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一生

——记郭英烈士

李庄 陈放 田淑群

郭英，原名郭金粟，1898年8月16日出生在鲁西冠县三里庄一户贫农家里。在他二十八、九岁时，被生活所迫，只身去闯关东，在吉林省珠河县（现黑龙江省尚志县）农村开荒种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了东三省，郭英被日寇赶出家园。国恨、家仇激起他满腔怒火，他发誓要报仇雪恨，抗击日寇。

红色交通

当时，朝鲜已被日寇侵占，东北三省有许多朝鲜同志与我国人民一道抗日。郭英认识了一位名叫梁兴一的朝鲜青年，从他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一时期，他经常与梁兴一一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梁兴一也经常给郭英讲一些革命道理，渐渐地郭英对共产党充满了崇敬和热爱，他向梁兴一倾吐了寻找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心愿。1932年4月，在梁兴一、李长春同志的介绍下，郭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满洲省委选派为交通员，担负起满洲省委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络工作。从此，郭英以吴铁、王成贤等化名，往返于哈尔滨至上海几千里的交通线上，为党传递着重要的文件、情报。

交通员的工作，既艰苦又危险。郭英以他的机智勇敢，与敌人作着特殊的斗争。一次，他扮作商人，乘火车去上海送信，途中突然上来很多日伪军，把住车厢两头，逐人搜查，眼看就要来到郭英跟前，郭英不慌不忙，随手把牙具放到茶几上，埋头整理起装满单据的皮夹来。这一下，敌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皮夹上，他们夺过皮夹，进行了仔细检查，又搜遍了郭英全身，但没能找出破绽。待敌人蜂拥离去后，郭英才拿过牙具谨慎地放好，原来，党的信件就装在牙膏袋里面。

1934年7月，中央局交给郭英5位同志，让他带回哈尔滨。但是其中混进了国民党特务，郭英在上海车站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迫切想从郭英这里得到地下党的交通线索，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刑讯折磨。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里，敌人让他坐老虎凳、压杠子，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烙他，用血红的辣椒水灌他，摧残得他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是，这非但没有能够使郭英说出党的机密，反而更加深了他对敌人的仇恨。他一次次怒骂敌人：“纵使我死了，也不向你们这帮禽兽低头！”受尽酷刑而不肯屈服的郭英，被押上国民党的法庭。面对装腔作势的敌人，他昂首挺胸，说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他历数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为虎作伥，迫害抗日军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的中流砥柱，弄得反动法官手足无措，倒像是他们上了被告席，只得匆匆忙忙宣判郭英坐牢服刑。

郭英说：“敌人能用牢狱关住革命者的身体，却关不住革命党人对党的热爱和忠诚，关不住对革命必胜的乐观信念；敌人能用各种酷刑摧残革命者的肉体，甚至夺去生命，但却夺不去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为党工作。”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在南京水西门外的国民党监狱中，郭英以他顽强的斗争精神，度过了3年囹圄生活。

他是一个半文盲，多年的革命活动，使他感受到没有文化的苦恼和难处。监狱的生活，给了他求知的时间，他的学习愿望在狱中得到了实现。他的同室难友朱朝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他的第一位教师。朱朝人牺牲后，他怀着对战友的追念，更加勤奋地向别的难友请教。狱中的学习条件极其艰苦，敌人不仅严禁难友们读书看报，也禁止有人写、画。一次，敌人在郭英的牢房中搜出了他藏起的一截铅笔头，便用皮条捆住他的双手，往他手指上钉竹签子，还给他加了手铐。在敌人的残酷迫害面前，郭英更感到了革命者掌握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毫不退缩，一如既往地刻苦读书，等他出狱时，已经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斗争信息不断传入狱中。郭英带头向敌人展开“要求自由，出狱抗日”的斗争。他向军警们宣传道：“现在国难当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是我们的一致任务，只有汉奸卖国贼才杀害同胞，反对抗日。”他号召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积极争取出狱。在党中央的积极交涉、统一战线的促进和狱中同志们的斗争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政治犯，郭英于1937年9月20获得了自由。

“农民大王”

郭英出狱时，日寇已深入我国腹地，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根据形势，相继发出《号召抗日的宣言》、《十大救国纲领》，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抵御倭寇。郭英未及养息，立即奉命回到家乡冠县，在地下党临时工委中，担负起发动农民，组建抗日武装的重任。

在农村，郭英立即积极主动地搞起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根据农民群众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提出“当岳飞的是好汉，当秦桧的是汉奸”的口号，一时影响很大。在他的动员下，他的爱人郭维毅然冲破封建礼教，带头参加了抗日活动，并成为女共产党员；他的弟弟和他的儿子郭思元也率先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牺牲在战场上。郭英的高尚行为，带动了冠县的群众，赢得了群众对他的信任和尊敬。在他的号召下，不少有志青年如郭策、高宏、姚如林、洪林等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冠县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1937年10月，在郭英和许梦侠的组织领导下，冠县第一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冠县抗日游击队诞生了。郭英给队伍规定了“服从指挥，尊重群众，不抢不拿老百姓的东西”等纪律，教育战士说：“执行纪律的好坏，是我们这支武装生死存亡的关键，要以实际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部队树立了高度的群众观念。游击队活跃在县城周围几十里的区域里，除奸灭害，很快打下了群众基础。

1938年春天，冠县成立起农民互助会，组织上委派郭英担任会长。郭英指示农会，制定出“保护农民兄弟的利益，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纲领，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不容许地主富农与农会作对；恶霸如果欺压群众，由农会出面说理直至揪斗游乡，责令其具保、赔偿损失。这些章程限制地主富豪，符合农民利益，深受贫苦农民的拥护。他们争相加入农会，甚至一些富农、小地主为了找靠山，也要求加入农会。农会很快扩展到北面的清水八区，南面的朝北，西面的河西，东面的马颊河一带，遍布大半个冠县，会员多至四、五万人，成为有影响的比较可靠的政治力量。

1938年夏天，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到冠县视察。为了贯彻党的统一战线，联合各阶层共同抗日，也为了让国民党看看群众的力量，郭英带领冠县农会千余人出城迎接。沈鸿烈面对这浩大的抗日声威，不禁心惊肉跳，在郭英的要求下，他不得不批给农会一笔抗日经费。农会制服了城里的大官，名声更加响亮，愈来愈多的人向农会靠拢，农会会员迅速增加，甚至扩大到周围的几个县。

农会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区、伪县政府极为恐慌，他们与不法地主串通一气，依仗国民党地方军和一些游散土匪，时常搞些破坏活动，一些大地主的民团也经常与农会作梗。郭英认识到要抗日，要统一，就要有党领导的农民自己的武装。他迅速组织起县农会特务队，亲自担任队长。在反击日寇清乡、惩治恶霸、镇压汉奸、打击土匪等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务队由几十个人、几十条枪很快发展为几百个人、几百条枪。

1938年年底，日寇在冠县扶植建立了伪维持会，以维持会会长沙子善为首的六个铁杆汉奸，依仗日寇淫威，横行乡里，作践百姓。郭英亲自率领特务队生擒了这批恶棍，分六处公开处决，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这次较大规模的除奸战，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吓坏了日寇汉奸。他们到处张贴布告，以重金悬赏捉拿郭英。但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郭英的特务队却日益壮大，不仅扩编为八路军卫河支队，还更加频繁地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附近的东阿县有个铁杆汉奸苏振江，纠集当地土匪、恶霸、地痞组成了一个反动民团，有300多人，武器装备也比较好。他们依仗离曹寺三五里路据点上日伪军的势力，在曹寺周围横行霸道，征粮征款，抓丁抓夫，抢劫妇女向鬼子邀宠，弄得民不聊生。郭英派侦察员了解到这伙强盗自恃人多枪好，防守很松懈，便决定偷袭敌巢。这天夜里，他带领支队包围了民团驻扎的曹寺大庙。自己前去叫门，敌人的哨兵以为是自己人在外鬼混才回来，便骂骂咧咧地去开门，不料大门刚开，一只有力的大手就卡住了他的脖子。随后，战士们鱼贯而入，占据了制高点，冲进敌人的营房，这伙强盗梦魂未定，就全部当了俘虏。这场战斗前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等据点的日伪军得知，气急败坏地赶来时，郭英早已带着部队和战利品回到了驻地。拔除了这颗硬钉子，当地群众拍手称快，郭英和支队也受到了上级嘉奖。

1939年至1940年，卫河支队发展壮大到4个大队，一个骑兵连，一个教导队，共1400多人，保卫着卫河两岸和鲁西的广大农村根据地，受到人民的爱戴，群众亲切地称队长郭英为“农民大王”。在山东青驼寺工农青妇奖励大会上，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授予他这个光荣的称号。

为扩大我军正规部队建设，1940年以后，卫河支队又被八路军一二九师编为新八旅。郭英被调到鲁西区党委担任民运部长兼抗联主任。

194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郭英因过度劳累，旧伤复发，上级领导安排他在根据地朝北（现在的莘县）杨夏庄休养。当时，鲁西地区遇到了大灾荒，加之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我军民的吃穿成了大问题。看到这种情况，郭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病坚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打击不法投机商贩。他帮助群众建立了供销合作社，满足了群众的物资供应。供销合作社的成立，给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后来扩大到鲁西各县，我解放区的军民战胜了天灾和敌人的封锁，安全地度过了大灾荒，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

黄河把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却又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组织全国性的大反攻，党中央决定组建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指挥部的任务是：固守黄河，阻挡国民党军队侵入我解放区；保证人民解放军往返渡河，以及支前民工、军用物资的安全通过。

河防指挥部迅速组建起来，郭英被任命为政委。在这个新建单位中，干部战士是从各部队抽调的，船队是由民船编制而成的，水手是从地方招收的。因此，情况比较复杂，接踵而来的就是繁重的运输任务。指挥部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艰巨的考验。为了迅速提高同志们的思想觉悟，保证运输任务的顺利进行，郭英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编写了阶级教育手册《跟上去》，并指示政工部门汇编部分有针对性的学材料，利用一切间隙组织大家学习。《跟上去》分为“黑暗社会里两种人的生活”、“多灾多难的黄河两岸群众”、“中国幸亏有了共产党”、“我们要建设黄河”4个章节。从船工、水手们身受剥削压迫的悲惨遭遇讲起，描画了一幅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黄河的光明前景。通过学习，激发了大家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同志们的思想水平。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每个渡口、每个船队、每个阵地都经过了敌机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狂轰滥炸，许多同志流血牺牲，但没有一个人胆怯逃跑。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些英勇的事迹，充分说明了指挥部政治工作高效有力。

1946年6月底，刘邓大军开到黄河岸边。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指挥部的同志们，关切询问沿河的情况。为了保证我军及时顺利地强渡黄河，郭英分析了白天敌人盘踞黄河对岸并用飞机封锁河面的情况，提出三条建议：一、白天部队隐蔽不渡；二、每晚九点摆渡为妥，部队要及时到达各渡口；三、渡河部队一律服从船工、水手指挥，保证渡河安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同意了他的意见，在仔细研究了渡河方案后，任命他为军法特派员，具体指挥渡河行动。6月30日晚9时，刘邓大军开始强渡黄河。郭英亲自随着第一只船到达彼岸，掌握了对岸的敌情、水势、往返一次的时间。渡口边的指战员都严格听从船工、水手安排，使这些船工、水手深受鼓舞：“当兵的当官的都听咱老百姓指挥，这只有解放军才办得到”，因而干劲很大。在郭英的具体组织督促下，船工们奋战七夜，提前完成了运渡任务。这次强渡，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先声。郭英常常教育指挥部的政工干部：“一个党的政治工作人员，必须要有一种政治觉悟，那就是顾全大局、不怕牺牲。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冷静，尤其是遇到危险，绝不能顾及个人的安危。”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把人民军队优秀的政治工作传统带到了第一线。

1947年7月到1948年10月间，是黄河指挥部任务最繁重，战斗最激烈，环境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我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派狂妄地认为我军是溃败，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击。敌人的飞机整日盘旋在黄河上空，企图切断我军掌握的黄河河运线，吃掉我军南岸的阻击队伍和撤退的干部群众。指挥部因情况变化，不得不改变原来白天隐蔽夜晚摆渡的办法，在天上敌人轰炸扫射，地下敌军穷凶追击的情况下，强渡我方人员。一次，指挥部接到运渡我南岸部队撤退的任务，郭英在呼啸而过的弹雨中，亲自在李桥渡口指挥渡军，连续奋战二十多个小时。大军刚刚过完，又有一位同志匆匆赶来报告：“对岸还有一个旅及一万多民工、伤员刚刚到达，我阻击部队在敌人疯狂进攻下也正在后撤，如不及时接应他们，情况不堪设想。”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强渡迫在眉睫，郭英登上一个土包，号召大家：“面对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员要站在最前列。为了部队、伤员、民工的安全，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不能把一个人留在对岸！”他急速调集部队赶往各渡口，用机枪、步枪阻击低空飞行的敌机，又亲自登上渡船，参加了紧张的运渡，直到把最后一个同志送上岸，他才跳下了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向全国进军。1949年4月，我第四野战军等部集结于黄河北岸，待命南渡。为了配合战局快速渡军过河，指挥部设想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但由于黄河水急河宽，架桥方案一时无从规划。郭英说：“我们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走群众路线”。他带头来到船工和水手中间，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因为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有些踌躇。郭英给大伙鼓劲说：“上下五千年，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智慧，我们今天还要拿出些智慧来。不要怕失败，浮桥架不起来还有船渡。”他的话，打消了船工们的顾虑，很快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指挥部综合了大家的计谋，在孙口、李桥等水流较缓的渡口上，用船锚固定船身，然后把船身连接在一起，铺上木板，造出了一架特殊的“船桥”，为我军铺平了通往前线的道路。浮桥的架成，使我军提前两个月到达前线，为争取全国胜利赢得了时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刘伯承等领导同志曾说：“孙口、李桥渡口的指战员和水兵同志们立下了战功，要为他们请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把它改编为平原省黄河航运局。

建设边疆

1952年底，郭英工作所在地——平原省撤销，组织上除留一部分干部在内地工作外，还动员一批干部支援边疆。组织上找到郭英，准备调他到北京中央某单位工作征求他的意见，郭英考虑到边疆条件艰苦，党更需要干部到那里去工作，便毅然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并带头报名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他在内蒙古工作11年，先后担任过公安厅劳改局副局长、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为边疆的劳改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受过酷刑，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全然不顾，经常不遗余力地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跑遍了内蒙古各地。他对教育人、改造人的工作抓得很紧，强调重思想改造，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他做干部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组织上几次给他调工资，他都让给了有发展前途的民族干部。有的同志对他的做法不理解，他解释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在自治区工作的重点之一，只有民族干部成熟起来了，这里的工作才能做好。我的职务与级别同对党对人民所作的贡献比起来，已经不低了。”他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解和身体力行，以及他居功不邀功，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质，深深感动了周围的同志们。

由于狱中酷刑的摧残和长期带病工作，郭英的身体状况日渐虚弱。1962年，组织上为了照顾郭英的身体健康，调他回山东工作，担任省政协常务委员。此后的11个年头，他为党的统战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直到1973年3月21日病逝于济南，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郭英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骨头硬，不向敌人的酷刑淫威屈服；他勇敢，在战火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他无私，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奋好学，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具有较高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他是榜样，激励着我们像他那样生活、学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