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烈士千古！

王云生烈士传略

中共寿光县委党史委

王云生同志是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贯勇敢坚定，辛勤工作，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曾历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委员，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寿光县委书记，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军法处长，山东纵队特务团政委，山东淄博地委常委，专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山东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一，二届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等职。1972年9月18日在上海因病逝世，终年68岁。同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王云生，名伯龙，字云生，1904年生于寿光县王高镇一个贫农家里。父亲靠种地，打短工为生，没有上过学，很盼望儿子能有个读书机会，全家人乃节衣缩食，加上乡亲们解囊相助，才使王云生12岁时进入本村小学。他深知自己上学不易，因而奋发苦学，成绩优秀，在班内名列前茅。他爱广交朋友，尤爱结交和他一样贫寒的同学。他为人持重大方，敢抑强扶弱。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因家力不支，高等小学毕业后便和父亲一道务农。

1922年，张玉山同志因病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辍学回家，在张家庄办学堂。1923年春，张邀请王云生去该校当教员。两人失学的原因虽不相同，但都是失学青年，同病相怜，感情上产生了共鸣。随后接触日多，都对旧社会憎恨不满，很快又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立志追求救国救民，寻觅改变社会现实的道路。一天，张玉山从济南带来一本《共产国际》，两人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越来越被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萌发了参加共产党闹革命的要求。

1924年4月，王云生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王云生加入党的队伍后，便迸发出无限的革命热情。他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以张家庄为基地积极开展工作，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依靠广大群众，改革旧私塾，举办平民学校，抗粮社，互助会，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同时，他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在张家庄，南台头、王高、芦家庄等地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

1925年7月，王云生被我党组织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了第五期训练班学习。在那里，他聆听了彭湃等人的讲课，大大地开阔了政治视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社会现状、革命态度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

1926年1月，王云生学习结业返回山东，省委分配他到青岛市委任组织委员，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斗争生涯。

是年2月，王云生去参加中共青岛支联在四方机厂召开的支部干事会，讨论纪念“二七”活动等筹备工作，被军阀张宗昌部毕庶澄的谍报队侦知被捕。在敌人法庭上，他坚持党的信仰，严守党的秘密，机智勇敢地同敌人斗争，巧妙地对付了敌人的多次刑讯，使敌人一无所获，只好于同年的8月将他释放。出狱后，他躲过敌人的跟踪盯梢，几经转折，于10月回到寿光。经中共寿光县委审查同意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青岛的半年牢狱折磨，使王云生身体很虚弱，还长了一身疮癣，组织上和家人都劝他休息治疗。但他看到北伐军所向披靡，反动军阀节节败北的大好形势，哪能在家待住，立即情绪昂然地投入斗争。他披雪冒寒奔走于寿北地区，协助县委巩固统一战线成果，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积极作准备。这年春节，他在家门春联上写道： “削尽阶级方平等，挣脱束缚得自由。”表现出他对革命理想的孜孜追求和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

1927年4月，中共青州地委在益都建立，王云生当选为地委农民委员，从事益，寿，临，广、潍五县的农民运动。

6月，王云生受县委的委托，出席了山东区委在益都圣水村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接受了山东区委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立即停止迎接北伐军等指示。回寿光后，他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按照县委的指示，着手整顿组织，疏散干部，部署开展秘密斗争等工作。并具体领导了寿光县的抗粮抗捐斗争，发动党团员和农会会员，贴标语，散传单，拒纳粮，把斗争搞得轰轰烈烈。

10月10日，中共山东区委在龙山车站附近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王云生作为寿光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王云生当选为省执委委员。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寿光形势趋向恶化，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脱离革命，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县委组织有些松弛，党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此时，王云生受县委委托，勇敢坚定地承担起领导寿光革命斗争的重担。

1928年2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二次会议在坊子召开，会议改组了省委。王云生当选为省委常委，负责农民工作。他栉风沐雨，活跃于县内外各地，奔波于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为开展农民运动辛勤工作。

正在这时，县委书记病逝，寿光党组织急需有一个健全的县委来领导工作。为此，上级党组织调王云生回到寿光，于1928年春在崔家庄双风小学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会议，改选了寿光县委，王云生当选为县委书记。在王云生的领导下，县委依靠广大党员，团结进步力量，发动农学组织，积极活动在寿北、弥东及城南一带。并开始清洗党内投机分子，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扭转了寿光党组织一度松散消沉的局面，使党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局面。

这一年，山东军阀张宗昌派驻寿光税官蔡子梅，派其亲信刘文田驻王高镇，强征营业牌照税，搞得群众生计无存，民怨沸腾，都骂他税狗子。王云生亲自指挥了这次抗税斗争，并将税霸刘文田击毙。这次群众性的斗争胜利，顿时震动寿光全境，贫苦农民奔走相告，反动县府惶恐不安，半年多未敢下乡催粮要款。寿光县委及时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认识到党只有掌握武装，才是革命斗争胜利的唯一出路。自此，寿光党组织转入了发展武装的秘密准备工作。

不久，王云生在王高镇组建了一支几百人的民团队伍，持刀扛枪（当地的鸟枪），学武习艺，站岗放哨，准备时机成熟，发动武装暴动。后因种种原因，于1929年解散了，但民团队员们经过年余的武装训练，大大提高了军事素质，在后来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中，不少队员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

寿光县委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1930年至1932年中曾作过几次变动，这期间王云生改任县委委员和青莱特委委员。

1932年8月，省委交通员任国华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寿光县委的同志。寿光县委接到济南党组织发来的紧急电报暗示，立即分散转移。王云生先转移到胶东，后辗转到济南山东省委工作。

1933年2月，由于团省委特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投敌，使省委、团省特委机关均遭破坏，王云生与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和参加省委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数人均先后被捕，被押于国民党第一监狱，后转监于反省院。

在狱中，反动当局采取金钱高官引诱和鞭笞酷刑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使王云生动摇信念，出卖革命。捕共室主任王天生之流，也假惺惺地以关怀营救的姿态出面劝他受衔纳聘，背叛组织。王云生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斗争，并与被捕战友团结一致，开展了反诱降，反自首，反迫害的活动和绝食斗争。王云生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英雄气概。敌人对他采取了种种手段均未达到目的，无奈由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他五年徒刑。

囚狱五年，王云生受尽折磨，他却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终日耿耿于怀的是党的革命事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王云生于同年秋获释出狱，回到寿光。他即与县委负责同志一起，又投身到抗日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去。

11月，王云生出席了县委在牛头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遵照上级指示，为建立抗日武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组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县委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王云生被选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在准备工作中，他到各村召开村民大会和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宣传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王高镇在他的组织发动下，有80多人参加了八支队。牛头镇起义后，他担任了八支队作战科长，为尽快提高部队的素质，巩固扩大部队力量，他日夜操劳。几个月的时间，发展到2000多人，钢枪1000余支。

1938年3月，八支队奉令东进，在昌邑瓦城与七支队合编，王云生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法处长。此时，原七支队负责人张洪礼为了发展个人势力，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七、八支队合编，竟指使反革命分子金岩杀害了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案件发生后，王云生等人组成临时军事法庭，逮捕了张洪礼。审讯中，张洪礼在铁证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经请示上级批准，军事法庭判处了张洪礼，金岩死刑，在棋盘地就地枪决。

4月，王云生参与指挥了解除伪黄县县长壬景宋的地方部队的战斗，随即建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王云生负责组织力量，除掉了掖县三支队内部的赵森堂反动集团，处决了主要头目赵森堂、王文峰等人。继而他又参与指挥了攻打伪军张金铭的战斗，歼敌200余人，将这股反动势力从掖县境内赶了出去，解除了对三支队的威胁，为三支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八支队两进邹（平），长（山），桓（台）一带，王云生参与指挥了焦家桥战斗，打垮了土匪八个司令及其新属部队的进攻。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其省府机关进驻沂水东里店，占据了沂鲁山区，把我鲁中同胶东地区隔断，并以此地为中心，指挥在山东的大小顽固派进行反共摩擦活动。为了维持鲁中和胶东的联系，加强沂蒙山区我抗日力量，12月上旬，活动在清河地区的七，八支队奉命南下，王云生随队前往，进驻沂水，临朐一带，同四支队并肩战斗。

1939年3月，王云生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治委员。不久，到第一支队铁路北工作团扩军。后任山东纵队民运部副部长，负责补充兵源，筹运物资，为部队扩建做了大量工作，为坚持清水泊地区的艰苦斗争作出了贡献。

1943年7月，王云生出任寿光县县长，为开创抗日斗争新局面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日夜奔波。县里成立了民兵指挥部，王云生任总指挥。他深入各区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除叛徒，抓汉奸、破坏敌伪据点，并动员教育伪军家属“唤子”，“索夫”，争取瓦解伪军。

王云生在担任寿光县长期问，还非常重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1 94 3年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前方打胜仗，后方多打粮”的口号，把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多种经营，既改善了人民生活，又支援了部队。与此同时，他还抓了文化教育工作，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扫盲活动，冬学，夜校，妇女识字班遍布各村。他提议各区成立了业余文艺团，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战宣传。县里还在北台头，东庄两村举行“文艺大会演”，万余名群众观看演出。所有这些宣传活动，都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云生调到渤海区第三专署任副专员。不久，到华东党校学习，1947年2月毕业后，又回到第三专署任副专员。这一年，康生等人在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对干部大搞“人人过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云生对此十分反感。他在专署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 “我们不搞残酷斗争那一套，个人有问题自觉检讨，最后写个检查报告就行了。”同志们都赞扬他这一实事求是精神。

1948年1月，王云生调任清河专署专员。同年夏，渤海区党委准备调他到渤海行署任副主任，并多次催促他到行署任职。他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请求继续留在清河对敌斗争第一线。渤海区党委重新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在这里辛勤工作着，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5月，王云生调任淄博地委常委，专员公署专员，为该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王云生办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和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有一次，一位负责同志提议，要成立干部子弟小学，以便于机关干部子女就近上学。王云生考虑后说。 “干部子女有爹有娘有人疼，那些烈士子女谁来看管呢?我看还是先成立烈士子弟小学，才能对得起为国捐躯的烈士。”由于他讲的理正，办事光明磊落，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办起了一所烈士子弟小学。王云生生活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关心群众，平易近人。机关管理员鉴于接待工作的需要，建议购置一套沙发，王云生说： “才打完了仗，经济还没有恢复，买那玩意干啥？”并诙谐地说：“那玩意不是我们坐的，坐长了会把骨头化了的！”在场的几个同志都被逗笑了。直到他调离淄博时，专署一对沙发也没有。每逢老战友送给他一点稀罕食品，如明水大米，羊角沟的海味等，他总是邀集大家共享。他常说： “在革命大家庭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战友，都是兄弟。”

1 952年底，王云生调任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他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对待国防工程建设。他经常深入部队，同干部战士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施工部队的思想工作，提高主人翁责任感，发挥主观能动性，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他还协同地方政府，动员人民群众，支持施工部队。他对山东地区的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后于1 955年10月调任山东省移民垦荒局局长。

1956年9月，王云生调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在最后的战斗岗位上，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认真细致，处理案件慎重，掌握政策稳妥。他不仅重视发挥法院的专政职能作用，而且重视发挥法院的保护人民群众职能作用。

王云生到法院工作才三个月，就建立了院长，庭长接见人民来访和批阅重要申诉来信的制度。

1959年9月，党中央作出特赦决定，省里成立了特赦办公室，王云生参加了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他不仅对特赦工作的部署，安排、宣传教育、检查审批等工作给予具体指导，而且狠抓了落实。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全省法院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任务。

王云生在1960年发现并亲自抓了日照县法院加强调解工作，推行爱国公约的试点经验，随后在日照县召开了有全省法院负责人参加的现场会，推广日照县法院这一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基层调解工作的开展。

1962年3月，王云生发现华侨婚姻案件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并主持召开了全省华侨婚姻座谈会，提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使侨眷侨属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1963年，王云生对1958年至1961年判处的普通刑事案件的复查工作，本着对人民、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由于部署具体，措施有力，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全省复查工作全部完成，对其中判处不当的案件，做了坚决纠正，落实了党的政策。

王云生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从自身做起，狠抓了法院队伍的思想、作风，业务建设。

他经常对法院干警讲：“要发扬正气，打击邪气，以正压邪。”他对下级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备至，从不以权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化教育同志，受到机关同志的普遍好评。

“文化大革命”中，王云生被诬蔑为“叛徒”，“走资派”，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1984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给他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接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他召开恢复名誉的平反大会，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我革命几十年，没做亏心事，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相信党对我会作出正确的评价”。

王云生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