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维密同志传略

刘宝平

一

韩维密同志，字馨远，化名刘子久，山东省邹县入，一九一○年出生于县城南关一个农民家里。他的父亲韩伯茂是南关韩姓族长，为人忠厚，办事公道，每见不平，就要奋力相助，因而颇受人们尊重。维密自幼就受父亲影响，养成了他那正直忠厚和见义勇为的性格。

一个冬天的早晨，南关大街上冷风嗖嗖，行人稀少。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胆的哭叫声，打破了寒冷寂静的南关街。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拥出家门。维密的父亲闻声赶来，见是一条大黑狗在追赶撕咬着一个讨饭的孩子。他马上冲上前去，护住了那孩子，打跑了那条大黑狗。大黑狗夹着尾巴，朝着一座黑漆门楼跑去，还不时回过头来“汪汪”叫几声。在那儿，一对男女正扶着门框得意地嬉笑着：“好啊！好啊！”见此情景，他气得暴跳如雷，挽起袖子冲上前去。维密也挥起小拳头，跟在他父亲后面。那对男女吓得赶忙关上了大门。这件事在维密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一九二三年，韩维密在西关红万字会小学读书时，有的同学生活困难，他就想办法帮助解决；穷学生受了富家子弟的欺负，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帮助进行说理斗争；因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街坊邻居也都夸奖他。

那时，他家有几亩薄地，还和另外两户人家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每天放学后，韩维密就帮助父亲种地，一家人辛勤劳作，日子还总算过得去。每逢春荒灾年，总要从乡间流来成群结队的、面黄肌瘦的农民，有的为财主家当牛做马，有的给资本家当童工，有的女孩子竟被迫卖身。这些令人寒心的惨景，韩维密不知看了多少，也常常为之鸣不平。他曾把露宿街头的老人或孩子，领到自己家里留宿管饭。但是他家也不是那么富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面对这悲惨的社会现实，使韩维密越来越感到不平，他曾多次向自己发问：这种世道究竟是为什么？

一九二八年，韩维密小学毕业后，应聘到城里第一小学任教。他不甘于教学生读那些老古董，而是常常用现实社会的不平现象来启发教育学生。他的邻居家有个少年叫韩继堂，是他的学生，受家庭虐待，经常挨打受骂，不让回家吃饭。韩维密就常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吃饭，教育他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年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使广大穷苦老百姓陷入饥寒交迫、生活无着的困境。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抓丁派夫，横征暴敛，使得老百姓更是苦上加霜，濒临绝境。当时的邹县城虽小，却也是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一个缩影，表面上花花绿绿，实际上血泪斑斑。酒馆戏院里进出着有钱有势的阔气人，小巷屋檐下躺倒着缺衣少食的无靠者。在较繁华的电灯街和牌坊街，更是终日拥挤着县衙的马队，逃荒的人群，富人欢声笑语，穷人哭泣呻吟。后来韩维密为不满这种人吃人的旧社会，曾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县政府金山银山，乡政府老海大烟。当保长有吃有穿，老百姓哭叫连天。”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逐步认识到现实社会是一个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必须改变它，从此，他开始寻求穷人翻身解放的真理和道路，向往美好的人类未来，并决心为之奋斗。

二

一九二九年冬，韩维密参加了小学教师三民主义训练班。当时，来自全县的几十名教师，由于受曲阜省立二师反帝反封建新思想宣传的影响，思想大都比较活跃，暗中流传着许多进步书籍和来自外地的进步传单，其中还有不少是关于共产党的消息。教师们往往是争相传告，纷纷评论时事，抨击时弊，对共产党充满羡慕和向往之情。不多时日，韩维密耳目为之一新，思想大大地开阔了。他接触最多的是来自邹西的冯起、彭建华、王文清等几位青年教师，他们思想活跃，富有热情。志，是那么相同；道，又是那么合辙。不久，韩维密和他们便结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相互传阅着进步书籍和传单，还常常举行秘密聚会。为了避开当局的耳目，他们常到校外活动，于是孟庙、子思书院、钢山、铁山、重兴塔附近以及韩维密家的东菜园和牛栏屋，便都成了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他们谈五四运动给全国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谈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的丑闻轶事；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谈人民的哀怨和向往；谈青年人的前途和信念等等。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有关共产党的消息。他们一致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党，是领导全国劳苦大众闹革命求解放的伟大的党，是光明和希望之所在，因而极其向往，使每一次聚会谈论的内容显得那么充实，气氛显得那么热烈，闪耀着一代热血青年炽烈的思想火花。

一次，彭建华、冯起讲了斗争杨宗瀛、李兆秀等情况，韩维密听了十分开心，也跃跃欲试。他想：南关镇长“韩四爷”不是也很坏吗？他有钱有势，仗势欺人，为什么不可以把群众团结起来去斗争他呢？可是他的打算被冯起和彭建华制止了，告诉他：天底下像杨宗瀛、李兆秀、“韩四爷”这样的人太多了，斗争一个两个作用不大，况且条件尚不成熟。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千百万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打倒所有的地主恶霸和他们的大小后台老板，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并且还告诉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共产党和靠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此时，他们是多么热切地希望找到党和得到党的指引啊！可是，党在哪里呢？大家说来说去，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最后他们断定省城济南一定有共产党，可以去找。可是，济南太远，怎么去找呢？再说，共产党人数很少，又都是秘密活动，要找到他们决非轻而易举的事。

在那些日子里，我党成了他们聚谈的中心议题。在韩维密家举行的一次聚会上，爱动脑筋的韩维密终于想出了一个稳妥的找党办法。他说：“咱们不是可以到济南去上学吗？只要考上了学，就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走遍全济南，一天不行两天，一月不行两月，总会找到的。只要心诚，石缝里也会开出花来。”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去济南考学找党。可是他父亲反对他继续上学，要他到杂货铺去学生意，度此一生。韩维密不顾父亲的阻拦，于一九三一年夏天，考取了济南省立乡村第一师范学校，彭建华也考取了聊城省立三师。他俩在分手前夕，商定了约法三章：一，无论身处何境，须以找党为己任；二，投身革命，永不变心；三，万一暴露，宁可身死，决不牵连他人。

在乡师，韩维密经过几番努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的帮助下，他进步很快，同年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三一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学校地下党组织和团省委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危急，釆取反动的政策，下令不准抵抗日寇侵略，并集中大量兵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斗争风暴很快席卷了济南和山东各地。韩维密和乡师、一师、齐鲁、育英等校的进步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投入了抗日救国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一九三一年冬，他随同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山东学生南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示威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请愿失败后，韩维密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扣押达半月之久，获释后重返济南，又立即和进步学生一起拥到山东省政府，要求韩复榘抗日，也是同样没有结果。

斗争实践使韩维密清楚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反动面目，忧国忧民之心日甚一日，根本无心继续上课。在那些日子里，韩维密完全投入了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浪潮，积极从事党的活动，参加游行、示威、宣传和反对反动校长、教员等活动。同时，他还抓紧时间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探索人类解放的真理。

三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国民党山东省当局大肆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逮捕了大批学生和教职员，白色恐怖笼罩了济南城。在这次大逮捕中，韩维密虽幸免其祸，但局势恶化，斗争日趋艰难。为减少损失，再图发展，不到暑假，党组织便指示韩维密回邹县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

韩维密一回到家，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为韩家出了这样一位“秀才”而庆幸，他的爱人更是为新婚即别的丈夫归来悲喜交集，家里置办了一些酒菜，请亲友街坊们来喜庆一番。谁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韩维密却不见了。等啊，盼啊，直到深夜，他还没有回来。家里人哪里知道韩维密这时正在做着重要的事情啊！

夏夜的第二小学校园里，一片静悄悄。一间教师宿舍里闪烁着一盏小油灯，韩维密和冯起正在亲切地交谈着。手足情离别意，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把这一对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下总算找到党了，”韩维密说，“咱山东不仅有党组织，听说有个姓王的（指王尽美）还是党中央的人啦！”“太好了。那你见到他了吗？”冯起问。

“没有。听说他在几年前就牺牲了。不过，他在山东发展了不少党员，都是单线联系，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除了知上知下知己，以外的不能乱打听，这是党的纪律。”

他俩谈得那么投机，那么兴奋，一直谈到第二天黎明。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在这间小屋里，还是在这盏油灯下，韩维密秘密的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七月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在邹县的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岳春霆任书记（后叛变），冯起任组织委员，韩维密任宣传委员。

一九三二年七月底，韩维密接到了一乡师同学的来信，当即回到了济南，继续进行党的革命活动。他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持同省委的联系，以便及时把邹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报告给省委，把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给邹县地下党的同志。

这时，国民党当局为破坏学生的抗日活动，宣布进行学生大会考。规定会考不及格的不能毕业，不能升学。企图利用大会考来统治学校，来逼迫学生读死书，死读书，把学生束缚在学校里。学生们识破了当局的阴谋，遂掀起了反对大会考的罢课运动。韩维密带领乡师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拥向街头进行示威请愿，遭到了军阀韩复榘的武装镇压，致使反对大会考罢课运动也遭失败。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山东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二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省委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和团省委书记孙善帅等三十多人被捕，韩维密也是这次被捕的。

在敌人的法庭上，韩维密抱定了为党献身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后，敌军法会审处判处他无期徒刑，把他送进普利门外的监狱里。他在狱中，丝毫没有动摇过党的信念，并继续秘密进行党的知识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反对看守长、教育长和越狱斗争。一天，前往探监的母亲一看到镣铐紧锁的黄瘦憔悴的儿子时，放声大哭。韩维密劝慰母亲说：“娘，不要哭。您的儿子干的是正经事，不是犯罪。”一个看守走过来说：“你这小子真没人性，看你母亲哭成那个样子，你就不可怜可怜？写张悔过书不就完事了吗！出了狱举家团圆有多好。哼，没见过你这号傻瓜蛋！”韩维密转过身来，狠狠地瞪了看守一眼，说：“你们就死了心吧！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可怜虫，为了一碗饭就卖了自己的良心！”

由于韩维密不断鼓动犯人进行斗争，对狱方很不利，一九三五年便被转到反省院。在那茫茫无边的黑夜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犹如一盆燃烧的炭火，不论到哪里，都会发光发热。当时的反省院管制较松，韩维密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反省”斗争，教育和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敌人为孤立限制他，又于一九三六年春将他转押到邹县监狱。

四

愚蠢的敌人总是在打如意算盘，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家乡的土地上，有他亲手创建的党组织，有热爱他的人民群众，敌人妄图孤立软化他的阴谋休想得逞。中共邹县工委彭建华、冯起，先后曾以家人的名义去探望他，向他致以亲切慰问。乡亲们不时为他递去衣物和食品。党组织的关怀，乡亲们的情谊，使韩维密更加坚定了斗争信念，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当时，被一起转来邹县监狱的还有滕县地下党的一个同志。一天，那个同志又要被转往滕县，韩维密心中十分难过。阶级情，同志爱，溢于言表。铁窗下，四只戴着手铐的手紧紧地握着，两双仇恨的眼睛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

“当啷——当啷——”，那位同志拖着沉重的铁镣，在看守的吆喝声里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告别韩维密，慢慢向号房门移动。韩维密再也忍不住了，不顾看守的阻拦，冲出号房，要去送别患难与共的同志。看守们慌了，舞动着枪刀棍棒，大声呵斥着。姓杨的看守所长在一旁狞笑，冷冷地说道：

“还蛮有点义气哩！早知如今，何必当初！”

“如今？早知如今，我当初就更应该积极奋斗。如今我只恨我当初工作做得不够！”

“韩维密，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

“我没罪！”

“是共产暴动罪，是政治犯！”看守所长气红了脸，双眼圆瞪，大声斥责着。

“共产党要抗日，顺乎天理，合乎民心，有什么罪！真是笑话！再说一遍，我没罪。你们不抗日，倒反对别人抗日。你们才是真正的罪人哩！”

“韩维密，你是囚犯，我不怕你嘴硬。”看守所长铁青着脸，眼冒凶光，挥手向看守们喝道：“把他弄回屋去，加刑一天，看他的嘴硬还是铁硬。”

钢铁刑具只能使怯懦者害怕屈服，却改变不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一天的酷刑，剧烈的疼痛，韩维密咬紧牙关忍受着，大义凛然，毫不屈服。

这年冬天，邹县工委遭到破坏，彭建华和冯起不幸被捕，使韩维密感到非常难过，但他坚定地相信共产党人是捕不尽杀不完的，就如同火种永远不会熄灭一样。一天，他对前来探监的韩继堂讲完西安事变的真相后，坚定地说：“我们党的主张快要实现了。相信吧，革命一定要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十月初侵占德州，继占平原、禹城、齐河，陈兵黄河北岸，直逼济南。这时，韩复榘慌了手脚，仓皇率部南逃。国民党邹县县长甄光远，闻风携款逃之夭夭。国民党县党部也紧锁大门，大小官员不知去向。树倒猢狲散，邹县狱方如丧家之犬，连夜往嘉祥方向撤逃。临逃前，释放了全部刑事犯和大部分政治犯，唯独不肯释放韩维密，又把他带到嘉祥县城。此时，彭建华、冯起获释出狱，由济南回到邹县。他们得知韩维密被押送嘉祥后，决定由冯起同志赶赴嘉祥营救韩维密同志。他作为保人向狱方提出了释放韩维密的要求，他对围观的一群看守大兵们说：“弟兄们，你们谁家里没有父母老幼，三亲六友。你们谁不是父母的血肉之躯，谁不是吃家乡的粮、喝家乡的水长大的。如今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能熟视无睹吗？”

“我们都是中国人，”冯起继续说，“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良心。灭绝人性的日寇绝不是只打共产党的，灾殃不一定就落在谁头上。家将破，国将亡，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弟兄们，我们齐起心来，去打日寇，保卫国土，才是好汉，才不愧为中国人啊！”

经过冯起的演讲，官兵们纷纷动摇，有的当夜开了小差。当官的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就释放了韩维密。十一月底韩维密回到家乡邹县，继续投身于血与火的斗争。

韩维密终于又和冯起、彭建华等同志战斗在一起了。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大里彦村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恢复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县委根据省委“拿起枪杆，武装抗日”的指示，决定在邹西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全面投入抗战”的号召。在县委的领导下，邹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展开了新的局面。

五

在建立县委的会议上，韩维密被选为县委委员。他在积极参与领导邹西抗日斗争的同时，重点是分工负责县城的工作，来往于邹西和县城之间。

韩维密对县城的情况很熟，又能随时隐身，因而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有利。他曾多次向资本家和开明地主土绅宣传抗日救国和我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们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他还多次为建立邹西抗日武装募集现款，筹集枪支弹药，运送药品、布匹、油印机、蜡纸等。更重要的是，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军，投身革命并先后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邹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族败类来东甫等人组织了维持会，汉奸王襄宸等人组成了伪邹县公署和保安队，充当日寇的马前卒。日伪的血腥统治，使得县城人民不得安生，纷纷逃亡他乡。起初，韩维密和其他党员一起编印抗日传单，到处散发张贴。全家人逃到牙山脚下的高皇铺后，他在城里无法隐身，就带着油印机也到了高皇铺村。他以该村为落脚点，继续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白天，他宣传群众或是编印传单；晚上，他往返于邹西，向县委报告工作，商讨抗日事宜。有时，他还化装到城里去刺探敌情，或是散发传单。一天夜间，他带着弟弟和妹妹秘密回城，把自编自印的《告全国人民书》撒遍邹县城，使日伪大为震惊。

经县委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不久便在邹西组织起二百多人的武装，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名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另在二、三十个村里建立了抗日保家自卫团，配合游击队进行活动。游击队成立后，首先袭击了驻两下店的日寇，打死一名鬼子和三名汉奸。首战获胜，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一九三八年二月，敌伪顽袭击南亢阜村我游击队驻地，造成我方的重大损失。之后，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敌伪顽不断向我游击队进行围攻和袭击，致使我邹西抗日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为了重新打开局面，三、四月间，韩维密和步云亭等同志一起到邹东，找到了省委工作组的石子明等同志，提出了关于邹西斗争的两个方案：一是把邹西武装拉到邹东山区，同邹东武装会合；二是向秦启荣开展统战工作，我武装仍留在邹西坚持抗日游击活动，以贯彻我党独立自主的统战原则，达到保存和发展的目的。省委同意了第二个方案，并立即与之谈判。秦启荣阴险狡诈，背信弃义，在达成协议的当夜，他的侦探队又悍然袭击西纪我部驻地。严酷的现实，使韩维密看清了顽固派的反动面目和本性，增长了斗争才干，丰富了斗争经验。

尽管形势恶化，但是，我党已在邹西撒下了革命火种，必将形成燎原之势。革命的正义的力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在党的领导下，邹西武装很快又发展了起来，在小里彦村建立了一百多人的抗日队伍。五月，歼灭了无极道反动武装一部。六月，争取了秦启荣侦探队的一部分人员起义，加入我抗日战线。八月，歼灭了秦部第二十七梯队，活捉其司令李崇州。从此，我党我军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形势日趋好转。

六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壮大我革命阵营，九月，韩维密和韩继堂代表县委去邹东做刘昭汉的统战工作。

刘昭汉早年曾任军阀靳云鹗的秘书，战前是县乡村师范的校长，后曾任邹东民团总团长。抗战开始后，他在香城一带拉起了近千人的武装。刘是一个地方实力派，有抗战的进步一面；但他与秦启荣有勾结，又有进行反共的反动一面。韩维密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化装成商人，韩继堂化装成伙计，向刘昭汉驻地香城赶去。

刘昭汉虽是草头司令，却故作姿态显示他的威风。他在司令部周围布满了岗哨，刀枪林立。当韩维密和韩继堂来到后，他谎说有事外出，让他的侄子刘宪焯（外号刘瞎雀）和他的下级军官出面接见。而当会谈开始后，他却躲在暗处偷听。

会谈席上，韩维密首先讲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了我党领导的各个战场的形势，又讲了邹县的现实局面，最后提出了联合抗日的问题。他们中有的赞同，有的持怀疑态度，有的则坚决反对，使会场上出现混乱局面

正在这时，刘昭汉慢悠悠地走进了会场。他手摇一把芭蕉扇，故作姿态地寒睻了几句之后，说：“常言道，日子过得好不好，就看家里喂了多少鸡（指机枪）。我家里日子过得不算好，不过鸡嘛，还算有几只。不知你们怎样？”说着，他用眼睛瞟着韩维密。

韩维密马上明白了他的用意，爽然答道：

“我家的鸡虽不多，倒也不少下蛋，只要常下蛋，就会由穷变富。不过，我也倒见过有的人家，鸡虽然多，但不下蛋，能富吗？光吃粮不下蛋的鸡越多越坏事，天长日久，还会吃穷了哩！”

刘昭汉被人当面揭了自己的秃疮，刷地红了脸，一时无言可对。好大一会儿，他才狡猾地笑了笑，说：“好，好，这是家常事，咱们不谈这些。二位远道而来，绝不是为叙家常的，对吧！咱们就谈正经事吧。”

韩维密据理陈词，他说：

“我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有诚意的。日寇侵华，我党提出联合一切阶级阶层的爱国志士仁人进行抗战，而蒋介石却要‘攘外必先安内’。日寇大举南侵，我党动员人民抗敌，而韩复榘却大步撤退。说到邹县那就更明显了，鬼子来了，国民党县党部溜了，县长逃跑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克服一切困难，大力发展武装，积极组织抗战。我们的县委书记彭建华同志就为此献出了生命。大敌当前，有的人不仅不联合抗战，甚至不打敌人，专搞摩擦，实在令人遗憾。”

经过韩维密的再三陈述，并为刘昭汉的出路提出了几种设想，这才使刘昭汉接受了统战条件，同意联合抗日，并答应为我邹西武装提供驻扎、交通等方便。会谈成功后，韩维密和韩继堂胜利返回邹西。

一九三八年十月，庄里战斗失利，邹西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又与省委失掉联系，使革命斗争又一次出现低潮。因此邹西党组织决定让韩维密和谭锡山去泰西找省委联系。韩维密去泰西前夕，秘密回城，召集县城的党员开会，建立了邹城特别支部委员会。同年冬，泰西特委送韩维密到山东分局党校（驻沂水）学习。

由于韩维密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影响较大，因而敌人对他特别恨，多次抓捕他，都没有得逞。后来，敌人看抓他不成，便先后抓去了他的二弟和三弟，还曾把他父亲抓到兖州宪兵队，审问关押半月之久。他的母亲和续娶不久的妻子也被迫投井自尽。

一九三九年春，韩维密学习结业，化名刘子久，被分配到鲁中区党委一地委（即泰山地委，驻莲花山附近），任宣传部干事。这时，他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便给老父亲写了一封短信，信末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家乡会解放，全中国会解放，黑暗的日子会过去，未来是光明的。

一九四○年初，韩维密在“肃托”中不幸被难。后来，上级党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韩维密为邹县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邹县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