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是“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被邓小平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他站到了时代的思想前沿，较早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此方面主要有四个贡献。

贡献之一：尝试用唯物史观“进窥”中国社会问题

“五四”时期张闻天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说明中国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闻天于1919年8月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文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表明张闻天已经找到从唯物史观出发认识社会发展的科学入口。对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社会，张闻天认为：“要进窥中华民国的社会之先，不可不晓社会的变迁。”“按马克司惟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第一个时期是人类的原始时期，人类较少，物质充裕。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 “没有压制，没有争夺”，“大家安宁过一世罢了”。 第二个时期，人类逐渐增多，物质渐渐不够用。“一群中比较聪明，而且有武力的人，凭借他的聪明去掐造种种鬼神的迷信，凭借他的武力之绝对服从的信条”。显然，这里指的是专制时期。第三个时期，人类越来越多，物质愈发不足。这个时期人类要竭尽全力用复杂的办法自愿去生产。因此，第三个时期是共和时期。第四个时期，人类进入互助与合作时期。伴随着人类思想的进步和死亡原因的减少，物质越来越不够用。人类“不得不用全局的计算，合最大生产力，行最完满的分配的经济方法。所以在第四个时期是互相互助的。”在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变迁之后，张闻天从实际出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民国元年，专制一变为共和，《约法》由国民代表议定，定的很公公正正的。这是马克司第三时代。”而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变专制为共和的“第三时代”，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民国七年，“元年《约法》废，由马克司第三时代退至第二时代”，中国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张闻天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来判断中国社会，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处的阶段。他的这种判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

《社会问题》一文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中最早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其中关于社会形态“四大变动”的观点，见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能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中国社会问题可谓凤毛麟角。李大钊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概念，见于1919年8月17日的《每周评论》第35号《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而年仅十九岁的张闻天几乎在同一时期重视并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问题，使他不仅在思想上站到了时代前沿，更在行动上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贡献之二：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思想

“五四”之后，张闻天通过总结和反思，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比较了俄国革命胜利的可借鉴性之后，明确提出了工农革命思想。他在《“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中反思道：我们“费了多少金钱，费了多少精神，牺牲了多少，要废除密约，要惩办国贼，要争回青岛，要挽留傅、蔡……但是，所要求到的不过一道免除曹、陆、章得命令”。他认为：“南北议和，不过彼‘官派’、‘饭桶’安置会议，对于吾们小百姓没有丝毫利益。”北洋政府“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放火、贩卖烟土；养了那警察去做一二个人的爪牙”。因此，他不无感慨地认为民众牺牲如此之巨大，努力如此之卓绝，而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弄来弄去，恐怕会弄到毫无结果的地步。失望之极的张闻天启发民众说，“吾们现在要想想看，用哪一种的手段方才可以完全达到吾们的目的。”同时，张闻天通过总结历史教训以警告民众：“（1）不声不响无用；（2）空文鼓吹无用；（3）电报战争无用；（4）切实劝告无用；（5）奔走呼告无用；（6）奔都请愿无用。这无用的，现在吾们不要去做他。吾们现在只要此六件之外想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对于采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彻底之解决，张闻天提出用革命的办法来一个彻底解决。对于革命的目标，他认为，“革命的目标自然是铲除士大夫阶级”。至于如何革命，革命的主力是谁？他认为：“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来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即工人和农民）。”

张闻天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看到辛亥革命的教训在于没有以“劳农界人”为主要力量。可见，他已经注意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没有一个大的变动，生产关系的旧制度、旧势力依然存在，所以只是“去掉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还是那种腐败已极的士大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张闻天通过对辛亥革命、欧洲旧式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比较，明确提出根本改造中国要走工农革命这条新路，积极地呼应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贡献之三：初步预测中国革命应分为两步走

对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张闻天指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全国的事情应该分两步推进。第一步应该达到两个条件，一是“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二是“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这种民主政治的建立仅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讲第二步，就是社会主义。他通过对比的方式介绍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张闻天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组织上要“脱离强权的少数的政治统治。”在经济上应把生产机关（如土地、机械等）与所生产之物（如衣、食、房屋）皆归社会全体劳动者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道德上应是“劳动与互助”，因为“有劳动才可以生活，要互助才可以进化”。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组织：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家银行，有总理一切的权。他很重视国家，所有亦重视政权。经济：是集合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根据上述对比，从对“国家社会主义”内涵的介绍和张闻天本人的思想倾向来看，张闻天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张闻天看来，中国的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工农革命，目的是打倒统治阶级，这只是前提；第二步才是真正目的，就是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这种对中国革命发展步骤的初步预测，张闻天有力地推动了对阶级斗争和工农革命思想的传播，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贡献之四：推动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传播

在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之后，张闻天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不同特点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至于进行的方法，各国不同”。他在《社会问题》一文中，以肯定的态度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

（1）废除土地私有制，所有地租，概归公有。（2）如第（1）条不能积极进行，则或由国家递增岁入的租税。（3）遗产归公。（4）迁居国外及叛党财产，一律归公。（5）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银行，有垄断一切营业的权。（6）实行中央集权，交通机关和转运事业概归国有。（7）大制造厂及各种生产机关概归国有。垦辟荒地，改良种植，须用同一的计划。（8）一切人民，有担负同样工作的义务，并须召集若干军队，以保护农事。（9）农工互相联合，渐废城与乡的区别。对于全国国民，用同等的平均分配。（10）采用自由教育制度。设立公共学校，俾一切儿童入校就学。

对于《共产党宣言》文献的早期传播，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制延误问世于1919年9月，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则出版于1920年5月。在此之前，成舍我以“舍”的笔名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以《共产党宣言》为题摘译了十大纲领。随后，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的谭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中对“十大纲领”也进行了简明介绍。张闻天摘录的这段《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19年8月21日，这是十月革命后在我国公开报刊上第三次出现的“十条纲领”的白话文。这篇文章无疑是中国早期传播《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