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铸忠魂

——记张国峰烈士

寿 民 范星路

张国峰原名张可封，1917年出生于寿光市胡营乡小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无兄弟姐妹，因此父母十分疼爱他。他从小天资聪慧，幼年读完小学后，即考入寿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在校学习期间，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团结、教育和影响，积极参加当时县中的学运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张国峰和全县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1937年12月，寿光早期的中共党员王文轩奉命在城南组建八支队第七中队，张国峰闻讯后，踊跃参加了组建工作。第七中队组建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了寿光南部强有力的抗日革命武装。当时张国峰被编入宣传队，任宣传队员。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到处写标语、撒传单，到各村召开群众会议，阐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用事实批判“亡国论”，驳斥当时社会上诬蔑八路军的各种谣言，为提高群众觉悟、掀起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潮，发挥了很大作用。张国峰在宣传队里表现积极，深受同志们的赞誉。

1938年3月18日，张国峰随部队奉命到城北傅家庄整编以后，在部队里担任文书工作，后随部队东征。8月，张国峰受部队推荐，到中共山东省委主办的军政干部学校（通称岸堤干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留校工作。1938年10月，在干校校部担任特派员，负责保卫工作。

张国峰在干校学习、工作过程中，他与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职员；走出学校又是组织教育群众的宣传员；敌人扫荡时，则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保卫学校，保护当地老百姓。这种多重身份的生活环境，锻炼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1939年6月初，日寇调集了近两万人的日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干校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转战在高山峻岭。张国峰带领同志们，历经艰辛，胜利完成了所分担的保卫学校、保护教职员工和群众的任务。

1939年9月，干校进行改编，上级领导根据张国峰的特长，安排他走上了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岗位，先后任鲁南沂蒙办事处锄奸科科长，蒙山警备区公安局局长，泰南专署公安局局长，鲁中军区保卫部副部长、部长，鲁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等职。

张国峰在战争年代，长期转战于鲁中地区。他英勇战斗，锄奸反特，保护人民，曾多次荣立战功，为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成果和社会治安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0年2月，张国峰奉命带领同志们一行六七人，在沂水县岸提村内做群众建政工作。翌日凌晨，突遭日寇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他们带领战士们兵分两路，从东门、南门突围，因敌众我寡势力悬殊而被俘。他们被日寇押在村内一家地主院内，并进行严刑审讯，张国峰等坚贞不屈。此时，适逢我接应部队赶到，看管的敌人为了甩掉包袱，在慌乱中架起机枪进行集体枪杀。张国峰身中两弹，昏倒在血泊之中。敌兵逃走后，群众掩埋烈士尸体时，发现他尚有一息生命，就被村内我党的一位地下交通员掩藏起来，使他得以侥幸生还。张国峰在山区革命群众的掩护抢救之下，历经三个多月，伤口痊愈，他又奇迹般地回到了部队。劫后余生的张国峰，成了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此后他拖着那胸腹部尚有敌人弹头的残废躯体，继续为党、为人民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1941年11月，日寇调集6万余人发动了历时7周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944年3月，我军发起了第三次讨伐日伪和吴化文部的战斗，历时月余。张国峰身残志坚，一方面领导组织地方武装锄奸反特、维护地方治安，一方面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配合前线对敌斗争。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张国峰任山东省公安厅保卫处处长。1952年11月升任公安厅副厅长，1956年9月，任公安厅厅长，1959年1月，兼任山东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党委会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山东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张国峰在和平建设时期，长年坚持带伤带病工作，工作作风一贯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隐藏在内地的国民党残匪与境外反动势力里应外合，企图颠覆新生政权，社会治安形势非常复杂。张国峰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枕戈待旦，殚精竭虑地工作。从1958年至1964年7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董必战、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来山东视察工作。每次视察张国峰都是亲自部署、指挥保卫首长的安全工作，夜以继日地陪同首长赴各地视察，确保了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他那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曾赢得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多次称赞。

张国峰一生从政清廉，生活节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下乡出发，总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和老百姓一样吃糠咽菜，从不搞特殊。他为了给公家节省汽油，去省委、省政府开会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他的小车从不让其子女家人乘坐。一次，他的爱人范林想顺便搭车去看电影，张国峰皱皱眉头说：“当领导干部不能带头以私害公。”范林听了，赶紧下车徒步而往。还有一次，公安厅农场的同志见他生活清苦、工作繁忙，于心不忍，就送了三四斤带皮的花生和几斤地瓜。张国峰知道后，把农场的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通。走后，他又叫女儿将花生、地瓜送到机关食堂，让大家共享。

1959年春，在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和中南海警卫局给山东省公安厅下达了调查江青的哥哥李干卿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任务。张国峰立即着手安排调查工作。经调查发现，李干卿在干伪警察期间有血债，是特务及反革命分子，他在济南铁路局工作期间还有严重贪污问题。同年夏天，他将调查材料庄重地交给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罗部长对山东公安机关严肃认真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表示满意。但事隔9年之后，这份调查材料成了置张国峰于死地的“罪证”。“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种种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王效禹（当时任山东革委会主任）在江青、康生、陈伯达、吴法宪的指使下，对张国峰横加摧残、折磨。张国峰和此案有牵连的其他7名同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张国峰又一次面临生死考验。在一轮又一轮的“审讯”、“拷问”面前，他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履行公安战士的职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无罪而有功！我执行上级指示，对一个镇反对象例行审查手续，正大光明！”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还一再嘱咐子女：“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淡泊名利，清清白白做人。我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人民，一切都会搞清楚的”。张国峰一生经历坎坷，生活清贫，“文革”中又遭受到残忍的折磨，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赤诚之心。

1968年6月30日，“七一”的前一天，张国峰身负林彪、四人帮妄加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罪名，含冤去世了，时年51岁。这个在日寇的刺刀、子弹面前都不曾低头的铮铮硬汉，竟屈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张国峰去世时，其家人翻箱倒柜就没有找到一件不带补丁的衬衣，只好为他穿好补丁衬衣和他最心爱的那身领口翻新过的中山装送他上路了。没有追悼会，没有悼词，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战友、同事前来送行，张国峰身穿补丁衣服，怀着对党的一片深情，带着对林彪、四人帮的一腔悲愤走了。

1978年8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作出结论：“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是指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根据上级指示，对江青的哥哥李干卿问题的调查。李干卿是特务、反革命分子，对他进行调查，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张国峰同志等被审查，是王效禹在江青、林彪死党陈伯达、吴法宪的指使下，对张国峰同志横加罪名，诬陷迫害。这是一起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8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专门召开了万人平反昭雪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珍珠泉礼堂，下设37个分会场，规模宏大，泉城罕见。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负责人白如冰、秦和珍等出席了大会。李振在会上讲了话，李子超庄严宣读了省委的平反结论，并宣布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堂，并对其家属进行了安抚。10月1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报刊、电台，都刊登或播出了这一消息。

张国峰一生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老公安战士，人民的好卫士。张国峰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敬仰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