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抗日游击队长魏立久

孔宪志 盛克俊

一

魏立久，原名魏宗唐，费县梁邱镇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回族家庭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12岁时，过继给三叔，继承了150多亩地的家产。

魏宗唐7岁在本镇读私塾。15岁去枣庄入南马道高级小学堂就读。寄居在姑母金子寅（回族）家。

魏宗唐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学识不断增长，思想也日臻成熟。他为自己生长在一个地大物博，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感到自豪；然而，他又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欺凌、蚕食、瓜分而痛心疾首。他仰慕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决心长大投身救国事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1919年6月初，枣庄的煤炭工人、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16岁的魏宗唐，成了游行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他走上街头，向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盗行径。怒斥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他还和同学们组织了抵制日货检查队，到各商号搜查日货。这次运动，使年轻的魏宗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无穷的力量。

1920年，魏宗唐高小毕业。不久，三叔病重，他返回梁邱家乡。第二年，由叔叔和婶婶做主，他和一个李姓的姑娘结了婚。妻子比他大3岁。婚后不久，三叔病逝。他就在家乡与婶母共同掌管田产家务。

二

魏宗唐居家两年有余，仍然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了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消息传来，魏宗唐思想豁然开朗。为了寻求真理，他以做生意为名，离家到了上海。在那里，他目睹了国共两党合作后，出现的激动人心的新形势。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使这个农村来的青年开阔了胸襟。通过朋友的帮助与指引，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返回家乡后，积极宣传革命，支持和拥护农民协会的工作，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魏宗唐耳闻目睹蒋介石的残暴罪行，心情异常忧愤悲怆。1929年夏，他再次去上海。在沪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还读了殷夫的《在死神未到来之前》和《别了，哥哥》等著名的诗篇。这些书籍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尤其是殷夫的《别了，哥哥》一诗中表达的不走哥哥指引的那条“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的路，而要向那条充满“危崖荆棘”、“死亡”、“白骨”的征途进军；“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而“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以及矢志做一个“给人间以光明”的共产主义战士等，都给魏宗唐以很大感染，引起了他心灵上的强烈共鸣。

魏宗唐两次去上海，以及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家庭对他的不满。魏宗唐的大哥叫魏宗周，是“魏天泰”货店的老板，掌握着魏家的经济大权。他所向往的是个人名利富贵，国家民族的兴亡好像与他无关。他对宗唐的奔走国事，十分不满。他的婶母也怕魏宗唐东奔西走，不治理家业，将来家境败落，受到连累，因而和宗唐分居，单独生活。家庭的阻拦，丝毫没有动摇魏宗唐的信念，他还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为了表示立志永久坚信马列主义的真理，他根据殷夫的“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这句诗，改名为“魏立久”。

1931年，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魏立久对此十分愤懑。这年年底，他第三次去上海。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爱国将领蔡廷锴等亲赴前线指挥抗战，大大激励了上海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在激烈战斗的3个日日夜夜里，魏立久脱下长衫，先参加到史量才组织的维持会中去，昼夜奔走街头，维持秩序，供应军需；后又参加了宋庆龄、何香凝等支持组建的义勇军。他手持武器，走上离敌人只有几十米远的第一线，配合十九路军进行了闸北、浏河等保卫战。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第一防线，魏立久也随部队退到嘉定第二防线。

三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魏立久愤而离开嘉定，返回山东故乡。不久，他结识了费县新兴庄的李韶九。李韶九是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魏立久和李韶九相识后，两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常常促膝谈心，互相倾吐忧国忧民的衷肠，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平时他们经常书信来往，互相鼓励。当时，李韶九家里一贫如洗，连食盐都买不起。魏立久每次去李韶九家，都是带一些衣物接济他。李韶九到魏立久家时，吃住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临走时，魏立久还要送给他些路费用品等。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国民党费县县政府下令通缉李韶九。魏立久闻讯，连夜送李韶九去枣庄隐蔽，并多次奔走联系，筹集资金，帮助李韶九在枣庄开办了一处商社，下设两个门头，经营医药纸张，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后来，枣庄的国民党当局发觉此事，密谋抓李韶九送回费县。魏立久闻此消息后，马上花钱托亲戚向当局疏通，才使李韶九幸免于难。从此，李韶九在枣庄站住了脚，并和当地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此后，魏立久在枣庄陆续结识了中共枣庄矿区委员会书记郭子化等同志。这时，魏立久还不是党员，但已成了党的外围可靠分子，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2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特委）在枣庄成立。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和特委其他负责同志，大都在同春堂药店和广仁医院等单位秘密进行党的工作。魏立久经常去临时特委联系，并接受任务。郭子化多次和他接触，觉得他坚定可靠，思想比较成熟。

1935年3月，临时特委鉴于敌人在枣庄的统治力量比较强，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的组织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弱的临、郯、费、峄四县边联的抱犊山区建立工作基点。梁邱是魏立久同志的故乡。魏立久对党忠诚，又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决定在梁邱建立苏鲁临时特委向北延伸的第一个工作基点。临时特委将这个打算告诉魏立久后，他表示一定全力支持。

4月初，临时特委派郭致远以东亚医学院学士的身份，会同李韶九去梁邱，以给魏宗周和杨鸣柯戒烟为名，开展工作。杨鸣柯是“杨泰和”货店老板。他和魏宗周都是梁邱较大的财主，各拥有几顷地，开着商号，也都吸大烟。当时费县国民党政府以戒烟为名，向他们敲诈，他俩非常恐慌。魏立久乘机表示，愿请名医给他戒烟。两人欣然应允。4月5日晚，魏立久先把结婚时的皮箱、衣帽送往郝家村郭致远住的旅店。4月6日郭致远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扮成大夫；沈亭信扮作挑夫，挑着皮箱，进入梁邱镇。魏立久把他们接到家中。李韶九以送药为名，经常往来于梁邱、枣庄之间，传达临时特委指示，汇报建点情况。

魏立久家有内外两层院，白天郭致远在外面看病，接待来访；晚上、便和魏立久在内院研究基点的工作和谈论时政。他对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表示极大愤慨，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号召，表示衷心拥护。

郭致远、李韶九在梁邱紧张工作了一个多月，把魏宗周、杨鸣柯的烟瘾真的给戒掉了。同时，在魏立久的帮助下，郭致远借看病的名义，走村串户，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从此，魏立久的家便成为我党从抱犊崮至沂蒙山、天宝山之间的秘密联络点。临时特委的负责同志经常在此集会，部署这一地区的工作；有些领导同志到外地学习、工作或开会，凡经过梁邱的，都由魏立久迎送，从未出现过意外。

1936年，枣庄临时特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郭子化等领导同志，将特委迁往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并决定在高桥镇建立广德堂药店作掩护。魏立久同志这时经常直接和临时特委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变卖了部分家产，筹凑银元200块，捐献给党组织，使广德堂药店很快建成开业。

这年9月，郭子化代表党组织和魏立久谈了话，接着由李韶九、郭致远介绍，接收魏立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魏立久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内心无比激动和欣慰。

同年冬季，临时特委决定派中共地下党员郭怀远、陈继胜二同志打进国民党举办的关阳司乡农学校开展工作，争取掌握武装，确定魏立久同志为党小组长。魏立久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把郭、陈二人用顶替两家出兵户的名字安插进去。根据特委指示，魏立久也插入乡农学校。魏、郭、陈三人在学员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提高学员的爱国思想。他们的活动，引起顽固派的仇视，决定抓捕郭、陈二人。魏立久得悉后，马上去高桥报告特委，并奉特委指示，和郭志远连夜去关阳司通知郭、陈二人迅速转移。

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魏立久同志对日寇的侵略暴行十分愤慨。他挥笔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粉身碎骨，誓死救国”的十六字条幅，挂在居室正面墙上，作为激励全家的抗日誓言。他并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梁邱一次民众集会上，他声泪俱下地说：“哀莫大于心死，痛莫过于国亡。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誓死救国。”他在讲话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面对日寇的入侵一再退让的卖国行径。号召大家振奋精神，建立民众武装，誓死保国。他的演说，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1938年2月，我八路军四支队主力一部，路经梁邱。镇里的乡团武装，封锁了四门，不让进镇，部队只得在梁邱南河崖宿营。魏立久同志得悉后，不顾敌人的威胁，阻挠，立即发动有觉悟的群众，连夜筹办熟食，悄悄地从西门送去，让部队吃上热饭，次早开往柘沟（现属平邑县）一带。

1938年初，日寇东路迫近临沂，西路直逼滕县，鲁南形势异常紧张。特委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在各地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魏立久同志积极响应，首先在梁邱、关阳司一带进行工作，把觉悟起来的民众（回民占多数）组成了十五六人的抗日游击队，他自任队长。建队之初，仅有三支长枪和一支短枪，武器不敷应用。魏立久同志听说国民党四十军的黄龙洞（现属枣庄市山亭区）弹药库处理枪支弹药，便卖掉8亩好地，去买来步枪12支，机枪一挺。队员们有了枪，兴奋得一夜未眠。后来，魏立久又卖掉十几亩地，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经过艰苦奋斗，这支游击队发展到50多人，成为费县七区（梁邱区）区中队前身。为了培养骨干，魏立久同志还选派白文质等爱国青年到驻沂水岸堤（现属沂南）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并介绍了魏传坤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日寇侵占费城。翌年秋，窜犯梁邱。魏立久率领的抗日游击队同回民抗日游击队密切配合，在梁邱东岭成功地阻击了敌人，掩护群众安全撤出。日寇占领梁邱后，魏立久同志又带领抗日游击队转移到老虎山、赶牛路一带打游击。

1939年五六月份，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六八六团进入费县，师部驻费县马家峪一带。魏立久同志接受了为一一五师建立情报联络站的任务，配合师部情报处，对梁邱附近的日、伪、顽、匪的敌情进行侦察。师情报站的同志，常驻魏立久游击队队部。

魏立久不仅自己致力于抗日工作，还把12岁的儿子魏传宣、13岁的侄子魏传朴先后送到了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不理解魏立久这种高尚的情操，说他喝了“迷魂药”。家产不要了，家人也不管了，有福不享，偏去那穷八路。少数地主分子，则咬牙切齿地诽谤他。魏立久对于这些却泰然处之。他说：“为抗日救国，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吃苦呢！”

1940年初，魏立久同志根据苏鲁支队政委于化琪同志的指示，到国民党九支队（地主武装李以锦部）特务进行策反工作。特务连连长李家伦，家是梁邱，原来和魏立久关系很好，倾向抗日，该连文书邱观峰也是魏立久的至交。李家伦决定带特务连100多人持枪反正。他们在向外拉队伍时，由于通信员杨安勋说话不慎，走漏了消息，事情未成。李家伦反而被国民党九支队队长李以锦扣押，转到曹山子监禁。后来，魏立久和李家栾等在苏鲁支队的协助下，设法把李家伦营救出来，当了我梁邱乡乡长。

1940年2月，费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韩文一任命魏立久为七区（梁邱区）中队长。将5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区中队。魏立久带领中队，在老虎山一带坚持斗争。北与回民大队长米栻民、区中队长朱式范配合，南面和抱犊崮山区大炉的万春圃司令联系，经常协同打击敌人。

李家伦被争取参加抗日工作后，李以锦对魏立久恨之入骨，发誓要消灭他。3月10日晚，李以锦得到魏立久带领区中队驻老虎山后明石塘村的情报，就派他的族弟，李以山带着特务连前去偷袭。敌人从枣行爬过老虎山，3点到达明石塘。他们立即将村子包围，结果一个八路也没找到。敌人正在埋怨李以锦瞎指挥时，忽然枪声四起。原来，当敌人走在路上的时候，被我驻在枣行的联络员发现，当即取捷径给区中队送了信。魏立久得知后立即带领区中队撤出明石塘，埋伏在大桲椤湾村。等敌人摸进明石塘村后，区中队立即包围上来。经过一阵激烈的射击，敌人被压缩到几间房子里。李以山吓得哆哆嗦嗦地喊：……“弟…兄们…守…住！”魏立久对他们喊话，劝其弃暗投明，参加八路军，他们拒不回答。魏立久一面组织进攻一面派人给驻在松林的苏鲁支队于化琪政委送信，要求速派部队增援，于化琪政委接到信后，立即派褚司振连长带领150多人，跑步赶到明石塘，配合区中队，很快消灭了敌特务连。除该连三排排长李玉和逃跑外，其余百多人，全被我军俘虏，缴获近百支枪。

此后，魏立久带领的区中队仍继续活动在老虎山至由吾一小片游击区里，与当地国民党顽固派李以锦的九支队及日伪军周旋战斗，多次取得胜利。

同年七八月间，魏立久和朱田乡乡长朱式范带领区、乡武装，配合一一五师进行围歼天宝山区叛军廉德三部的战斗。廉德三原与我军联合抗日，后叛变投降日寇当了汉奸。这次战斗持续数日。费县城、地方、铜石等据点的日寇也曾多次出动援助叛军。魏立久和朱式范奉命率区乡武装阻击日伪增援部队。他们英勇奋战，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还为主力部队筹集运送粮食、动员民工支前。8月25日，我军终于攻克了扁头崮，全歼了叛军，巩固扩大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五

1941年初，魏立久升任费南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大队长由县长韩文一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张林夫兼任。上任以后，魏立久指挥县大队在风阳、唐村、郑城、松林一带连续打了几次胜仗。3月4日，魏立久奉命去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当天晚上在临滋路以北的邱上村（现属平邑县）住宿，被伪社庄乡乡公所的汉奸杀害，时年38岁。

魏立久不幸牺牲的噩耗传出，费县广大党员、群众无不为之惋惜悲痛。他那炽烈的爱国热情和为拯救祖国、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将永远是费县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本文原载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沂蒙英烈》第二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