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