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又名陈敬之，化名李德三，山东省沂水县诸葛镇小诸葛庄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

当陈善在小诸葛高级小学读书时，学校里有位青年教师孙固斋，系中共地下党员。孙老师看到陈善勤奋好学，思想进步，就经常找陈善谈心，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以及救国救民之

道。孙老师的谆谆教诲，给陈善的迅速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时，山东惯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经常带领匪徒们到沂水一带骚扰，闹得鸡犬不宁，学校也被迫停课，陈善只好回家务农。

1926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本村青年共产党员李清漪返回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他办起了一所平民学校，专收穷苦人家的子弟入学，深受乡亲们的欢迎。在李清漪的影响下，埠前村李洪宝也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并聘请陈善前去任教。

陈善在埠前村任教期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地下党员李清漪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陈善的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于1928年1月经李善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底。中共沂水县委正式成立。当时县委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会，广泛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为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做准备。根据县委的指示，陈善到沂水西北乡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农会。

陈善在贫苦农民中广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农会”等革命思想，教唱当时流行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等革命歌曲。那些饱受剥削

和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有如干柴遇到了烈火，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农会，西北乡一带、乡农会组织乃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

时值青黄不接，根据县委指示，陈善带领农会会员向地主借粮。地主老财见平日俯首帖耳的农民如今组织起来后竟如此气粗嗓大，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不借给，也不敢打折扣。借粮斗争的胜利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农会的威力，更加相信农会，拥护农会，依靠农会。

在此基础上，县委又指示陈善在群众中办夜校，吸收青壮年农民参加，进一步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力量，以促使西北乡一带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9年5月，沂水县农民协会在沂城中山林举行济南“五三”惨案一周年纪念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农协会员，杨虎城部驻军、各校学生和各界代表共一万余人。陈善带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一时群情激愤，气氛热烈。当游行队伍经过县税务局时，县农协负责人带头冲了进去，陈善紧随其后，将税务局的牌子砸得粉碎，将这个搜刮民脂民膏的税务机关捣毁了。那些平时为非作歹的贪官们，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次游行砸税务局的壮举，震惊了也激怒了国民党沂水县反动当局。5月中旬，国民党反动军警倾巢出动，先后捕去沂水县委3名领导人和其他7名党员，使沂水县委遭到了严重破坏，与上级党也失去了联系。在这白色恐怖下，陈善牢记党的教导，一刻也未停止斗争，仍在沂水城里和西北乡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决心在斗争中找到党。

1930年春，沂水县各大集镇举办一年一度的春会。陈善抓住这个机会，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一时沂水城乡普遍出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和传单。反动当局大为震惊，贫苦农民奔走相告。共产党又回来了，要为穷人打天下。

为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影响，陈善以当地活生生的事例揭露地主的剥削罪行，教育群众并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1年夏收时，秘密组织借粮户同地主进行抗交“过年粮”的斗争，秋收时又进行抗交“青草粮”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有了很大提高。

陈善在带领群众同地主做斗争的同时，大力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党的主张，打破几千年来在群众巾深深扎根的“宿命论”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陈善做的这些努力，为以

后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陈善在西北乡一带重点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深刻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三十年代初，沂水县兴起很多旗会组织。这些农民武装，有的受坏人操纵，被反动政府利用，成为压榨人民的工具；但也有些是具有主张正义，防匪保村的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多是贫苦农民。为争取这些旗会组织抗日救国，打击贪官污吏，陈善在1932年春同青旗会首领取得联系，在会员中开展抗日宣传。他激愤地说：“现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沦陷，蒋介石不准抵抗。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寇，爱国同胞纷纷募捐支援抗日，我们沂水各界人士也行动起来，但捐款大都被反动的县长、区长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贪污最多的是六区区长杜绍鲁，我们能答应吗？”听了陈善的揭露，青旗会首领和会员们无不义愤填膺，个个磨拳擦掌，要找杜绍鲁这个吸血鬼算账。3月的一天，青旗会首领率会众千余人，攻打六区区公所，生擒杜绍鲁，将其处死，为当地群众办了一件好事。

1932年上半年，沂水党组织同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同年5月，在山东省委的指示下，正式组建中共沂水特支。8月，山东省委决定将沂水特支扩建为县委。

沂水县委建立后，正遇沂水师范讲习所招收新生。县委决定派陈善等前去报考，以开辟该校工作。陈善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并被学校指定为班长，这样一来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久，陈善在学生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建立起团支部并任书记。随后又发展了几名党员，为师范党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陈善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个地主出身姓王的教员总是与其作对。为了拔除这颗眼中钉，陈善带领同学们闹起学潮，最后被学校开除了学籍。陈善回家后不久被聘到本县二区略疃任教。陈善以教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沂水县各地已有青旗，黄旗，红旗等五派旗会，会众达两万余人。其中以青旗会人数最多，气势最盛，其宗旨已由防匪保家发展为抗捐抗税，同官府作对。为使这些农民武装成为革命力量，置于党的领导下，县委提出党团员要加入旗会组织。陈善立即响应，率先加入青旗会。青旗会首领和会众早闻陈善大名，敬佩他的为人和胆识，乃推举他为负责人之一。陈善借此良机，大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宗旨，团结广大会众，积极为暴动积蓄力量。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中共沂水县委机关，于1933年4月迁到西北乡农村，把党的工作重点集中在以二区为中心的一、三、七区的接合部，发动群众，酝酿暴动。

西北乡的一些地下党团员，多被旗会组织推举为大小首领，这些组织在党团员的组织领导下，在古村一带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配有长矛大刀和部分枪支。这是一支很可观的人民

武装力量。

同年5月，根据各区共青团组织发展情况，县委决定正式成立团县委，由陈善任团县委书记。

以二区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当地的反动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窥测时机，妄想一举扼杀革命力量。5月10日，国民党沂水县长亲率民团，巡警到七区抓人．捕去10多名共产党员和旗会骨干。次日晨，又到二区古村抓人，捕去了省委派驻干部马德隆和两名群众。临走时，大肆抢掠财物，洗劫了古村，还放火烧了半个村庄，使古村群众遭受空前浩

劫。

古村事件发生后，县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拉起来的那支农民武装配合旗会首领刘萁阶的会众攻打沂水城，营救被捕的同志，并发动各村组织好物资供应。

13日夜，在临时省委书记张北华（张恩堂）指导下，县委再次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攻城的具体方案，决定由会首刘萁阶任总指挥，负责调集千余会众，200支长枪，三天内到葛庄待命，准备起事。届时兵分两路：一路攻占沂城东岭，控制制高点，一路进攻北门，直捣县政府和公安局，砸开狱门，营救被关押的同志。

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沂河水暴涨，致使这次行动中途夭折。张北华随即离开沂水，马德隆等三人也被敌人杀害。

攻打沂水的计划未能实现，县委决定再次组织暴动，攻打沙沟。这次暴动集中旗会三个团：南套胡文炳一个团，松林一带一个团，和杨克伦一个团，由县委书记谢梅村和陈善任总指挥。

5月底，队伍首先攻打了崖庄局子，紧接着又攻打了沙沟，击毙大恶霸地主，七区联庄第一甲长李景岗，打开李家粮仓，赈济贫苦农民。这次暴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有些旗

会首领家乡观念太强，不愿把队伍拉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致使原准备在东里店再次联合行动的打算落了空，谢梅村和陈善深为惋惜。

谢，陈二人总结了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旗会组织的散漫性和软弱性等弱点，向党团员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投入农民运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斗争中发扬英勇善战的精神，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加强领导，及时调整了指挥班子，除谢梅村，陈善仍任原职外，又吸收王富春、李克伦二人到指挥班子来。并在埠前村及附近各支部中挑选10人，担任交通和警卫，随指挥机关行动。又把武家河北村，刘家河北村、沙沟一带方圆30多个村的党团员和会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

由于农民运动的崛起，严重地威胁着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沂水县当局乃急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求援。韩使出镇压和“招安”两手：一面令驻临沂的八十一师运其昌旅移驻

沂水，一面派民政厅长李树椿带领10人“招抚团”前来“招安”。

6月3日，谢梅村，陈善等指挥会众在沂水境内公路上设伏，袭击了李树椿的汽车，汽车被打毁，李树椿抱头鼠窜逃进沂水城。

6月中旬，沂水县委在西北乡武家河北村召开党团联席会议，传达北方5省省委代表会议精神和县委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决定，同时吸收陈善等人参加了县委。

为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县委决定乘驻高桥之敌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攻打。这次战斗由会首杨克伦指挥，调集会众1500人，谢梅村和陈善等都亲临阵地。会众们毫无畏惧，英勇拼

杀，只因杨克伦不幸负伤，加之武器落后，攻了几次没有成功，仅将敌人围困了一天就撤退了。这时正值麦收，县委决定留少数部队做警戒，其他人回家收麦待命。

不久，省委派人来沂水指导工作，在南关召开县委会议，决定把旗会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敌人诱降青旗会首领张恒远的阴谋破产，派去的诱降代表被杀。随后，张恒远调集各路会众，准备攻打沂水城。与此同时，敌人也扬言要对沂河以西凡有会众的村庄一律进剿。群众闻讯后纷纷扶老携幼，到石关坪和黄石山寨避难。7月2日，八十一师出动了两个旅的兵力，残酷镇压这次农民暴动。先是运其昌旅攻入石关坪山寨，惨杀会众200余

人。接着与唐邦植旅合攻黄石山，惨杀会众及老弱妇孺30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黄石山惨案”。张恒远曾率队增援黄石山被困会众，终因寡不敌众，张不幸阵亡。

事后，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在暴动中暴露的党团员和旗会骨干集中到沂山打游击，未暴露的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

谢梅村随即在西北乡武家河北村集合150余人，由他和陈善等带领，开进了沂山山里。

当地有一支以伊来好为首领的农民武装，要求与谢合作。谢、陈经过分析研究后同意了。伊来好带来40余人，有机枪4挺，步枪、手枪70余支，每人还随身携带子弹百余发。从此，

谢，陈率领这支近200人的队伍，战斗在北起胶济线、南至抱犊崮的广阔地区，包括沂水，蒙阴，临朐、青州，新泰，莱芜，博山等地。韩复榘如坐针毡，急从胶东调来民团军一个团，由沂水等各县保安队配合，进行围剿，但屡遭挫败。

陈善在与敌奋战中，骁勇善战，显露出他的指挥才能。在博山的一次战斗中，将敌人逼上一座山头，敌人无路可走，负隅顽抗。部分队员见敌势凶猛，产生了怯战情绪，陈善见状，

跃起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在机、步枪的掩护下，陈善硬是带队冲了上去，消灭了顽抗的敌人。从此以后，陈善的威望更高了。

9月下旬，为了寻找党的领导，在博山东南乡开会，决定谢梅村和王富春回沂水，留下陈善和伊来好指挥部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陈善毫不犹豫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转眼之间冬天快要来到了，队员还没有棉衣，群众生活又是那么困难，根本无法帮助解决，只好化整为零，分散回家，陈善遂回到沂水，与谢梅村等转移到扈山店的一个破庙里，昼伏夜出，边工作，边寻找上级党。

又过了些时日，眼看已不可能在本地找到上级党了，便决定分头到外地去找：谢梅村回其原籍河南省去找，陈善等到青岛去找。

陈善先去了青岛，后又去了黑龙江，转了一个大圈都没有联系上，于1934年春又回到沂水。

是年6月，陈善和徐凤泰，田锡仁到了河南省郾城县，找到了谢梅村。谢将他们3人介绍给河南省委负责人周骏鸣，周即把他们安排到漯河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0月间，由于叛徒告密，谢梅村被捕，关押在许昌看守所。陈善得知这一消息后，经多方了解，此事是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常委常寿峰所为，陈善便想方设法要除掉常寿峰。

1935年2月26日上午，陈善和郾城地下党员蔡百川，在国民党郾城县党部门前，将常寿峰击毙。

事发后，国民党报纸大喊捉拿“郾城刺常”人犯。由于形势吃紧，漯河已不能存身，周骏鸣立即将陈善等人转移到中牟县地下党员张伯龄家隐蔽。

张伯龄家生活十分困难，为生活计，陈善、徐凤泰和田锡仁3人到郑州机场当了临时工，寄宿在二里岗的一家小旅店。

一天深夜，警察来店查户口，发现3人口音均非本地，顿生怀疑，立即进行搜查，结果搜出传单多份。搜查时徐凤泰佯装小解，从厕所越墙逃跑，陈，田二人即落入敌手，递解到开封秘密监狱关押。

徐凤泰逃出后急告河南省委，省委指派张伯龄出面保释，不但保释未成，张也被敌捕走。陈，田，张3人由中统河南省词统宝审讯，想不到竟将“郾城刺常”事件牵扯进去，这就更加重了事态的严重性。

审讯中，张伯龄叛变，供出陈、田二人是要犯。陈，田二人很快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理。

敌人为了从陈善口中得到有用的东西，每次审讯都施以重刑，想叫陈善招供。陈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再残酷的刑罚也挺过来了，更不承认自己是党员，把敌人气得大喊大叫。“不

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杀死常寿峰?”陈善理直气壮地答道，“他逮捕了我的老师谢梅村，我为老师报仇还不应该吗?”当然，敌人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乃继续刑讯，一次比一次严酷，陈善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每次受刑回来，陈善总是忍着剧痛，面带微笑，频频向同牢难友点头致意。难友们眼含热泪，不约而同地低声赞道：“好样的！”

经过几番较量，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最后决定将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处死。

1935年5月，陈善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26岁。

段景钦烈士传略

曹泽三

段景钦，又名段鸿勋，化名段伯理，段景斋，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崂山县（今青岛市崂山区）段家埠村一个贫农家里。

段景钦兄弟姊妹10人，半数夭折，他是老大。全家仅有3亩山岭薄地,3间草房，父母亲虽终年辛勤劳动，还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幼年时，由于段景饮是老大，下面的弟妹多数还未出世，家庭生活还不那么困难，乃得以读了几年私塾。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性情耿直，待人忠厚，颇得师长和同学称赞。

随后由于家庭人口逐年增加，生活也随之越来越困难，乃被迫辍学，随父下田干活。他还打过短工，学过木匠，还给日本人喂过马。

1922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掠夺和压榨中国人民，在青岛沧口开办钟渊纱厂(今国棉六厂)。段景钦去该厂当了徒工。日商为了让招收的中国青年徒工能尽快熟练掌握纺织技术，将他们分批送往日本神户训练，段景钦是被轮训者之一。

段景钦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敢无畏的品格。他曾对一个耀武扬威经常打骂中国工人的日本工头，愤怒地挥起拳头，打得那个日本工头抱头鼠窜而去。

1923年春至1 92 4年夏，在钟渊纱厂做工的练习生，为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开始在日本神户而后在沧口钟渊纱厂，成立了“兄弟同盟会”，举行了多次自发性的罢工，同日商开展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斗争。每次罢工，段景钦都是积极参加，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争取社会各界人士对工人罢工的同情和支持。

1925年，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青岛党组织领导下，先后举行了4月，5月和7月的3次大罢工。在这3次大罢工的斗争中，段景钦都是积极地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成为罢工的骨干分子。

第一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第二次大罢工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奉系军阀胶澳督办温树德残酷镇压，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

第三次大罢工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重演故技，勾结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头子张宗昌，派出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严密监视。7月2 5日，张宗昌到了青岛。日本驻青岛领事，日本纱厂厂主及青岛的大商业资本家盛宴张宗昌，并给予30万元巨款的贿赂，唆使张宗昌镇压工人运动。26日，张宗昌令其后方司令任锡吾，率领大批军队封闭胶济铁路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捕去青岛党组织领导成员，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国民党左派，同情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以及工人、学生等30余人。段景钦也在这次大罢工中被捕。

7月29日，李慰农和胡信之被敌人秘密枪杀于青岛市的团岛。段景钦被投入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威武不屈。20余天后，敌人无奈，只好将其释放。

段景钦通过这3次大罢工，并身陷囹圄，经历了与敌人的殊死斗争，特别是李慰农在敌人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对敌人的无情揭露，对他教育很大，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残，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腐朽，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1 926年，经王荩臣介绍，段景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927年春，王星五任中共青岛市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在王星五领导下，段景钦更加积极为党工作。

同年秋大革命失败后，青岛各种反动势力更加嚣张，白色恐怖笼罩青岛，段景钦二次被捕，被关进李村第六监狱。在第六监狱中，他和王星五(1927年下半年被捕)争取了出狱的店员和警察充当地下交通，多次与狱外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俩曾组织越狱，但由于没有弄到武器而失败，敌人把他俩押往青州府第四监狱。

9月5日，日本侵略军撤离青州，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开始了国民党对青州的统治。王星五和段景钦看见青州挂起了国民党旗，经过私下商量，写了上诉书打官司，理由是他俩在青岛是办工会，不是干共产党。后来官司虽然打赢了，但还是坐了三年监狱，两人于1930年春才获释出狱。三年的监狱生活，段景钦不但政治上磨炼得更加成熟，还向一位难友学得了一手剪裁缝纫的好手艺，为他出狱后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段景钦出狱后，不顾自己身体虚弱和家中生活困难，只回家和亲人团聚数日，就又投入了秘密革命活动。

当时，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秉承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旨意，通过工会整理委员会，在胶济铁路各大单位和各大纱厂建立黄色工会，不择手段地镇压工人运动。因而黄色工会成为我党开展工人运动前进途中的一块大绊脚石。青岛市委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为了斗争的需要，青岛市委决定段景钦任市委地下交通员。他知道交通员这一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然而他不顾这一切，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安排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了加强市委与上级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的联系，按照市委的决定段景钦和其凄在馆陶路开设成衣铺，作为市委的联络站。省、市委一些重要会议曾在这里召开，外地和本市许多负责同志在这里接头和休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段景饮及其家属从不计较个人的得火、安危和劳累，夜以继日地工作者。他的家属给同志们做饭，站岗放哨，不论酷暑寒冬，从不懈怠。段景钦胆大心细，巧妙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凡是交给他的秘密文件和宣传品，他都按规定时间，准确无误地分送出去。他把党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每次外出，他总要嘱咐妻子道：“我走后，如果有衙门的人来问我到哪里去了，你就说不知道，就是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啊！”

段景钦一家四口人，过着贫穷如洗的日子。女儿和儿子都生病在身，由于无钱及时治疗，结果儿子病死了。他的全部家产，两箩筐一担挑还很轻松。虽然如此，夫妻俩还是节衣缩食，让前来的同志能吃上喝上。

中共青岛市委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全国苏维埃运动日”的指示，决定1930年8月20日组织全市工人示威游行。不料这一消息被国民党侦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7个纱厂和四方机厂，禁止工人出厂。市委当即决定，改在大英烟草公司门前集会，如果示威不成，就开展“飞行集会”。

在国民党军警层层包围封锁下，段景钦连夜将市委有关指示，传单，分送到各单位负责人手中，回到成衣铺时已是下半夜了，精神依旧十分兴奋。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他虽侧卧在床，但久久不能入睡。他合上眼睛，千端往事一齐涌上脑海：从苦难的童年到挥拳打鬼子，到走上革命大道加入共产党，使

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今社会上所有不平之事，都是反动政府和地主，资本家造成的，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出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才有出路……这时，东方开始发白，他再也躺不住了，便起来吃了点东西，带上当天用的物品，告别妻子，消失在朦胧的晨雾中。

“飞行集会”开得很简单，仅历时半个钟头左右，但对工人来说，却是一次非常壮观而有意义的盛会。晴朗的蓝天下，迎风飘扬着斧头镰刀红旗，被压抑的工人们冲破敌军警阻挡，挥动着拳头，不断高呼口号，汇集在红旗下，倾听着市委职运委员陈少敏她那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演说。话音刚落，段景钦挤出人群，登上一高处，燃放起鞭炮。顿时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震撼了会场上空，把这次集会推到了最高潮。随后，数路雄壮的队伍向市区进发。由于受到大批敌军警的驱赶和阻截，游行队伍至华阳路口散去。

这次“八·二○”活动，党的许多负责人公开露面，为叛徒和侦探所注目。这次活动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之惊恐万状，慌忙调集叛徒和侦探，先后捕去了张簏亭，张子颖，曲子光等18人，许多同志被通缉，市委书记汤汝贤也被迫离开青岛。段景钦也被敌人注意上，他的成衣铺周围不时出现暗探，“段记成衣铺”被迫第三次搬家，迁到崂山县沙子口街。段景钦原籍是沙子口街邻村，对他来说具有地利、人缘等有利条件。

他在街北头租了三间草房，将店铺改名为“钦记成衣铺”，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加上长期的劳累，段景钦这时已患病在身，但他还是顽强地为党工作着。

他除了完成交通员的任务外，还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根据市委统一部署的内容，白天自制传单，标语，夜间到邻近的村庄和学校张贴。他利用乡亲们晚饭后在街头闲谈之机，带着茶壶茶杯，边喝水边讲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凶残，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地主老财的狠毒心肠，劳苦大众吃苦受穷的根源，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革他们的命，争取幸福自由的生活。

沙子口街虽然远离青岛市区，是崂山脚下一个偏僻小镇，但由于段景钦夜以继日的宣传鼓动工作，整个镇子形势在发生骤变，镇上的各种反动势力惶惶不可终日，青岛市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深感威胁。1931年1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段景钦被捕。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使他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实践了“刀按在脖子上也不能说”的誓言，坚决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敌人无奈，只好定他“嫌疑犯”，关进看守所。

是年4月，青岛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市委书记颜世彬等几十人被捕。被捕人中王某（名不详），在看守所耳闻段景钦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案情很轻。后王某被押解济南山东高等法院，审讯中当了叛徒，出卖了段景钦。敌人据此，将段景钦由青岛解到济南。在敌人法庭上，段景钦面对狰狞的敌人和可耻的叛徒，怒火万丈，虽倍受酷刑，仍坚不吐实，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敌人恼羞成怒，把段景钦打入死牢。1931年8月19日，段景钦同颜世彬等21位同志，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时年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