我到了开封，顺便去看康午生（即王国权）和赵毅然。康午生和赵毅然是河南大学学生，我是慕名而去那里的。在那里，我得到意想不到的消息：伊坪因等山东来信，困在郾城同乡会里。因此我从河南大学出来，立刻去找伊坪。在郾城同乡会里，我找到了伊坪。这时他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身上只剩下一块钱，山东来信仍遥遥无期，很焦急。看到这一切，我便提议用我的钱买车票一快到山东去，但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到泰安的车票。伊坪高兴地说：“不要紧，到了泰安，我立即往济南写信。”我俩上了火车。伊坪在火车上讲：为了拉游击队，他住在朱慨夫乡下老家时，一天晚上，曾跟当地一个土匪头子去关帝庙烧香，磕头拜过把兄弟。很难想象，这个人平常待人接物文质彬彬、不多说话的人，必要时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车过柳河，他说：我就是从这里跳下去到新泰的。火车抵达徐州将近夜里11点了。伊坪在徐州车站碰到一位熟人，他教我稍稍等候，并嘱咐我不要走开，便钻入黑暗的夜色中不见了。他去好久才回来，向我道了歉，并说：“刚才那个小伙子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被处分，要下煤窑，所以跟他谈了很久。”我问他怎么认识的。他说“在会上。”“你批评他了吗？”“人家既然受了处分，只能鼓励，怎能批评呢？”他语气之间有些愤然，怪我不懂事。我不是党员，尽管我内心想入党，毕竟还不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的人，是不懂组织纪律的，也不懂同志之间关系，也不知道对待犯错误同志应持的正确态度。我们俩都会抽烟，在徐州车站，花了三分钱买了一包山东造的雪茄烟。火车夜里两点从徐州站开出，到了泰安，太阳已冲破晨雾。我们一夜不曾合眼，大家轮流抽那包山东造雪茄烟。车到泰安，我们走进一家小客栈。泰安有座泰山，只好在店簿上写“游览”。我连早饭都不想吃，便倒下去睡了。由于长期艰难生活，伊坪养成了善于精打细算，管理钱财的本领。“总管家”伊坪早已关照过：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块钱，要花到济南来人。我睡时伊坪正在写信。我醒后但见他在床上坐着，我问寄往济南的信，他说已经发了。说罢我们走出小客栈，在泰安西关大街一家饭铺每人吃了一碗米粉。那米粉价钱大概算最便宜的了，可是份量极少，每碗顶多有一两多点。我的食量小，仅能填饱胃的1/3，伊坪个头高，食量大，估计只能填饱肚子的1/4。我们每天中午晚上每人一碗米粉。在半饥饿状态中，我们俩逛了城里的岳庙，看了庙里的唐槐汉柏，荡了泰安城里用青石板铺的大街小巷，爬了泰山脚下的三家庵。第三天的上午，我们在三家庵外柏树坟里抽足了香烟，回那家小饭铺吃米粉。在大街上走着，忽然有一个人扬着手大喊：“伊坪！伊坪！”他是从济南来的熊寄飘，随身只带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这混小子听说我们困在泰安，便马上来了。他说朱慨夫去鲁东南视察工作了，济南没有钱，仿佛我们会变戏法，他来了就会变出钱来似的。伊坪沉下脸想了想。“伙计，还有钱吗？馋死了！”熊寄飘抓住伊坪的手不住的摇着说。原来这混小子，住在姚第鸿父亲的专车上，饭有得吃，就是没有酒喝。他的一团孩子气惹得我们都笑了。“还有三毛钱，你说到哪里去吧！”伊坪说。“走，喝四两去！”我们于是上了一家小酒楼，拣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要了四两白干，剩下的钱全买了“酒肴”。“酒肴”就是椒盐花生米。使我惊讶的是“总管家”伊坪，我们已经在泰安吃了两天米粉，买了一包香烟，一块钱居然还剩下三毛，如果不是熊寄飘赶来喝酒，足够我们两个吃三顿米粉。从酒楼出来，钱花光了。回到客栈，伊坪写了一张条，打发茶房送到泰安城里。随后来了位连长，伊坪同他紧紧握手。那位连长问我们几时来的，为什么不通知他。最后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助解决。这个连长倒是爽快人，当场摸出三块钱给我们让买火车票，又关照茶房，店钱由他结算。伊坪在泰安有这样一位熟人，非但我不知道，连熊寄飘也不清楚。这也是我猜想他在新泰时领导的不仅是鲁南民团军指挥部的全体党员，而且是全鲁南民团军的党组织。靠着这三块钱我们到了济南。姚第鸿让他家厨师，煎四个荷包蛋和一盘炒白菜让我们吃。晚上我们打地铺睡在姚第鸿书房里。姚当时在齐鲁大学读书。第二天他关照我们，他不在家时顶好不要回来。我们遵从主人的吩咐，一早出门，去荡马路。伊坪又成了我们的“总管家”。从泰安来时还剩下几毛钱，中午到济南粥店吃高装馒头蘸辣椒，晚上去粥店喝水饭，把泰安抽剩下的两支香烟，三人轮流抽光了。姚第鸿的父亲很快知道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睡觉，他穿着草绿呢子军装，脚穿黑皮马靴，乌青着脸不分青红皂白，极粗鲁地把我们痛骂了一顿，声言他的家里不许住共产党。我们挨了骂很生气。第二天早上伊坪坚决地说：“今天一定搬出去！”上午我们看定一家便宜旅馆，中午搬了进去。安顿好后，晚上我们在粥店吃过高装馒头蘸辣糊，刚回到旅馆，姚第鸿骑着自行车找来了，姚第鸿是地下党员，又是老济南，对济南的敌人了如指掌。他一进房间就紧张地说：“你们怎么能住在这里？立刻搬！”伊坪说：“别处无处可住。”他说：“搬到我父亲的专车去。”为了考虑我们今后的生活，伊坪只好把他的大衣送进当铺，和旅馆结了帐，我们便搬到姚一介的专车上了。姚一介是山西人，中原大战以前任韩复榘的顾问，阎、冯失败后，韩复榘替他要了一节专车，酬谢他的他的“功劳”。专车实际上就是乘务员休息时的睡觉车，只有普通客车的半截长。专车停在胶济路车站外面的叉道上，我们去的时候车上已经住了四个人，都是姚的亲属，经姚第鸿介绍，他们知道是“大少爷”的客人，都热烈欢迎。车上有很多铺板，姚第鸿走后，我们很快搭成三张床。第二天吃早饭，看见去“公馆”领菜的人带回来的菜：薄薄一片五花肉，一棵白菜，几根红萝卜。米是专车上现成的。尽管他们为我们改善伙食，教我们回来吃午饭，我们怎好意思从他们嘴里夺食呢？伊坪又成了我们的“总管家”。他身上有五块多钱，我们买了一包便宜的香烟，他管得很紧，到万不得已时才拿出一根。中午吃粥店的高装馒头蘸辣糊，晚上吃辣糊蘸馒头。“双十节”已过，济南相当冷了，专车上取暖的火炉已生起来，朱慨夫仍没有消息。一天姚第鸿到专车上来，叫伊坪出来，对他说：老朱最近不可能回来，济南市委让你们三个人留下一人，伊坪生气地说：“要留全留，要走全走！”随后他大概又诉说我的情况，但是无用。我劝他留下来，他说他已经向姚第鸿讲了。姚第鸿走后马上派人送来三张免费车票。恰巧姚一介的专车第二天要去徐州替煤炭厂运煤，我们便顺便乘车到了徐州，然后乘陇海路的铁闷子车，懊丧地各自回家了。1933年3月，我得知一位初中同学在太行山里区公所担任小差事，想起伊坪在朱慨夫家乡，为着拉游击队曾跟土匪头子在关帝爷面前磕头烧香，认为是“开店”（即拉游击队的隐语）的好地方。便写信问他，我是否可以为他打前站。他答复我不妨先去看看情形，我在太行山里的区公所（辉县盘上）住了三个月，曾跑遍全区，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了解的结果是：那里枪枝很多，全抓在地主手里，那地方又十分落后，排外思想严重，一个外地人到了那里，如果和当地地主没有特殊关系，很难站得住脚，甚至有被杀害的危险。我把上述情况用隐语报告在杞县大同小学教书的伊坪：货色极多，生意难做，是否来，请他考虑。他没有回信。1933年暑假以后，伊坪到临颖县任小学教员，来信说那是个偏僻的乡村，让我回信寄到临颖县第一小学。他没谈过具体活动内容，只讲那里办得“有生气”。大约就是这“有生气”，教了一年，终于被辞退了。1934年他到泌阳县教书。学校设在一座祠堂里，校长思想落后，打了他的小报告，于是，他只干了几个月，便辞职了。1935年春季伊坪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他去杞县，介绍人是康午生，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是河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斋是杞县城里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得政治经济学博士，王为杞县办的唯一好事是先办了私立大同小学，后来又办了私立大同中学，容纳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员，教出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1936年夏天，我从北平去上海，事先通知伊坪，很想到他家里跟他见见面，他回信说顶好在暑假开学前来，我如期前往。赵伊坪家住郾城崇圣街五号，全家共有六间房子，三间堂屋是瓦房，归他祖母、父母、小兄弟居住，三间东屋是草房，由他、他的夫人吕瑞芝和女儿居住。我来了，他家没有空房屋安排，便借用前面他寡嫂的三间堂楼，我们上楼后，伊坪推开后墙上安的方形板窗，一阵凉风吹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耸立城头上的高塔。在高塔下面，是城墙里面茂密的碧绿青草，有几只雪白的绵羊在那里吃草；板窗前面，是一棵结了青青枣子的枣树。伊坪关照说：“晚上睡觉要把这板窗关起来，不然要着凉的。”我回头问他：“郾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他幽默的答道：“没有，连石头都是从老远的山里搬来的。只有花红园。你先休息，我下午陪你去。”我美美睡了一觉，下午同伊坪一块带了只竹筐上花红园去了。那花红园真大，我们走进去，上不见天日，四面看不到边，简直如走进了海洋，果子还不到采摘的时节，向阳的、树梢上的开始红了，上面敷着白粉，象少女的粉脸，令人爱惜。这绿色的海洋把我给陶醉了。这小县城的花红园把我给陶醉了，一阵狂喜，一阵激情。我说我准备以他们小县为背景写一本书，北方小县城里有果园，当时我想大概只有郾城吧。最后我们带回去一竹筐花红，咬一口就能感到是一种犯罪。他问我打算写什么作品，我告诉他想写《马兰》，并大体讲了《马兰》的情节。后来他写信问马兰上山了没有，我还不曾动笔呢。我在这楼上住了半个月，一天上午，伊坪牵着女儿莉莉的小手上来了，莉莉当时三岁左右，是个白胖小姑娘，很象她妈妈，大概她从出生起没有上过这座楼，高兴极了，来不及爸爸教她喊“伯伯”，便拍着小手跳起来叫道：“这儿真好呀！”我塞给她几只花红，伊坪关照女儿不要乱跑，然后问我：“你大概知道路某人吧？寒假曾经来过。”路某人我不但知道，而且还认识这个“特殊材料造成的”人。去年我回杞县时，他正在杞县大同小学教书，伊坪可能领导过他。去年下半年他就应聘去洛阳一个私立中学教书，我已回到北平，还通过信。不久路某人被捕，做了叛徒特务。骤然间我感到奇怪：伊坪在豫东，路某人在豫西，从党内说没有上下级关系，他天寒地冻，特地从洛阳跑来看伊坪做什么呢？“来请求原谅，别的他还能讲什么！”伊坪说。我不是党员，从不打听党员朋友在党内的职务。路某人做了叛徒特务，特地跑来求伊坪原谅，又似乎是上下级关系。究竟是否如此，当时我无从断定。伊坪是个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甚至竭力避免表现自己。可以设想，路某人曾向他痛哭流涕，伊坪也劝告路某人以后不要再陷害革命同志。这一切都不曾向我讲，只是我到上海后，他寄给我一篇散文，标题《保障》，署名蔚灵，内容对叛徒特务充满憎恶之情。所谓做共产党员没有“保障”显然是路某人到郾城来看他时亲自讲的。同时他还寄给我一篇中篇小说，内容是写一个叛逆的寡妇，标题是《河》，署名蔚灵。我看完后，认为审查官老爷很难通过，寄回去请他改。他回信说实在太忙，没有时间修改，还说：文艺这行饭我吃不了。学校开学，我们便一同离开郾城，同行的有他的小兄弟，另外还有一位他的亲戚。我在开封住了一段时间，约二十来天，然后去杞县，在大同中学住了三天。第二天晚上，伊坪悄悄送给我三期《蓓蕾》杂志，并说编辑人是梁雷。梁雷是地下党员，是伊坪大同中学的同事，我不认识。《蓓蕾》是铅印十六开本文艺月刊，翻开目录，但见有评论、论文、杂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通讯，内容比当时一般文艺刊物丰富得多！其中竟赫然有芒种的文章。芒种就是伊坪。我在北平时候，他曾用芒种这个名字寄赠一张照片。他说：凡是用蔚灵笔名发表的散文、散文诗、诗歌，用芒种笔名发表的论文、评论、杂文全是他写的。刊物的通信地址是北平。我在北平却没有看到过，显然是伪装。它的发行渠道和印刷厂，我当时没有问。就是刊物的存放地点分明也是在大同中学外面，否则他不必到第二天晚上才拿给我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评论沈从文作品的长文，笔名我忘记了，我猜想是曾在大同中学教书、后来任郑州大学校长的郭晓棠的手笔。这是河南的地下党办的秘密文艺刊物，可惜我没能好好保存下来。我在伊坪家居住期间，他曾教我讲过《如果抗战爆发，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题目是他出的，听的人有两位：一个是他的堂兄弟，一个是进步中学生。现在我住在大同中学，他又请我向学生讲话。我过去从未教过书，友情难却，便硬着头皮走上讲台，面对坐满教室的学生，头上直冒汗，只好再讲我在郾城时他给我出的那个老题目了。我离开杞县的前一天晚上，我大哥来找我，见面头一句话，就是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家里。我向他说明不回家的理由，他悄悄的走了。实际上我也对这个小城从心底憎恶，住了三天，没出大同中学校门。如果不是伊坪在那里，我压根不会回来。那学校也确实办得进步，至少各教室、游艺室都挂着哈尔滨之类室名牌子。因为事前和上海朋友约定去车站接我，第三天吃过早饭，伊坪提着我的手提箱送我到汽车站。汽车停在西门大街，要等到没有乘客上车才开。我劝伊坪回去，他坚持要等到汽车开动，最后看到汽车一直停在原地，他看看表，只得说：“到上海可来信啊。”挥挥手，告别走开了。我到上海安顿住下后立刻给伊坪写信，我和伊坪的通信，包括开封时的、北平时的、上海时的，毛估计共有200封，也是我和朋友通信最多的一位。由于我没有“正当”职业，随时有被国民党警特查抄的可能，对于共产党朋友的来信，首先是销毁信封，再看内容如有犯“时忌”的，看完后再行销毁。前者是怕牵连朋友，后者是避免自己被逼供。我现在保存下来的伊坪信，是屡次淘汰剩下的。约在1936年10月间，他说他很不喜欢那隔壁就是监狱的学校，已给朋友去信，希望能在别处找到工作。他已经在大同中学两年，跟监狱作邻居两年，怎么忽然想走了呢？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已觉察到敌人对他注意。敌人所以不敢立刻把他抓起来，是他平常工作谨慎，不曾拿到真凭实据。现在知道，他所讲的朋友，一位是曾参加长征的彭雪枫，一位是聊城的张维翰，这两位是他在北京育德中学的同学。快放寒假时他又来一封信，说他准备去陕西一趟，暂不要给他写信。1937年春，在长时间中断联系之后，我忽然接到伊坪从济南来的信。他极兴奋地讲：他去西安一趟，并附寄一首长诗《嘱咐》，说：“写于渭南，改于济南。”《嘱咐》这首诗，按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认为是用象征的手法，歌颂长征。同时还收到他的一首纪念鲁迅的诗。两首诗均署名蔚灵。当时我没征求他的意见，便自作主张，改署名赵石越。伊坪学名叫赵石庵，孺名廉越，我是把他的学名和孺名各选一字合起来罢了。我把两首持交给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月刊。但我不敢把伊坪的地址告诉看“外稿”的靳以。尽管那时伊坪已考进聊城专员公署秘书处。也正因为他考取专员公署秘书处，我了解他，靳以并不了解他，担心靳以看到“专员公署”不肯采用。结果只用了《嘱咐》，纪念鲁迅的那首诗没有用。《嘱咐》有几元稿费，我问伊坪是不是寄给他，他说：“你花了吧！”我一直认为他在专员公署搞秘书工作，薪金至少有20元，谁知他当时一个月竟拿八元工资。按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不要说几元，就是几十元，一百元也支援得起他！彭雪枫1937年5月在聊城的出现是伊坪想象不到的，简直是一种狂喜。至今我还保存着张维翰寄给我的四人合影：即赵伊坪、牛连文、彭雪枫、张维翰。抗战军兴，伊坪应彭雪枫的邀请去太原学习。回到山东，他在山东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工作，同时参加政训处工作的还有姚第鸿、熊寄飘，当然还有许多党员。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训练出数千抗日干部，分批派赴山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后来他们又办了一份报纸，伊坪约我去编副刊。我正在上海打点行装准备去济南，想不到“山东王”韩复榘发表他如何乘装甲车亲赴黄河北岸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济南还没听见日本人的枪声时，竟率领他手下的虾兵虾将，撒开脚丫子向鲁西南荷泽方向逃跑了。济南失陷，我料想伊坪必赴聊城。1939年3月，伊坪随八路军先遣部队护送干部家属赴大峰山根据地，行至茌平县琉璃寺宿营，不料被日军包围，伊坪在突围中被俘，受尽酷刑，最后日军把他绑在枣树上，并浇上煤油……他没有留下遗体，却留下了精神。他是个对已严对人宽的人；他是个自己能吃苦却决不叫苦的人；他是个工作谨慎，考虑周密，一旦做出决定，立刻果断执行的人；他是个善于团结周围同志，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时能够根据党的政策正确估计当时全国形势，为党的事业艰苦战斗的人……伊坪牺牲后，我曾两次去过他的家乡。一次是我在河南参加土改后，从北舞渡去漯河，经过郾城城外，因为周围同行的还有其他人，不便进城，只能望望灰黑色的城墙和矗立城头上的高塔。过了10年，1960年冬天，我是专程去的。这时城墙已被拆除，留下一道土堤，城头上的塔依然耸立原处。穿过东门残留下来的缺口，一路上踏着拆城墙遗下的断砖，约摸到了崇圣街五号的地方，我迷惘的站住了。原来崇圣祠被拆除了，左邻右舍也被拆去了，我站在一片荒场上，成了辽东鹤。一位放羊的老人惊讶的走上来，问我的来历和目的，我说明要看的人家，他指着只剩下两垛墙的门楼说：“这就是的。不过他家里没有人了。”不管他家有没有人，我仍旧走进去，我是专程来的，看看这位老朋友的家，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我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祖母和父母住的三间堂屋变成了白地。他本家寡嫂家改成了中学。我寄居的三间堂楼依然存在，只是板窗外面的枣树已被锯掉，从根部又发出新枝，长得有原来的大了。只有本来是花红园的地方，盖了一片红砖瓦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