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黑铁山

——记于鲁川烈士

淄博市民政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齐古城临淄，县立临淄师范的爱国师生义愤填膺。6月13日，他们集体罢课、集会，声援上海各界的反帝斗争。人群中有一个脸色白皙身穿湖蓝长衫的青年学生，站在一尊石狮上怒斥帝国主义列强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最后他说：“帝国列强，犯我祖国山河。辱我国家主权，暴戾恣睢，罄竹难书！……我提请大会主席团，致电慰问上海同胞。我们全体师生要与西关小学、工商团体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宣传‘五卅’运动，发动群众掀起反帝高潮。”他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成。

这个青年学生就是于鲁川，那时他才十五岁。

于鲁川原名兴文，1910年12月9日出生于淄博市张店区中埠公社于家庄。“七·七”事变时，为表示抗日救国，誓与祖国山河存亡的决心，改名鲁川。父亲于永修是位塾师，在临淄区西沈家桥村教书。靠微薄的收入养家。由于生活所迫，于鲁川童年给地主放过牛，在德国资本家开的铁矿干过童工。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使他深刻地体会和了解到了工农的疾苦，激起了他对剥削阶级的仇恨。

于鲁川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对他寄予厚望。1924年，考入临淄师范。他品行端正，学业优良，在同学中颇有威信。这年冬天，经进步教员介绍，他参加了“学友读书互助会”，秘密传阅《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和报刊，听进步教员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情况。这对他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张，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重要作用。

1926年7月，于鲁川临淄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来到黄金村小学教书。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很受学生们尊敬。1927年5月，中共淄博张县县委派王铭志、周光中两同志来黑铁山地区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黑铁山特别支部。于鲁川经支部书记李清桂和组织委员于兴家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天，县委指示黑铁山支部在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县边区发动矿工、农民运动，于鲁川负责宣传工作。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他白天教书，晚上藏在屋内的地洞里，在昏暗的棉籽油灯下编写宣传材料。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两眼熬得通红，有时实在太疲倦了，就用冷水洗洗头继续工作。他先后编写印刷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湖南革命》《工农识字课本》等小册子，在群众中秘密散发。这些小册子，深入浅出地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介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此，革命的真理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心。不久，这一带相继成立了“矿工工会”、“农民协会”、“觅汉团”、“小车子工互助会”等群众组织，革命浪潮日益高涨。

这年初冬，恶霸地主张仲一在农民的麦田里放羊。共产党员、农会干部王信昌带领群众与其评理，要求赔偿损失。张仲一贿赂伪警察局长，以“聚众滋生事端”的罪名逮捕了王信昌。黑铁山支部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了张仲一，并派于鲁川带领群众代表到临淄伪县政府要求释放王信昌。在伪县府大堂上，于鲁川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列举了张仲一卑鄙龌龊，狡诈霸道，横行乡里等十几条罪状，致使满座皆惊，无一敢为张仲一辩解。伪县政府迫于群众压力，宣布：对无辜王信昌抚慰释放，将地主张仲一关押查处。这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一

黑铁山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1929年2月，“扑共队”队长王复元带人突然袭击了中埠村，逮捕了支部书记李清桂、党员王德昌和王绪昌，情况十分危急。省委特派员王景臣与于鲁川连夜在于家庄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对策。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在研究如何营救被捕同志，讨论今后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斗争等重大问题时，大家纷纷献计献策，争执不下。有的主张硬干，“砸大狱救战友”；有的认为不能蛮干。于鲁川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对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急于表态。他沉于深思之中，力求从荆棘中开拓一条摆脱当前困难局势的途径。

争论了一会儿，王景臣靠近于鲁川轻轻地交谈了几句。便大声地说：“请于老师谈谈意见。”于鲁川谦虚地说：“我考虑得还不够全面，说出来咱们一起研究一下，商量个办法。眼下斗争残酷，决不能感情用事！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我们要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王景臣满意地冲着于鲁川点了点头说：“县委考虑到眼下各方面的条件很不成熟，没批准我们的暴动计划。”韩复榘密命“剿共”专员于治堂从寿光、广饶发兵临淄，要血洗黑铁山。王复元的“捕共队’也已进驻临淄城，盲目的行动正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这关系到党的事业，关系到千百人性命的大事，要慎重啊！”于鲁川接着说：“眼下，我们同敌人是斗智不斗勇。我的想法是，与寿光、广饶两县党组织联系，请他们帮助拖住于治堂的腿，利用于治堂和伪临淄县长吴镜仙的矛盾，促使他们狗咬狗。我们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得很好，没暴露身份，可请名流保释。为适应斗争，要召集矿工工会，农协会、小车子工互助会负责人开会，加强党性教育，严格组织纪律，注意保密。党员、积极分子已暴露身份的要分散隐蔽，坚持地下斗争。”大家听了，焦虑忧愁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王景臣完全赞成于鲁川的想法，并做了具体部署。最后他逗乐地说：“下一步我们是稳坐黑铁山，看狗斗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会后，按照支委会决定，王景臣化妆成商行掌柜来到寿光、广饶两县，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请他们配合牵制住于治堂。

于鲁川、张正棋便在临淄串联，利用各阶层进步力量制造“于治堂发兵临淄，名为剿共，实是强占地盘，排挤吴镜仙”的舆论。霸占一方的伪县长吴镜仙对专模跋扈的于治堂早有戒心，害怕于治堂驻扎临淄挤了他。这风言风语往他耳朵里一灌，就像火上浇油。

火候已到，于鲁川依靠共产党的威望，动员国民党的左派，社会名流对王复元这个祸国殃民的“捕共队”逮捕李清桂等3人一案发起公诉，控告王复元的“捕共队”借捕共之名，敲诈勒索，迫害无辜，欺瞒上级。接着于鲁川给吴镜仙写了一封措词强烈的信，指出：“于治堂阴险奸诈，祸患一方，其发兵临淄名曰剿共，实为强占地盘。‘捕共队’查黑铁山有共产党县委，并捕李清桂等3人一案，为于治堂发兵临淄作口实。有关黑铁山有共产党县委机关一说，纯系王复元好大喜功，道听途说，无根无据。李清桂等3人是老实百姓。现有卫固、金岭两镇父老具保。多事之秋，云谲波诡，忠言相告，盼释权衡而操轻重。”

这封信及一宗款子托人面交吴镜仙。吴镜仙见钱先有点动心，这封信又正中其争权夺利的要害，他便命令王复元的“捕共队”立即释放了李清桂等3人，并告戒下属：“据查，黑铁山不存在共产党县委机关，李清桂等3人为老实百姓，现已释放。今后休乱张扬，惑乱人心。”

之后，吴镜仙又派人给于治堂下书说：“敝县境内还算太平，不敢劳专员屈尊……”

与此同时，于鲁川，张正棋又鼓动伪县政府一部分对吴镜仙不满的人联名写信给于治堂，告吴镜仙的状，说他“独霸齐地，苛政如虎，刚愎自用。拒专员驻扎临淄，其用心阴险恶毒……”于治堂看了，气得恨不得生吞了吴镜仙。

于治堂与吴镜仙的矛盾愈演愈烈，这年秋天，于治堂、吴镜仙到济南打官司。韩复榘是昏官断案，各打40板，将二人调离任所，回济南待令。在各阶层进步力量的配合下，王复元的“捕共队”也被挤出了临淄。

趁他们忙乱之际，黑铁山党组织在王景臣、李清桂、于鲁川的领导下进行了整顿，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壮大，战斗力越来越强了。

二

1932年，中共淄博张县县委派于鲁川到博山创办进步报刊《通俗日报》，并任命他担任编辑主任。

办报初期经费十分困难，这时于鲁川的父亲因年老多病在家休养，于鲁川的妻子则靠给地主家洗衣服做杂工，以微薄的收入支撑这个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鲁川硬是把变卖家产的五十块大洋全交给了党组织，做办报经费。

于鲁川平时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穿着打满补丁的长衫。袁洪三实在看不下去，就同大家商量凑钱给他买件新的，于鲁川硬是不肯。他诙谐地说：“别小看了这件‘百衲衣’，要在先朝有了‘补子’可成官服了”。

《通俗日报》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言简意深，很受群众欢迎。党利用这一宣传工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工农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败透顶的本质，抨击地方上的邪恶势力，替工农说话，为工农撑腰。群众称之为“咱们的小报”。有时于鲁川亲自卖报，给群众读报，解释读者提出的问题，征询意见。

于鲁川还经常深入到矿井、田间地头，和工农群众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宣传革命的道理。他为人忠厚、正直，群众信得过，有什么事都愿跟他讲。

1934年春天，《通俗日报》为了配合淄博矿区党组织发动的鲁大公司煤矿工人大罢工，于鲁川来到大荒地煤井。他深入井下采访，详细调查了“二号坑道”采煤面塌方的经过，访问了遇难矿工的家属。用真人真事编写宣传材料，揭露矿主残酷剥削，迫害工人的罪恶事实。号召矿工在矿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进行坚决斗争，夺取罢工胜利。这些宣传材料在矿工中散发后，引起很大反响，为取得这次矿工罢工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抗日救国运动，很快涉及全国各地。《通俗日报》连载文章，介绍“一二·九”运动情况。随后，于鲁川回到黑铁山，配合黑铁山支部组织了县立金岭镇第九小学、黄金村小学和南金村小学的游行示威，声讨日寇侵华罪行。

1936年春天，伪山东省政府查封了《通俗日报》报社并通缉了于鲁川，县委考虑到于鲁川的安全，安排他到乡下教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姚仲明、廖容标、马耀南等同志在12月28日举行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黑铁山党支部按照县委指示，没收了铁矿伪警察队和中埠村大地主六吉堂卫队的武器，抽调一部分骨干力量，由李清桂、于鲁川、孙凤文率领参加了起义队伍，后编在十团特务营。

1938年2月，于鲁川调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任教育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他带领教育部的同志，在我政权所建立的地方对各个乡村的教师进行调整。凡是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日救国的准予继续任教，发给证明，给予粮食补贴待遇；对具有一定工作能力，为抗日教育做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这年夏天，在于鲁川的带领下成立了“抗日救国教育教材编写小组”。在距离卫固敌人据点不远的郭家庄、张家庄设立了地下印刷厂，用石印机、油印机印刷抗日教材及抗日宣传小册子，供乡村小学、农民夜校教学使用。

为了适应敌占区的复杂情况，于鲁川还印刷了一批封面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而内容是宣传《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抗日教材分发到各个学校，并设计了有夹层的课桌，抽屉里放的是《四书》、《五经》，夹层里放的是抗日教材。这批教材，对宣传抗日救国，培养人才，发动群众参军参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秋天，九区的中心卫固镇被敌人占领。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作相应的改变，成立了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于鲁川任五科科长，留在当地坚持敌后斗争。

1940年5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民主选举成立了“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李铁峰任县长，于鲁川任县抗日政府秘书兼机关党支部书记。

在战争环境中，县政府机关没有固定的地方。由于于鲁川同志的家——于家庄群众基础好，距张店、卫固和金岭镇敌人据点较远，容易隐蔽，便于指挥全县的抗日工作，所以当时的“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就设在于鲁川同志的家中。李铁峰与机关的同志住在东屋，于老先生和警卫班的战士住在北屋，于鲁川住西屋。为应付复杂情况挖了地洞，修了暗室。这样，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秘密转移到黑铁山东坡易与敌人周旋。

三

1941年3月27日，县政府在黑铁山西坡的太平庄开会，研究建立“武工队”，镇压铁杆汉奸，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反击日寇春季“扫荡”。但是叛徒张振南、张兰江把县政府开会的情况秘密报告了卫固据点的鬼子中队长山本。

下午一点，在村口警戒的向维臣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庄边沟崖上突然发现了日伪军。”面对这一突然情况，李铁峰异常镇静地说：“眼下敌我力量悬殊，硬干，我们会遭受很大损失，小山庄也不便隐蔽，更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这时，庄东头已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情况十分紧急。李铁峰便命令：“立即向庄西突围，奔万盛村，我率领警卫班掩护。于鲁川带领大家突围”。说着他把文件包塞给于鲁川，抽出手枪便命令警卫班：“准备战斗！”李铁峰同志的话音刚落，于鲁川连忙赶上一步，拉住李铁峰坚决地说：“县长！我们已被敌人包围。看来敌人的阴谋是想把我们压到庄西，便于他们伏击，我们应借助庄东南的有利地形突围，翻过山梁去军屯村。我带警卫班顶上去，出其不意打乱敌人阵脚，你指挥大家趁势突围！”说着：于鲁川把两个文件包交给县政府干部于超嘱咐道：“注意保护县长。”李铁峰一把抓住于鲁川说：“鲁川，你……”于鲁川用劲掰开李铁峰的双手激动地说：“县长，革命为重啊！”

这时，伪军的两个排，在伪队长吕希贤的带领下，战战兢兢地爬上沟坡朝庄里冲来。于鲁川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上去！”便率领9名战士，如猛虎下山怒吼着冲向敌人。随着几声愤怒的枪响，前面的几个伪军栽倒了，后面的像炸了窝似的掉头便向大沟逃去。于鲁川率领战士一阵猛冲、猛打，趁势占领了一个山崖，用火力封锁住了沟口。

趁此机会，李铁峰指挥着机关的十几位干部迅速突围，直奔军屯村。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保住了县政府机关。

庄东头于鲁川带领战士们越打越勇，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率重兵隐蔽在庄西沟岔子里的鬼子中队长大惊失色，急忙指挥大队人马恶狠狠地压过来。

于鲁川和警卫班的战士们已完成阻击任务，在打退敌人第四次冲锋后，便带领战士们由黑铁山南坡的黑风口向老虎崖撤去。就在掩护战士们攀登一处悬崖时，于鲁川不幸被追击的敌人罪恶的子弹打中。但他仍忍着剧痛顽强地坚持战斗，掩护战士们撤退，最后壮烈牺牲！

于鲁川牺牲已多年了，然而他的英雄形象如同雄伟的黑铁山一样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