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北京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过一部电影《拔哥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壮族革命者“拔哥”和他的战友在家乡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运动的故事。“拔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韦拔群，他和陈洪涛都是广西东兰县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革命洪流中，他们团结合作、英勇战斗，领导左右江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与反动当局进行了殊死斗争。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感人至深的革命情谊，至今仍然在各族人民中传颂。

韦拔群出生于1894年，比陈洪涛年长10岁。他早年在广西桂林法政学堂学习，后来参加贵州护国军，亲眼目睹了袁世凯卖国称帝，十分痛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1921年秋，韦拔群回到家乡，先后组织改造了东兰同志会、东兰公民会和农军，17岁的陈洪涛相继加入了这些组织。1924年，陈洪涛考入百色省立五中读书。他在中学里仍然保持着斗争精神，担任学生会主席，领导发动百色学生运动。

1925年1月，韦拔群来到广州，进入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月，韦拔群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回到东兰，指导农民运动，东兰等地壮、瑶等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起来。这年秋天，陈洪涛回东兰参加农民运动，并于12月被选送到国民党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陈洪涛在那里参加了中共梧州支部组织的活动，并于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韦拔群在东兰继续领导农民运动，积极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和地主豪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被称做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开始”、“广西农民求解放的急先锋”。韦拔群也被中共中央赞扬：“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1926年10月，陈洪涛回到东兰组建中共东兰县支部并任书记，韦拔群于这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成为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友。

1929年6月，新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蒋介石利用被新桂系排挤的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1929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西省农民协会，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1位壮、瑶、汉等族代表当选为委员，雷经天为主任委员，韦拔群是副主任委员。同年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起兵反蒋，但不到10天便败退南宁，中共广西特委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等人领导的百色起义爆发了。根据中共中央的任命，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分别担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队长。当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担任委员。随后，在红七军的帮助下，从12月11日到次年2月1日，壮、瑶等族聚居的16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壮、瑶人民聚居的右江地区成为拥有近1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1日，俞作豫、李明瑞等人领导的龙州起义爆发，并同时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任。左江地区的大部分县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处于左江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范围之内，初步形成了拥有10多个县、约70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新桂系当局的惊恐和不安，他们集中兵力，决定对根据地军民进行围歼和剿灭。1930年3月中旬，新桂系当局乘红八军主力分赴左江各地、龙州城防守薄弱之机，派出几个团的兵力向龙州进犯。龙州城内军民仓促应战，坚守一天后撤出。后经艰苦转战，红八军余部400多人于10月下旬与红七军会合，进入右江革命根据地。新桂系军队占领龙州后，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对左江各县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左江地区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1930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决定。11月上旬，红七军和红八军余部集中到河池进行整编。整编后的红七军分3个师，其主力两个师约7000人出发北上执行中央任务，留下的一个师由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3位壮族同志领导，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韦拔群等人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把由壮、瑶子弟组成的原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全部补入主力部队。当时有的人舍不得离开故土，韦拔群在整编大会上亲自作动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祖国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离开家乡，将来你们就会胜利地返回！”这种顾全大局的共产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红七军的全体官兵。

河池整编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带着数十名老弱战士回到东兰，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1931年1月上旬，在东兰、凤山等县赤卫军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拥有2000多名官兵。这支队伍刚一成立，立即投入到保卫和巩固右江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此时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桂系当局乘红七军主力北上，派兵占领了右江地区的一些县城，地主豪绅武装也乘机随桂军向根据地进行猖狂的进攻，右江沿岸各县的中共党政机关、赤卫军被迫转移到山区活动。右江根据地保持得比较完整的只有壮、瑶人民聚居的东兰、凤山等县一带。

1931年3月至1932年10月，新桂系当局集中兵力，先后3次对东凤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韦拔群、陈洪涛率领二十一师（1931年8月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转移至东兰县的西山和那地县的巴暮等地，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与敌军展开游击战。敌军重重包围西山根据地，叫嚣“茅草要过火，人头要过刀”，企图切断红军与壮、瑶等族人民的联系，剿灭红军。在这艰苦的时刻，韦拔群、陈洪涛等人经常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陈洪涛说：“革命者要有锤不烂的意志，要经得起生死的考验，要坚决斗争到最后一刻！只要我们敢于牺牲，千千万万的人民才能得到永远的幸福！”根据地的壮族和瑶族群众给红军以坚定的支持。他们把省下的芋头、玉米送给红军，自己则吃野菜度日；被敌军集中管制的群众不顾生命危险，千方百计给山上的红军送食盐、粮食和情报。但是，在敌军长期的严密封锁和重重围剿之下，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被敌军杀害。韦拔群的母亲、儿子、弟弟和陈洪涛的父母、孩子、妹妹都是在此期间遇难和牺牲的。

为了围剿红军，新桂系当局悬赏抓捕韦拔群和陈洪涛。1932年10月8日，新桂系首领白崇禧亲自到东兰督战，革命形势更加紧张。韦拔群和陈洪涛认识到，如果再在西山一带打游击，一定会落入敌人围剿计划的圈套，因此他们当晚商定分头向贵州方向转移。然而，叛徒却在次日凌晨将熟睡中的韦拔群杀害，这位38岁的壮族农民运动领袖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韦拔群牺牲后，陈洪涛重新整顿队伍，继续布置转移工作。12月上旬，陈洪涛也被叛徒出卖，并于当月22日牺牲于百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