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允志，原名闻家骅，1904年诞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一个书香世家。1926年，他在浠水县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即领导了当地的工农运动，因其卓越表现被选为县农民部执行委员。然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闻允志在1928年9月被迫离开故土，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救国之路。

在日本，闻允志首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随后于1930年转入东京工业大学机械系深造。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远在异国的他深感国家的危难。闻允志被推选为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代表，领导留日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活动。他因领导抗日活动，公然挑战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权威，于1931年被迫“回国”。

回到上海后，闻允志没有停止他的抗日救亡事业。他积极参与各类抗日活动，直至1931年底被法租界当局和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押在卢家湾巡捕房。面对敌人的审讯和威胁，他始终坚守信仰，毫不妥协。同年12月，他被国民党设在法租界的第二特区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三年徒刑，随后被送往马思南路监狱。

在监狱中，闻允志没有放弃斗争。他与难友们共同协商，成立了狱中互济会，并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他成为了支部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度过了艰难的狱中岁月。1933年6月，经过党组织的营救，闻允志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后，闻允志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继续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春，他被党组织派往河南省偃师县立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化名闻季华。在这里，他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吸引进步青年参与，利用课余时间与他们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并指明中国青年的前进方向。不久之后，他又组织了秘密的“社会主义联盟”，并出版了秘密刊物《晨钟》半月刊，后更名为《黎明》半月刊，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5年春，闻允志到北平后先在国民学院任教，并给当时北平《世界日报》的社会科学副刊撰稿。在这一公开职务掩护下，他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揭露亲日派的退让投降政策，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在1935年暑假前，天津法商学院院长高文伯及辅导课主任苏蓬先，由于坚决执行国民党压迫学生的反动政策，限制学生言论，监视学生行动，引起学生极端不满。暑假后，高被迫离职。经新任院长杨亦周聘请，闻允志为该学院辅导课主任兼教授。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投降卖国的“何梅协定“后，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1936年5月全国学联成立。天津学联成功地组织了“五二八“游行，文化界也组织了半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闻允志担任该委员会的执委。此后天津学生运动汹涌澎湃，不但打破了天津学运的沉寂状态，而且有力的支援了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广大学生的支持下，在法商学院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成为天津学运的中心。闻允志成为法商学院和天津学生中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1936年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进步学生采取亲日媚外的镇压政策，一切主张抗日的进步分子，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各进步文化机关也随时被封闭。当年冬季，冀察政务委员会又强迫各学校教职员填写“反共志愿书“。当时法商学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教职员提出了“要保持大学教师的人格尊严及思想言论自由“，向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法商“和“南开“两校是天津抗日活动的大本营，反动当局多次向两校提出警告。同年10月，闻允志和两位同学被捕，经营救后被释放，两位同学被解往北平，引起了学生不满，法商学生掀起了反对学院当局的学潮。1937年2月，华北政务委员会便利用这一机会下令以武力强行解散并封闭了法商学院。

1937年春，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北平文化职业者协会“也改名为“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华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闻允志回到北平参加了该会领导工作，积极组织宣传抗日救国活动。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当时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在博野办有四存中学，并自任校长。为了加强对张荫梧部的工作，中共北方局派闻允志到博野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张荫梧悟担任了保定行营民训处处长，在保定创办了河北干部养成所，招收平、津、保一带知识青年2000余人，进行抗日军政训练。闻允志担任干部养成所政训处长，并兼任教官，该所组成11个学员大队，后因战局变化，干部养成所由河北保定迁往山西陵川县。

1937年4月，阎锡山在太原成立“山西晋绥军官教导团“，由张荫梧兼任团长，闻允志被聘为该团教官。

1937年9月，河北省保定失守，张荫梧收集河北博野专员公署所属五县保安队及一些散兵游勇，以部分晋绥军官教导团学员和河北干部养成所学员为骨干，组建了河北民军，张荫梧任总指挥，王长江任副总指挥，闻允志任政训处长。总指挥部由河北磁县移到山西陵川县平城镇。

1938年1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率部到林县合涧镇组成河北民军太行区司令部。这时以闻允志为首的政训处受到总指挥部内国民党特务的攻击和排斥，经中共北方局决定，让闻允志带领政训处部分同志到林县合涧镇上庄，协助王长江在豫北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和组训民众工作，目的是想利用民军名义组织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当时政训处下设有组训、宣传、庶务等股，同时还派出辉县工作团、林县原康工作团、汤阴工作团等。工作团的任务：一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组织群众抗日，三是动员群众参军。

随着抗日斗争的开展，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逐渐分化，闻允志积极争取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响应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他以渊博的知识和文化素养，阐明当时的形势，希望他不要追随张荫梧与八路军搞磨擦，要顾全抗日大局，一致对外，全力抗日。王长江政治上有了很大进步，后来同意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驻地与陈赓会见，经过会谈，王长江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反对磨擦的主张。1938年秋，张荫梧公开制造了“博野事变“，王长江反对张的倒行逆施，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率部起义，将自己所属部队转到抗战进步方面来。王长江以后加入了共产党，曾任八路军警备旅长、察晋冀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等职。

1938年春夏之间，闻允志经与国民党林县县长张守魁协商，在林县开办了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校内军政训练均由政训处派人负责，粮食经费由县政府供给，共办两期。政训处党组织先后派人在干校负责和主持教育训练工作，讲授抗战形势及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内容。

1938年春，林县城尚未被日寇侵占，城内外一带驻有各种政治倾向的部队。有豫北别动队黄宇宙部；有以李福和为司令的河北游击第三支队；还有国民党的新五军孙殿英部及四十军庞炳勋部及河北民军一团徐靖远部。1938年初，闻允志积极联络各方，组织了“太行抗敌联防委员会“。

1938年闻允志利用河北民军在豫北一带的影响，在豫北的辉县、淇县、汤阴、彰德数县发展武装，经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同意，以卫辉纱厂的工人抗日大队为主，于同年6月底成立了民军第九游击队。

闻允志考虑到河北民军内部的复杂情况，为了扩大抗日力量，经民军总指挥部同意，将第九游击支队与民军第十一大队朱程部合编为民军十一团，撤消了第九游击支队番号。民军十一团下设两个大队，共400余人，朱、闻分别担任团的军政负责人。并当即在团内建立了党领导的“民先队“，不少党员担任分队军政领导干部，并在部队内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对指战员进行革命教育。朱程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因与闻允志合作时间较久，能密切协助配合，并力求进步，靠近共产党。张荫梧已公开反共，对朱程政治上倾向进步，引起严重怀疑，遂于1938年12月下令调朱程部北上到冀西待命，企图消灭进步力量。闻允志根据中共北方局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考虑到民军十一团虽然已为共产党掌握，但在名义上仍然是河北民军。为了要从大局出发，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制造磨擦的借口，闻允志坚决执行北方局的决定，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了多方面的说服教育工作，支持朱程北上。为保存力量，将十一团内中共党员，及“民先“队员逐步撤出，由中共太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1939年3月，闻允志经北方局调往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训练部任教育科长。

1939年6月，朱程率领民军第四团在河北省冀西赞皇县上、下花园一带，挫败了张荫梧要逮捕他的阴谋，在抗日友军和地方抗日政府的支持下，脱离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将部队带回太行山，到达山西辽县，靠近八路军总部。朱程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方面为了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同时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仍保留民军名义；另一方面为了区别于河北民军，故整编后更名为“华北抗日民军“，由朱程任司令员。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经朱程的请求，八路军总部决定：从抗大一分校调回闻允志担任华北抗日民军党代表并兼任政治部主任，与朱程共同领导这支部队。闻允志除从抗大一分校带回一部分军政骨干外，先后由抗大一分校调来30余名干部，原民军十一团的干部到抗大学习的同志也先后回到部队，加强和充实了华北抗日民军各级军政领导力量。闻允志重返部队后，迅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恢复了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积极对部队进行了改造，在短时期内，华北抗日民军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朱程申请下，1939年9月经朱德、闻允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部队经过训练后，提高了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在朱程、闻允志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

1940年4月，华北抗日民军奉八路军总部命令，调往冀鲁豫开辟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到达冀鲁豫后，闻允志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部队活动于濮阳、内黄、滑县一带，与朱程共同领导军民粉碎了日寇多次残酷扫荡，建立了沙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闻允志奉八路军总部命令，调回总部。当时由冀中南下支队护送，随徐向前于8月21日拂晓经大名县元村龙王庙至东龙湾小滩西之间(现南乐县境)抢渡卫河时，受到敌巡逻艇的袭击。适值秋汛，水深流急，在战斗中，闻允志不幸牺牲，时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