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实烈士生平事迹

吴以京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清晨，吴丽实同志和其他二十一个同志，在济南被敌人杀害，年仅三十二岁。

一

吴丽实同志原名吴苓生，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十二岁，在沭阳城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生性聪颖，刻苦好学。他的老师吴铁秋先生称赞他“平时不爱讲话，只是埋头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在前三名。”以后他考入镇江中学读书。时值反帝、反封建思潮正在兴起，这期间他认真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并在学生中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一次，他带头掀起学潮反对学校的封建教育，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他和几个同学被校方开除学籍，同情他们的老师也受株连而被解聘。

吴丽实同志被开除后，为了寻求真理，离开镇江来到北京。他先考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一九一九年，在汇文中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在运动中，他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民主、科学的新思想，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实践使他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学习马列主义，他转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一九二三年二月，在该馆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暑假，由李大钊同志代表党组织，介绍他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经常写家信，热情地向家乡父老介绍苏联的情况，宣传共产主义的道理。

一九二四年八、九月间，吴丽实同志从苏联回国。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国内的革命斗争，在家乡附近的连云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在海州中学开会宣传马列主义。

二

一九二四年十月份，党中央派吴丽实同志到东北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东北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环境非常险恶。吴丽实同志一到东北，就抓紧整顿党、团组织。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他在给党中央任弼时同志的信中说：

“本月十四日抵哈，从事各校事务整顿。此地Y校无形消灭，只有兼P校学生尚在，现有五人组织小组，组长由P干事会决定高新吾担任，已函一校加委。我经奉天①时将该处Y组成，共五人。”

吴丽实同志在哈尔滨又和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工作，决定到中东铁路的工人群众中去扎根，建立党、团组织。吴丽实同志考入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在地包机务段工厂做小工。他体力弱，却和工人一起扛木头，抬钢铁，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他利用休息时间找工人谈心，到工人家庭访贫问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和组织工人向厂方交涉工帐，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取得了一些胜利。他还利用工余时间给青年工人讲课，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宣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三十六棚总厂成立了革命团体“青年协进会”。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了党的组织，火车司机张有仁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中东铁路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接着，又在中东路沿线的绥芬河、下城子、穆棱、石头河子、阿什河、安达、昂昂溪、扎兰屯等几个车站建立了党的支部。

一九二五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哈尔滨特委，由吴丽实同志任书记。同年，他又和韩铁声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哈尔滨日报》。为办好党报，他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和大家一起编稿、写论文。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胡适路过哈尔滨时，准备在哈尔滨讲学，吴丽实同志除组织其他同志写文章揭露批判外，他自己也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致使胡适讲学不成。他还通过报纸揭露东北军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当时的《哈尔滨日报》不仅在哈市传播，而且在中东路沿线的城乡流传，迅速扩大了党的影响。十一月的一天，报上转载了上海《申报》的一条消息，其中有“打倒军阀张作霖”的口号，因此报社被搜查，吴丽实和其他同志被通缉。

一九二六年春，由于党组织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中共北满地委，吴丽实同志任地委书记。同年，又任东北三省特派员。这期间，在丽实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满洲工人》，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中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发展了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革命组织，并派人到反动军警中和“红胡子”（土匪）中进行瓦解和争取工作。

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吴丽实同志以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的名义，秘密印制大量贺年片。贺年片的正面印着“恭贺新禧”，背面印有吴丽实同志起草的一封宣传信，其中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等内容，以及介绍苏联的一些材料。旧历除夕，他组织了十几个党员同志，把贺年片悄悄地送至各家。旧历正月十五日，地委又组织党员在全市张贴革命标语。这些活动，震惊了反动统治阶级，鼓舞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四月，吴丽实同志正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准备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听说北方局遭到破坏，李大钊同志等被捕，东北党和《哈尔滨日报》也遭到破坏等。吴丽实同志不顾自己已被敌人通缉的危险，立即由上海返回哈尔滨。在哈重新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了党在北满的工作。他还去监狱探望了被捕的同志，鼓励他们继续坚持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党中央派陈为人同志到哈尔滨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十月，召开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第一届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陈为人同志任省委书记，吴丽实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不久满洲临时省委机关由哈尔滨迁往奉天。

一九二八年二月，又召开了东北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吴丽实同志仍任原职。

一九二八年九月，在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丽实同志仍任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工人牛嗣玉同志家，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由于会前缺乏周密的布置，被敌人发觉。陈为人、吴丽实、王鹤寿等十三个同志被捕。军警闯进房间时，吴丽实同志手中正拿着党的六大会议文件，他趁敌人不防，把文件塞进便桶里，保护了党的文件。敌人对他进行搜身时，只搜出了一个刻着“赵云容”名字的手戳。吴丽实同志将计就计地说他叫赵云容。审讯时，敌人问他怎么叫个女人名字？吴丽实同志说：“三国时有个人叫赵云，我的名字叫赵云容，就是因为我的容貌长得像赵云。”

在敌人残酷刑讯面前，这些同志都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因此，只得把吴丽实等十三个同志当作嫌疑犯关押。在狱中大家团结一致，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吴丽实同志在狱中被敌人折磨得骨瘦如柴，可是他还以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尽力照顾受难的同志。敌人由于弄不到证据，又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得被迫宣告他们无罪，一九二九年七月全部释放。

三

一九二九年八月，吴丽实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九月前后，丽实同志的父亲听说他在上海，就从清江赶去看他。他看到儿子骨瘦如柴，满身创伤，非常心疼。组织上让丽实同志随父亲一起回家休养。可是，丽实同志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休息。”经过再三说服，吴丽实同志才回清江家中。

吴丽实同志的父亲原先在颜集镇上开了个杂货店，赚了好多钱，年年买田置产，拥有几百亩土地。吴丽实同志在北京读书时，就经常寄些新书报给他看，指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制度必须改变，做地主、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特别在苏联读书期间，写信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长期的潜移默化他父亲渐渐地倾向革命，每年都拿出几百块银元支持革命事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处抓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力量，吴丽实同志的父亲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连夜把全家从沭阳县颜集镇搬到两百里外的清江，住在水溜街五号。

丽实同志这一次回家，是他离家十年后第一次和家人团聚。当他看到分别时尚在襁褓现已长大的儿子，心里无限痛爱，不时抚摸着爱子的脑袋。儿子看着昼夜思念而又陌生的父亲，偎依身边不愿离去。家中父母、妻子对他精心护理，为了他的安全，回家养病未让外人知道，门口为他放了哨。一天，有个姓罗的叛徒闯进大门，说是来看望吴丽实，被吴丽实的妻子挡了回去，他又问吴丽实同志的儿子，也被骗了过去。这条狗始终未能探听到吴丽实同志回家的真实消息。

丽实同志在家养病期间，并没有休息。他每天关着房门，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报，有时和家人谈谈心，介绍苏联的幸福生活，谈一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的情况。有时给家人讲些革命故事，希望他们从封建思想中解脱出来。他还关心自己妹妹的前途，帮她学文化。

丽实同志在家中只住了短短的二十多天，就辞别了父母、妻子，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谁知道丽实同志这一次离家，却是和家人永远的诀别！谁知道十年来第一次和家人的团聚，竟然也是最后一次团聚!

四

吴丽实同志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就派他到山东省委工作，山东党组织过去已多次遭到破坏，而成立不久的临时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又被破坏。那时敌人气焰非常嚣张，环境十分恶劣。面对这种情况，吴丽实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了党的委派。到山东工作时，他化名卢一之。十二月十日到达青岛。十二日即和青岛市委书记牟洪礼接上了头。丽实同志原想召集市委同志开会，然而等了五、六天，终因与市委其他同志接不上头，无法约会，没有开成。他根据青岛市委书记的汇报，提出对青岛工作的意见书，然后到了济南。在济南，找到原临时省委书记王进仁，共同商讨成立了新的临时省委，丽实同志任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吴丽实同志以旺盛的革命干劲，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两个月时间，他到过好几个县、市。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上午，团市委工作人员李志英在西门外护城河被叛徒、捕共队的王明智遇见而被逮捕。李志英被捕后供出了团市委机关住址，致使团市委书记和吴丽实等八同志先后遭到逮捕。吴丽实同志化名张金德，在狱中，他顽强不屈，坚不吐实，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敌人连吴丽实同志的真实姓名、籍贯和党内职务都没有搞清楚。

吴丽实同志在济南监狱坐牢期间，敌人的镣铐锁住了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的心，他同党和人民心连着心。他的父亲也曾专程到济南监狱看望过他。每次探监，他总是暗示要多买些新报纸包食物带进去，他要从这些报纸中看到人民的斗争。他时时刻刻关心革命事业，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五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以“供认加入红匪，在青岛担任工作不讳”的罪名，判处吴丽实以死刑，并于四月五日清晨六时，用三辆汽车将丽实同志等二十二名共产党政治犯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杀害。吴丽实等同志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生命最后一息，仍和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囚车上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划破黎明前的长空，传遍了整个济南市市。当时，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他们不仅慷慨就义，而且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斗争……这种光荣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吴丽实等烈士牺牲的第二天下午，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胡萍舟和市委全体干部到刑场秘密进行了吊唁。四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红旗报》报道了吴丽实同志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的消息，号召广大工农一致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

丽实同志在被判处死刑之前，曾给家中亲人发过电报，说自己“病危”。他父亲和妻子接到电报之后，立即赶赴济南。但就在他们到达济南前一天，丽实同志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老父亲未能和儿子见最后一面，年轻的妻子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在刑场中找到了丽实同志的遗体。然而，残暴的敌人以没有国民党法院的批准书为由不准家属收尸。党领导的互济会派人以丽实同志生前好友的身份前来慰问，帮助搞了“批准”手续，买了棺木，收殓了烈士遗体。并通过铁路地下党的关系把烈士的棺木，送到烈士家乡附近的新安镇车站。丽实烈士安葬于沭阳县颜集郊外。丽实烈士的父亲和妻子由于遭受沉重打击，悲伤过甚，不久也相继去世。

吴丽实同志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为人无私无畏，刚正质朴；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工作深谋远虑，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他想群众所想，急革命所急，正如一个老同志所说：“群众见之，说他是群众之一，但他是群众中的革命先驱先觉；知识分子见之，说他是知识分子之一，但他是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先锋。”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对吴丽实烈士深切怀念，将烈士的遗体迁入沭阳县革命烈士陵园。吴丽实同志牺牲五十多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转载时作了修改。）

悼念爸爸任作民烈士

任楚

爸爸任作民烈士，一八九九年旧历九月二十七日生于湖南湘阴县（现为汨罗县）熟塘乡一个中农家庭里。祖父任绍霖曾官费留学日本，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运动。爸爸在祖父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少年时就富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常说要推翻清朝政府，赶走帝国主义。武昌起义后，常和几个同学一起，打听革命军的消息。

一九一六年，爸爸靠祖父生前挚友的资助，去长沙考入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一九一九年毕业回家种田。后拟去法国勤工俭学，因无路费未成。一九二〇年冬，接伯父新典自上海纱厂来信，说陈独秀、杨明斋（旅苏华侨、共产党员）等在沪主办外文学校，学员可以去苏联学习，爸爸遂欣然前往上海。爸爸在该校学习俄语，接受了很多革命教育，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久，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一年四月，爸爸被派往苏联留学。当他途经黑龙江省海兰泡时，被党组织留下做了几个月的兵运工作。八月才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曾亲自聆听过列宁和日共领袖片山潜关于东方革命的讲演，增强了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一九二二年一月，由刘少奇、罗亦农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革命需要，同年二月由共产国际分配到远东搞工人运动。曾任远东工会中国分会会长、赤塔省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等职，主编过赤塔《工人之路》报。当时白俄反革命势力还很猖獗，环境险恶，物质生活也相当艰苦。但爸爸在那里为革命工作精神是愉快的，他一直坚持了三年多。

一九二五年四月，爸爸奉调回国，在上海党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九月，接妈妈范友莲到上海团聚。不幸，一九二七年初我弟弟任湘出生才四个月，妈妈就病故了。正值此时，爸爸奉命到武汉筹建中央机关，遂委托毛泽民同志将妈妈的遗体和弟弟代为送回家乡。不久，祖母又去世了。爸爸一心为革命工作，未能回乡安葬妈妈和祖母。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然而，反抗的烈火此起彼伏，熊熊燃烧。同年八月，党又派爸爸到河南省委任宣传部长。

一九二八年春，在河南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的农民暴动相继而起，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状，急忙调兵进行镇压。四月十五日，设在开封的河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爸爸一同被捕。被捕后，被押送到河南军法处。

当时，敌人知道周伯伯和爸爸是主要负责人，便分别监押。爸爸被押在一间大房子里，由两个武装士兵看守。爸爸沉静地拟就了口供，大意是：名叫张德富，湖北广水人，在汉口一个银号当店员，要去北平托朋友另谋职业，动身时受友人委托带了一封信到开封，昨天刚到，今早到街上找人，因走错了门被抓住。

当天下午，敌人审讯时，根本不相信爸爸的口供，便先以利诱，继以威胁，逼他招认，他们遭到爸爸拒绝后，就动用酷刑：坐老虎凳，用烧红的通条烙背腰，用香火烧肋窝……爸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但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实情。因受刑过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九天以后才脱离生命危险。敌人用破被裹着他，送进开封第一监狱。难友们见爸爸浑身血痕斑斑，都对敌人怒目切齿。当时年轻的安子文叔叔和爸爸同住一个牢房，每天给爸爸喂饭喂水、擦拭伤口、换药、端屎端尿，直到八月间，爸爸在战友们的精心照料下，才逐渐养好了伤。

爸爸和周以栗伯伯等，在中央指示取消狱中党支部后，他们改变工作方式，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鼓励部分党员同志在各小号内发挥核心作用，以小号为小组，讨论政治、经济、哲学等问题；指定坚定的同志担任各小号和大号的通讯员，秘密地传递各种消息；由专人统一管理政治犯的存款，按各号人数分配使用，对病号和有困难的同志酌情增加；组织了十名同志撰写了关于监狱情况的报告，传递出三万多字的材料；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绝食斗争，要求改善伙食，要求准予看书、写信并接见亲友，反对侮辱犯人；爸爸还负责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出狱者的狱中的表现情况。这些工作，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河南省高等法院对爸爸和周伯伯等几个人的案件进行侦察审讯。地下党通知狱中的同志们说，由于军阀混战，文书档案都乱了，让大家翻案。爸爸即和同志们商量好，否认一切，一起翻了案，爸爸被判刑一年。

一九三〇年一月，爸爸和周伯伯刑满出狱后，河南省委派人接待，取道海州，坐船回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爸爸进短期训练班学习后，党中央分配他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三二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敌人利用叛徒到处抓人，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不能继续在上海工作了。同年十月，因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组织上便派他到山东恢复省委工作。

爸爸到达济南后，很快就组成了山东省委，他任省委书记，王仲和（向明）任组织部长，张子建任宣传部长，祝刚任军委书记，张恩堂任秘书长。陈衡舟任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书记。在新省委领导下，山东党的工作逐渐得到开展。

一九三三年二月，省委举办党员训练班，培养党、团骨干，爸爸任主讲。正在这时，陈衡舟去上海参加共青团中央会议，被敌特逮捕后叛变，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大破坏。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许，爸爸到省委秘书处安排了几项工作后，从南关顺城墙到东关联升街十一号短期训练班去作报告，见周围没有任何危险迹象，就从容地走进门去。不料从门后跳出两个人来，将爸爸两手抓住，另外一个人用手枪指着他的胸部，禁止声张，并进行搜查。结果从他衣袋中搜出了报告提纲，爸爸被捕了。

当天下午二时左右，敌人在其省党部官长会客厅审讯爸爸。在室内西餐台一旁，坐着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张苇村、特务队长王天生（即王用章。叛徒）、副队长孙秀峰三个屠夫，餐台两头坐着两个书记。王天生是主审，他先来了一套虚伪的客气，又敬烟又敬茶，还装着问什么“贵姓，府上何处，来敝省有何贵干”等等。

爸爸沉着地回答：“叫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因高密有个朋友要我去当教员，由此经过。”王天生不信，就说爸爸是共产党山东的负责人，高明的政治家，要他谈谈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全盘工作计划，并说不要求讲任何组织上的秘密。

爸爸拒绝了他，只说自己粗浅，不明白什么是政治。王天生进一步开展攻势，胡说什么“现在并不值得为共产党牺牲。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但现在工人都不拥护它，上海、天津、青岛等城市就没有共产党。我是工人，我就退出这样的党了。那些共产党的领袖们……要下级干部吃苦、冒险、牺牲，他们好到国际去要钱。还值得为他们牺牲吗？”

敌人的污蔑使爸爸愤怒极了，但还是强忍着说：“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共产党。”王天生贼心不死，继续“劝说”爸爸不要“执拗”，不要为一个党尽忠，要为“国家大局”设想，极力诱惑爸爸叛党投敌，到国民党那边去升官发财。

爸爸连连摇头说：“你设想的完全错了!你说的我一点不懂。”

王天生一伙气得不耐烦了，脸色一变，凶相毕露，说：“你执意不说实话，我们要动武啦! ”

爸爸理直气壮地反问：“法律上禁止用刑，你们为什么要动武?”

“法律不是为你们制定的! ”敌人一边咆哮，一边叫队丁下手。

队丁把爸爸的衣服脱掉，压起杠子来。爸爸大声责骂敌人：“国家到了危亡的地步，你们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不去收复东北失地，反而来残害自己的同胞，是何居心，天良何在!”敌人气急败坏，就一再用刑逼问，爸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几次昏去又苏醒，始终坚不吐实。最后敌人毫无办法，只得放手。

第二天，敌人又利用叛徒陈衡舟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爸爸，说什么“你是否愿意和我谈谈，我帮助你解决一切”。爸爸完全明白他的阴谋，气得把纸条撕得粉碎。

四天后的一个深夜，王天生又把爸爸叫去，千方百计地追问、反驳，妄想使爸爸筋疲力尽时吐露真情，从而打开缺口。爸爸沉着应付，始终坚持原来的口供。直到凌晨四点钟，王天生也支持不住了，这才收场。最后王阴险地说：“我预备好了极新奇、极厉害的刑具，由你来开张，你等着吧！”

三月五日上午，爸爸等人突然被一群武装士兵押送到公安局拘留所。三月七日下午，又转押到西关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爸爸在那里被关押了半年，曾领导难友为改善伙食、准看书报、准通信、接见等向所方进行过尖锐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敌人看出爸爸是领导者，罚他戴双镣一个月，戴手铐一星期。

一九三三年九月，爸爸和十几个同志又被改押到看守分所。这里的政治犯很复杂，有第三党、改组派、托派等。爸爸和华岗、向明叔叔一起，领导狱中较可靠的政治犯进行学习、斗争，把监狱当做“革命者的休养所和学校”。他们举办了学生党员训练班，把十四名青年同志分为两组，进行指导。课程是政治、党建、群众工作等。还组织大家看书、读报、学外语，并指定专人负责教工农同志学习文化。爸爸和华岗叔叔还轮流给大家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对口供有漏洞的同志，想法帮助他们翻案，一对上诉的同志帮助他们想辩词、写申诉；对第三党和托派提高警惕，对反动者进行斗争，对动摇者说服和争取。由于开展了这些工作，看守分所里变得活跃了，争得了一些自由。大家反映：“这和王大胡子（这是当时同志们对爸爸的称呼）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在看守分所期间，除日常的工作之外，爸爸还和华岗、向明叔叔等组织了两次绝食斗争。

第一次绝食斗争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这天正是旧历年除夕，因看守分所主任无故找岔子，被政治犯骂走。晚上他派了二十个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叫出十一个人去，用麻绳鞭子毒打了一顿。其他政治犯当时都在号子里叫骂起来。敌人走后，爸爸和同志们研究决定立即开展一次绝食斗争。当时参加的共约四十人。

第二天早晨，爸爸和几位同志向敌人口头提出要求：一、反对打骂，惩办凶手，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䘏伤并保留刑事诉讼权；二、一致开镣；三、准自由看书报；四、准接见、通信；五、改善伙食。

敌人不答应，所有政治犯立即宣布绝食抗议。头两天所方还很强硬，到第三天他们知道威胁不能解决问题，便找人来劝食，被大家严词拒绝。第四天，高等法院派人“慰问”、劝食，表示条件可以商量。第五天所方正式答复：第一，四、五条完全接受，第二、三条呈请高等法院解决。由于取得了胜利，大家就复食了。这次绝食斗争坚持了五天半。保安队长被处分，一月后所长被撤换了。

过了一百多天，约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初，又发生了第二次绝食斗争。这次主要是因馍馍放碱太多，大家不吃，一直坚持到所方给换了面条，才算平息。次日早晨看守分所所长进行报复，毒打了九名政治犯。于是，爸爸又和大家再次宣布绝食，提出惩办凶手，撤所长的职等条件。

绝食到第五天，检察官来正式答复条件，并表示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立即改善伙食。于是大家又胜利复食了。那个所长不久也被撤职了。

这两次斗争锻炼和考验了每个政治犯，而且斗争的情况传遍了山东各监狱。

一九三四年六月，爸爸的案件移交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审理。月底，敌高等法院正式宣判了一批政治犯的案子，其中对爸爸的判词主要是：“王敬功即任作民，以组织和宣传不容于三民主义之团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五年”等语。

当时爸爸不服，就和其他判刑的同志们一起提出上诉。到了十一月初，敌最高法院将上诉书驳回，维持原判，并停止二次上诉权。

月底，爸爸他们被投入山东第一监狱。这里管理犯人很凶恶，动辄残酷打骂，加镣加铐，每日点名强迫犯人向看守敬礼，大家非常不满。于是，一九三五年四月，爸爸又一次组织政治犯进行了一次绝食斗争，有一百四十多人参加。坚持到第三天时，普通犯人也纷纷加入，大有全监四百多人全部卷入斗争的趋势。到第五天上午，敌人被迫答复了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大家都为此受到鼓舞。从此，从看守主任到一般狱卒，对政治犯的态度较前都有了缓和。但由于爸爸领导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便把他押进东监“单人号”，断绝了他和同志们的联系。长期住单人号在精神上是痛苦的，但爸爸没有消沉，他努力自修日文，并借阅了教诲室很多图书，简直等于进了一次大学。爸爸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日早晚两次做床前体操，并注意清洁卫生。

按国民党的法律规定，政治犯超过三分之二刑期的要进反省院。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黎明，爸爸等十九人又被人戴上手铐脚镣押上了闷罐火车，问到哪里去，敌人也不说。爸爸一路上便利用一切机会，给大家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意义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性，并指出政治犯在新形势下到反省院后的斗争策略。十九日晚，爸爸等人到了武昌反省院。

反省院把犯人按文化程度编为五个读书组：大学程度为研究组；高中程度为甲组；初中程度为乙组；小学程度为丙组；不识字的为丁组。学习课目有党义、国文、历史等，另外还规定要写日记，为敌《诚化月刊》投稿，写反省心得或告密等，面对这种安排，爸爸向同志们提出：不写反省心得；不给他们写稿；日记只写“流水账”；对院方人员不阿谀奉承等。他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抵制反省院当局。

反省院里有个姓罗的训育员；讲三民主义课，他自以为博学多识，喜欢找爸爸谈古论今，但往往被爸爸驳得张口结舌，无言回答。有一次，甲乙两班合堂上三民主义课，他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正讲得洋洋得意，爸爸站起来质问：“罗先生，你说中国现在是否真正民族独立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于敌手，现在日寇又进兵华北，企图灭我整个中华，这是什么原因？”姓罗的目瞪口呆，课堂上哄然大笑。

卢沟桥事变爆发，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军民奋起抗战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迁往武汉三镇，日寇空袭武汉，全民抗战的浪潮越来越高。爸爸和同志们罢课了，向院方提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让大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天中午，全体反省人员经过酝酿，集合在礼堂里，叫院方答复问题。爸爸代表大家向院方提出质问：“现在国共已经合作，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为什么还把我们关在这里？”院方答应向其上司请示。从此，反省院规定的各种活动都停止了。九月，由山东去的十九个人，放出了十四名，爸爸和华岗、宋辛夷、张永祥、王宗三五人被留下继续反省，还要重写入院调查表和“自述”。因此爸爸和华岗叔叔就去找院长郭良牧说理：“现在国共合作已成事实，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共产党已将苏区改为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留在这里？难道还要强制我们反共吗？我们出去后难道不是和国民党去共同抗战吗?”郭良牧无理可辩，说什么是上边的意思，他本人没办法。十月十六日，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伯伯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华岗叔叔和爸爸始出反省院。爸爸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林伯渠和董必武等多年不见的老首长，心情非常激动，深深感谢党的营救和关怀。

爸爸在反省院时患过重病，出反省院时身体仍然很弱，领导上给他二十天假回湘阴老家休养。这年我十六岁，在长沙一个商店当学徒，因为是生来第一次要见爸爸，心情悲喜交集，马上请假和妈妈丁祝华一起回到家乡。刚见到爸爸时，只见他身着便服，脚穿草鞋，精神旺盛，脸上笑眯眯的，那么慈祥。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就遮住了眼睛，爸爸拉着我的手，一面说“别哭，好孩子”，一面就领着我进屋了。爸爸在家乡半个月，探亲访友，到中小学走访，常常带着我。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大家觉悟，共赴国难，还将他带回的一些抗日救国书报送给各学校，因之受到很多人的赞扬。邻居有个老人出于好心，劝他在家谋个事干，不必再外出受苦。他诚恳地说：革命就是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为大多数人和子孙后代受苦，甚至牺牲，是对革命的贡献，是无比光荣的！一天爸爸洗澡时，我见他满身伤痕，感到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爸爸给我擦了擦眼泪说：“孩子，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它只能考验我们，增强干革命的信心和力量！”爸爸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初步懂得了应走的道路和奋斗的方向。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中央派爸爸到长沙湖南省委工作，妈妈也一同前往。这时爸爸托回家探亲的婶母陈琮英把我带往抗日根据地延安。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到了武汉才分手，一路上，爸爸亲切地教育我要好好学习，积极工作，为大多数人服务。他指出：“只有革命胜利后建设好了国家，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人民生活才能改善提高。”我牢记着爸爸的教诲，到达延安。

爸爸一到长沙，立刻外出联系工作，早出晚归，吃喝无定时，又休息不好。妈妈劝他好好休息，爸爸说：“现在群众抗日救国的情绪很高，国民党不抗战，正需要我们来组织、领导，不能休息。”

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爸爸代替徐特立伯伯出席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组织的抗日统战委员会。从此，他在社会上以公开的身份，为国共合作统一抗战而不懈地工作。

同年六月十二日，平江惨案发生后，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爸爸在长沙难于活动。这年秋天，他奉命去延安。于是，爸爸和妈妈带着弟弟、妹妹从长沙出发，一路上克服了国民党的种种阻难，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到达延安。

爸爸到延安后，拜访了毛主席和许多老同志，三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了半年，十月党中央分配他到西北局任秘书长，还分管工、青、妇等群众工作。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妈妈叫他注意身体，他总是意味深长地说：“我多少年没有为革命工作了，现在要抓紧时间多干些。”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爸爸因病不幸逝世，终年四十三岁，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那时我在甘泉造纸厂工作，十天前曾接到爸爸的信，勉励我好好工作和学习，为抗日战争多做贡献。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成了爸爸最后对我的教诲！

二月二十三日中午，我从甘泉赶回延安，虽未能看见爸爸的遗体，却赶上参加党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和延安各机关团体三千多人为爸爸举行的追悼大会。大会由林伯渠伯伯主持，萧劲光叔叔致悼词。他回顾了爸爸一生的斗争事迹后说：作民同志两次被捕，受尽酷刑，但他始终立场坚定，大义凛然，具有高尚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大家要学习作民同志高尚的品德，学习作民同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习作民同志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的作风，把抗日救国大业进行到底！

爸爸安葬后，毛主席为爸爸的墓碑题了字，朱总司令和林伯渠伯伯也在墓碑上分别题了字，表彰爸爸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懈。

爸爸逝世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承烈士遗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又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同心同德，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奋斗。敬爱的爸爸，您放心吧，妈妈和我以及孩子们，决不辜负您的教诲，一定永远跟着党干革命，勤勤恳恳地工作，为实现四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敬爱的爸爸，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