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津川烈士子孙后代在南京遗闻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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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前笔者采访了孙以智老人,了解到孙津川烈士的革命家史和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遗闻,现记录如下,以飨读者。
 
  南门外南宝塔根小巷的孙家
 
  孙津川小时候随父母住中华门外南城岗(今雨花路)叫南宝塔根的巷子。1895年他生于安徽寿县,还有弟弟孙晴川(孙以智父)、妹妹孙方素。母亲孙华氏是小脚,父亲孙多儒养不活一家5口,被迫将妇携子逃难到南京谋生,在当年很荒凉的南宝塔根搭了简易草房住下来,在附近的金陵洋炮局(今晨光厂)做工。
 
  1923年,孙父因积劳成疾而早逝,上海的穷亲戚认为上海的钱好赚一点,便劝孙家搬到上海打工。1925年春,在吴淞机厂做工的孙津川结识了安徽老乡、中共地下党员彭干臣。从此孙津川一家帮地下党油印和发放传单、开办工人夜校、送情报、做掩护。这年8月,孙津川入了党,年底便担任吴淞机厂党支部书记。孙晴川接着也入了党。 1926年底,周恩来为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来到了上海,经彭干臣介绍,就住到孙津川家,受到全家人的热情接待。
 
  1928年孙津川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孙津川因为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担任大队长表现无比英勇和有领导指挥才干,光荣地在武汉出席了中央“五大”。会后,孙津川又去苏联开会学习。返国后,党中央派孙津川回南京恢复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破坏的南京市委,并任新市委书记。于是孙家全家又搬回南京。
 
  经过几个月艰辛细致的工作,1928年3月,秘密召开了市党代会,宣布新市委成立。紧接着孙津川等同志不仅恢复和建立了基层工厂7个党支部,党员100多人,还派浦口工人党员胥光亮到浦口九袱洲(今浦口顶山乡大新村)建立了南京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有杨明清等党员49人。
  在瞻园路看守所母子“分梨”表决心
 
  1928年7月初的一个夜晚,孙津川到城南叫黄泥塘的贫民区的市委职工委员姚佐唐家去开会时被捕。在瞻园路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敌人用重刑未能使孙津川屈服,便找来孙母企图“感化”他。孙津川见到母亲泪流不止,在敌人严刑以来从未掉泪的硬汉,泪水夺眶而出。母亲忍住泪问道:“津川,他们会让你出去吗?”“妈,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就是我死了,弟弟还在你跟前,你老人家是能理解我的……”母亲哽咽着,拿出孙津川爱吃的梨子,孙津川接过一只,吃了一半,递还给母亲,暗示母子从此分离,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孙母当年住武定门,不方便送牢饭,便请看守所门外大照壁后(现拆除)一家小面馆的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许忠林每天送两碗阳春面给孙津川。1928年10月6日凌晨4点多,一队刽子手将孙津川等3人口塞毛巾用黄包车押向雨花台,起早生炉子的许忠林连忙让别人生火,跑向武定门给孙母报信。黄包车途经南城岗(今雨花路)北山门(今拆除)巷口濮恒兴鸭子店门口,刽子手按旧时杀人前旧俗,给他们喝断头酒,这时南宝塔根一带的许多百姓闻讯都赶来看孙津川最后一面,孙津川趁刽子手拽下他口中的毛巾,大声向群众高喊:“杀了我一个,还有十个,杀了十个,还有百个,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刽子手赶紧拖着孙津川等人向雨花台跑去,见跟来的群众太多,为防意外还未到雨花台刑场,就提前杀害了孙津川。
 
  烈士遗体宝灵庵里厝了三年
 
  等孙母迈着小脚艰难地赶到雨花台,想见儿子最后一面时,孙津川的遗体已被刽子手抬进由4块薄板拼凑的所谓棺材里,这还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优待”,孙母悲愤地用小脚踹开了“四块板”盖,抱起儿子,小心翼翼地揩拭儿子脸上的血迹。在场群众无不动容,自发捐款在中华门新民坊棺材铺买了一口大棺材,孙母为儿子换上干净衣服,让儿子躺在群众为他置办的棺材里。群众又帮忙将入殓后孙津川灵柩抬到雨花台东侧的宝灵庵(现养回红村雨花台区教师进修学校地点)暂厝,待孙家择吉日宝地正式安葬。三年后,孙家才正式安葬于宝灵庵后山。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墓前立“孙津川烈士之墓”碑。1982年,孙津川烈士墓迁入雨花台烈士陵园墓区。
  抗战期间孙母栖身凤游寺
 
  孙津川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在1920年,翌年生下女儿孙以诚后,妻子得“产后风”不幸去世。孙以诚长大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读了医校,在南京红十字医院实习过。抗战中,她在贵州后方医院工作,一次日机滥炸,她在救护伤员时被弹片击中牺牲,年仅17岁。1925年,孙津川与上海女工杨晨华结婚,次年得一子,叫孙安雷,后来生病夭折。
 
  抗战中,其弟弟孙晴川一家到了大西南,孙母仍留在南京,武定门的房子在战火中毁了,孙母艰难地栖生于门西凤游寺一带的破庙里,靠帮人缝补洗衣度日。抗战后,孙母回到南宝塔根,孙晴川为她在附近宝塔山的小巷子里盖了3间草屋。
 
  周恩来指示关照孙家三代人
 
  南京刚解放那几天,孙母天天带着孙以智到中华门看来来往往的解放军。4月30日她写了给周恩来同志的信,祝贺革命胜利,盼望周恩来能来南京会会。周恩来接到信后,深情地说:“华东有位孙妈妈,他们全家都革命。”并立即指示中组部联系南京市委,请他们慰问孙津川烈士家属,照应好烈士后代。为便于孙晴川照顾母亲,组织将孙晴川调回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1952年孙晴川不幸因心脏病去世。南京市委同志到宝塔山亲切慰问孙母,转达周恩来同志的话。市民政局优抚科拨款帮助将草房翻盖成瓦房,定期给予大米、木炭补助。1960年,83岁的孙母含笑病逝,市委和各界人士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1950年清明,孙母和孙以智应邀出席南京各界人民代表凭吊雨花台烈士大会,年仅14岁的孙以智就勇敢地在大会上宣讲了孙津川烈士事迹。后孙以智要求参军,便得到特殊批准。转业后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这时她母亲有了哮喘病,依照奶奶的遗愿,南京市委组织部将孙以智调回南京照顾母亲。孙以智从上世纪80年代在雨花台区法院工作时起,就应邀不断地给各界群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宣讲孙津川等烈士事迹,20多年来,听众达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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