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忠实儿子刘谦初

张文秋

编者按：刘谦初同志，一八九七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刘家庄。一九一二年进入中学读书，一九一六年曾前往高密县参加准备讨袁的学生队伍，后考入齐鲁大学，因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被反动当局驱逐出校。一九二一年到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

一九二五年刘谦初到镇江教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春天，他到广州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同年冬天，随军到武汉，次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季，谦初同志接受党的指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冬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到山东后，很快恢复和发展了被破坏的山东党组织，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九年八月九日，刘谦初同志不幸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在济南英勇就义。就义前，他把党比做最亲爱的母亲，把同志比做亲爱的兄弟。他向党告别时，勉励同志们不要悲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热爱党，听党的话。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

本文系刘谦初同志的爱人张文秋同志口述，严午同志整理。原题《党的儿子》。

一九二八年冬天，党把刘谦初同志调到山东，担任山东省的省委书记，我是谦初的爱人，也在一九二九年夏天从上海调到了济南，担任妇女工作和机要技术工作。

这时，山东正是白色恐怖年代，军阀陈调元和汪精卫改组派统治山东，对革命的压力很大，在我们来山东之前，山东省委已遭破坏两次。

我们的省委机关设在大明湖附近的东西菜园子，这是一所民房，前后共有两个院子，房东住在前院，后院有一个后门，直通一条小巷，两屋还有一个临街的窗户，这后院就是我们省委机关所在地了。

谦初在这里的化名叫黄伯襄，伪称齐鲁大学的助教，我也化名陈孟君，装作家庭妇女，这样，就便于应付环境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酷的统治下，没有职业和家眷是租不到房子的。尽管这样，还担心警察闯进来检查，我们就不得不时时警惕，一听门响就连忙准备应付敌人。在那西屋临街的窗户上，总是放着一盆花、一条肥皂或是一挂辣椒作为警号，一有情况，就马上把东西拿掉，暗示来联系的同志不要进来。谦初是个脾气很好的人，他比我大六岁，因此对我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照顾。他生得高大魁伟，在那微带红润的长方形脸上，一双明锐的眼睛，一望就知道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平日沉默寡言，遇事沉着，对问题总是考虑得细致周密，每一个细节都不肯轻轻放过，但一经决定，就坚决行动，不加犹豫。平日他很爱读书，总是手不离卷。

一九二九年六月，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到青岛组织总同盟罢工。这样，他就到青岛去了。

七月二日那一天，下着小雨，我要到省委秘书刘晓浦同志那里去开会。我把房门锁好，告诉房东说到趵突泉去买点东西，就走了出来。走到省委秘书机关，特地在临街的一个窗户前走过，向里望去，那窗前作为警号的黑礼帽依旧挂着。

“没有出事！”我放心了。

大门口，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那里溜达，但我没有理会他，直向里面走去，那房门上挂着竹帘，从外面望去，看不见里面的动静，我掀开了帘子。

“又来了一个！”屋里是谁喊了一声。

我一下愣住了。定睛一看，原来里面站了一屋警察。我刚想往外退，他们就吆喝着一拥而上。

“举起手来！”几支手枪对住了我。

我忙说：“我走错了，我走错了！”但是不由分说，他们把我周身抄了一遍，就反剪着手绑了起来，推到屋里去了。省委秘书刘晓浦和他的爱人也被绑了坐在屋子的角落里。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和刘晓浦同院住的一个国民党的秘书，他曾打听刘晓浦在哪里工作，刘晓浦说在虹桥小学教书，可是一去打听，却没有这样一个人，敌人就怀疑了他，注意了一个多月。这一天，天还没亮，敌人就把门打破闯了进来，刘晓浦来不及把窗前的黑礼帽拿掉，以至敌人一下就逮住了我们。

我和刘晓浦被装进一辆铁屋似的汽车，一直开到西关公安局。西关公安局是一座大庙，我和晓浦同志被关进关公殿里。大殿阴森森的，又黑又潮湿，每人只有一条席子。我们戴着手铐在地下坐着，互相不敢说话，一个士兵整天扛着枪在门口守着。我们一连关了三、四天都没有过堂。最后，他们把我们两人都叫去了，先问了刘晓浦，又问我叫什么名字，丈夫是谁，住在哪里，我就按照事先和谦初编好的一套告诉了他们。但是，省委机关的地址是不能暴露的，我只得临时扯了个谎说：“我住在趵突泉，门牌号数可记不得了。”敌人当然不会相信，于是我又谎说：“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不晓得什么门牌号数，只认得那个旧了的红漆大门。”敌人问：“走到你家门口你可认得？”我一口应承道：“那当然认得，当然认得！”敌人见我应承得十分痛快，就信以为真，把我带到趵突泉，挨家挨户地去找，找了两三个钟头都没有找到。我一面心里暗地好笑，一面仍是装得一本正经。因此，第二次，敌人又把我带了出来，仍旧要我去找那个旧了的红漆大门。这次，我走到一个大门前面站下了看了一看，说道：“有点像！”就走了进去，可是到了里面却又说弄错了。这样，一连来了两三次，敌人火了，没等我从人家家里走出来，就给了我两下耳光，说道：“真是个乡下女人！”

敌人弄不清我的究竟，只好去审问刘晓浦和我的关系，刘晓浦一口否认和我认识，说我真的是走错了人家才闯进来的，敌人没有办法，只能把我当嫌疑犯押了起来。

这时，青岛的总同盟罢工已经开始了，谦初就回济南来了。这一天，他提着一个小竹篮，装着从亲戚家回来的样子走进了家门。刚走到前院，房东就一把拉住了他说：

“黄先生，你太太一个月都没回家了。”

谦初一听，问是怎么回事。

“她说去趵突泉买东西，就没有回来过。那天天还下雨哩！”这样，谦初就明白个大概了，忙笑着说：“可能是她一个人在家闷得慌，住到朋友家玩去了。我去找找她吧！”说着把篮子寄存在房东家里，连后院也没进，就转身走了出来，直奔广智院去了。广智院的负责人是和我们有秘密组织关系的，就把他藏了起来。

过了一个多月，风声比较平息了，谦初决定离开济南，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情况。他换了身白色衣裤，头发全剃光了，装扮成农民样子。他是个高个儿，皮肤也给风吹日晒弄得又黑又粗，恰像个农民。他坐上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就离开了济南。本以为可以脱离了危险，哪里知道这时敌人的密探正在拿着照片四处缉拿他哩！

火车刚到胶济路的明水车站（八月六日），两个侦缉拿着照片对上了他，不由分说把他绑下了车。

谦初在敌人面前说的化名是“黄伯襄”。

“这不是陈孟君的丈夫吗！”敌人这下把两件案子对在一起了

这一天，来了一辆小汽车，把我和晓浦载去过堂，汽车开到警备司令部停下了，这是一所大院子，他们把晓浦带到正屋前的台阶上坐下，我坐在西厢房的阶前。

“他们要怎样来对付我呢？”我知道一走进警备司令部的门就是凶多言少。心里正在捉摸，忽然，听得沉重的脚镣声哗哗地响起来。抬头一看，又进来七八个人，走在最前头的就是刘谦初。我不知怎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但马上觉得这样不好，忙低下头装作没看见，但又忍不住要去看他。敌人的士兵把他们送到院里，叫他们和刘晓浦坐在一起，士兵们就走了出去，门口只有两个士兵端着步枪把守。这时，我的心真是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才好。谦初是怎样被捕的？他说了些什么？我又该怎么说呢？是认他呢，还是不认？怎样好呢？正在发愁，正在难过，只见刘谦初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一会儿，刘晓浦也站起来了，他们两人悄悄讲了几句话，我真替他们着急，如果周围的房间里有人在偷偷注意我们怎么办呢？正想之间，谦初索性向我走来，走到跟前，低声问道：“你怎么来的？口供如何？”我说是照从前我们所约的一样说的，他说：“我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就承认是夫妻吧！”这样，我们索性坐下来谈。这时，刘晓浦也走过来了，和我们坐在一起，我又急了，说：“我们又不认得，你来干什么？”

刘晓浦说：“我们在一起关了那么多时间，怎会不认得？这下把我也说笑了。”

谦初偷偷地说：“你的问题比较轻，我是用照片对出来的，恐怕瞒不过，是很危险了！”听了这话，不知怎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谦初紧紧靠着我的肩低低地说：“不要哭，你是为我才革命的吗？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万一照片对出来，我是准备牺牲的了。你不要难过！”我擦了擦眼泪说：“我也准备牺牲！”“不，不，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你不承认，他们是没有办法的！”谦初刚说到这里，敌人在上面吆喝着过堂了。

谦初第一个被叫进去，士兵簇拥着他刚一进屋，立刻就把门关上了。我们谁也不说话了，大家都死死地盯住那扇关得紧紧的房门，听着里面的动静。死样的寂静，时间过去得多么慢啊！突然，鞭子和木棍抽打的声音响了，每一下都像打在我的心上，但是，却听不见里面一点喊叫声，我真要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打死了。一会儿，门“乓”的一声打开了，两个士兵把他架了出来。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不过一个小时，他完全变了另一个样子，衣服撕破了，光着脚板，血好像是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头发根、背脊、手膀、屁股，血顺着裤腿往下流，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的脚印。我一下子扑了上去，抓住他，刚要喊“谦初”，但我马上咽住了，赶忙换口喊道：“哎呀！你怎么的了？”他很镇静地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士兵把他架住往门口走，刚走出门，他又回过头来向我喊道：“我没有关系，我不要紧的，你好好保重身体。”走到门前，他还回过头来向我看了一眼，我清楚地看到，这目光是那么坚定有力，它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啊！

接着，刘晓浦、田位东、任子民等同志和几个我不认得的人一个个地被叫进去，都挨了打，最后，轮到我了。敌人照例先问了我和黄伯襄的关系，家庭情况，要我承认黄伯襄就是刘谦初的化名。我只是装作一个乡下女人，什么也不懂的样子。敌人说我狡猾，打了我几十下耳光，打得我鼻血直流，头脑发晕。敌人又问：“黄伯襄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不是共产党员！”我很肯定地回答：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呢？“我是他的老婆，他如果是共产党员怎会不告诉我呢？”一个敌人见我这样傻气就笑了，另一个却说：“共产党里有规定的，丈夫是共党，女人一定也是共党，你到底是不是呢？”我说：“法官，你当法官，你的太太为什么不是法官呢？”这下可把他气坏了，马上给我上了压杠，他们在我腿上垫好砖头，两个人用杠子套上绳索，使劲地往下压。我只觉得腿上的骨头像断了一样的痛，耳朵里吹哨子似的直叫，先是长哨子，后来越来越短，最后就听不见，昏死过去了。

醒来时，我已躺在监狱里了，腿肿得老大，动弹不得。只听得管监狱的老婆子说：“她醒了，找典狱长的小姐来给上药吧！”果然，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个穿护士衣服的女人，她一边给我上药，一边装着同情的样子问：“你姓什么？”我回答了她，她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就承认了吧，我可以保你出来。”我说：“不是，承认什么呢？”她说：“你丈夫都是共党，你哪会不是呢？我兄弟也是共党，我也相信共产党的！”我说：“你相信不相信那是你自己的事，我管不着，总归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丈夫也不是。”她见我这样肯定地回答她，套问不出什么来，只有悻悻地走了。

在警备司令部里，谦初又被匪徒们审问了两三次，敌人用尽了各种威逼利诱的办法，给他坐铁笼、上吊、上压杠、灌辣子水等等。但这一切丝毫也不能动摇他的意志。匪徒们感到束手无策了。

过了几天，我们又被叫去过堂，仍是谁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敌人说：“你们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带走吧！”于是，就把谦初、晓浦和我一同戴着脚镣手铐，押到国民党省党部的会客厅里。谁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正在纳闷，忽然门打开了，走出了两个人，他们一面走一面对谦初哈哈大笑说：“谦初，你看看我们是谁！”谦初一看原来是大革命失败后投降到国民党去的两个叛徒，汪精卫改组派殷钧才和吴保甫。谦初说：“原来是你们啊！好吧，我就是刘谦初，你们看着办吧！”那两个叛徒说道：“你害我们费了不少心血哩！好，我们来见见高低吧！共产主义现在是不能成功的，等它成功你早已没命了，你还是放聪明点吧！”谦初说：“我过去是共产党员，现在已经失掉关系了，是来这里教书的。”那两人听了又笑道：“不管你有没有关系，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员就行了！”说罢厚着脸哈哈大笑走了。我们三人又被押回了警备司令部。

谦初的政治面目被叛徒证明了，敌人就再没有传他去过堂。听管监的人说，已经打了电报给蒋介石，等回电来就要把他就地枪决。听了这消息，我心里真难过极了，谦初不能死啊！他应该活着，他还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啊！

过了两天，通知下来了，谦初和晓浦判处死刑，我因为无证人、证据，只作“共匪嫌疑犯”羁押着尚未判决。

可是，又过了半月多，意外的消息突然传来了。管监狱的人对我说：“陈孟君，你们的案子不要紧了，你们原来是给一批坏蛋害的，现在坏蛋逃跑了，今天过堂一定会有喜讯，他们要释放你们了。”这一席话真把我说得糊里糊涂。后来在过堂时才听谦初悄悄告诉我，原来是蒋介石和汪精卫闹摩擦，蒋介石要捉汪精卫，汪精卫逃跑了，山东的改组派也逃跑了。山东我们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告诉谦初和晓浦，要他们乘机否认口供，说这次的案子全是改组派诬陷好人。果然，这申诉起了很大作用。

这天，他们把我们一起带到警备司令部，说：“现在把你们的案子转到法院去，依法办理吧！”我们三人到了法院，就被关进“第一模范监狱”。第三天，判决书就发下来了，把谦初和晓捕由死刑改判八年徒刑，我被判一年半徒刑，记得我的判决书上还有这样一段话：“人各有志，不能因其夫系共党，而指定其妻亦系共党，因此，陈孟君只能作共匪嫌疑判一年零六个月。”我看了又气又好笑，既然是“人各有志”却又要判处徒刑，真是自相矛盾。还问我服不服，不服可以上诉。谦初说：“算了吧，不要上诉了，一年半还是容易过去的。”谦初在监狱中从未间断过党的活动。尽管匪徒们严密监视他，但他能想出种种方法来开展活动。通过狱卒们给我们传递信件，从外面弄一些报纸和消息进来，还和党的组织取得联系，用各种方法向我们传达党的指示。

在监狱里呆久了，我们都摸出了监狱的一些规律。譬如管监狱的唤犯人出去，往往有几种方式，我们只要一看他的态度就能猜出犯人被唤去做什么。如果是去枪毙，那声音一定是沉重严厉，也不让带行李；如果是去过堂，就喊得又响又快，喊了立刻就要带走；如果是释放，就可以慢慢的了，行李衣物也叫带走。

这一天，管监的人来传我了，要我带上行李，我估计是要释放我了。女牢里的犯人们一听到消息，忙为我买了一挂鞭炮来放，表示欢送我的心意。我把一切随身的衣物都留给她们了，只穿了件犯人的灰布和尚棉袄走了出来，我心里虽然高兴，但又有些茫然，到什么地方去呢？找不到互济会，离开了党，我成了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典狱长答应让我和谦初见一面再走。

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谦初了。在监狱里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只能在字条上说几句话，而且，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难得的。他的信写得那么短，而且隐晦，但是我是能够懂得他的，在他那稀疏的字里行间，我能看得出最丰富、最深沉的含义，我感觉得到他的力量和温暖，他总是用那坚定的目光在看着我，督促我，抚爱我，他是一个怎样高大而有力量的人啊！铁门响了，随着铁锁链的声音，一个人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头发和胡子都长得很长，脚上铐着两副脚镣，手腕被沉重的铁铐磨细了。他慢慢地移动着步子向我走来。啊，如果不是那个熟悉的目光，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他们把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我向他奔了过去，他从铁栏杆里面把那双铐着铁铐的手伸给我，我一下抓住了他，手是冰凉的，我禁不住依在铁栏杆上哭了起来。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着我，半晌没有说话。

“你今天出去以后到那儿去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开口。他想了一想说：

“先到李华南家去住几天吧！然后再想办法到上海，回你妈妈那去。”

李华南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我知道他说的“回妈妈那去”就是要我去找党，就点了点头。他向看守借了支铅笔，依在铁栏杆上写了李华南的地址给我。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两封写好的信，交给看守检查了一下，就递给我了。一封是给党中央秘书长张采真同志请他转给党的，是我的介绍信，证明我在狱中的表现，信上说：“孟君在这里受我的牵连，坐了两年牢，但是她并没有埋怨的情绪，时常想念着母亲（指党），望母亲好好照顾她……”另一封信是给他的好朋友董秋斯同志的，托他多多照顾我。我问他还需要些什么，他摇头说不要什么了，只望我好好回到家里，照顾母亲，听母亲的话。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接见的时间已经过了，看守的士兵对我喊着说：“快走，快走！”谦初又伸出了他那冰凉的大手把我紧紧地握了一下。士兵用枪托把我赶开了。我边走边回过头去望他，泪水中我看见他一直站在铁栏杆前一动不动地送我，一直把我送出了牢门。

我走出监狱的大门，到哪里去呢？想去找李华南，但不知怎么走才好，穿过一条街，刚走到拐弯处，听到一个人轻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愣住了，一看是个不相识的年轻人，他走在我身边低声说：“新的省委王敬功同志叫我来欢迎你，你跟我来，不要说话。”我听了有些犹豫，我想：“又是敌人故意耍的花招吧？”可是，再想一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反正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顶多再回去罢了。于是跟着他走了起来，边走边想，王敬功同志我是认得的，他过去由中央派到山东来检查过工作，说不定新的省委就是他，这样，党的关系又接上了，想到这里，我心里又是一阵高兴。

走了几条街，来到一个处所，推门进去，果然是王敬功同志，他一见我就站起来，跷起大拇指说：“你真坚强！”我像突然见到了亲人，高兴得掉下泪来。王敬功同志说：“我们知道你今天要出来，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洗个澡，吃点东西，今天就上车吧！”说着给我端了一盘包子来吃。他们想得可真周到，车票已经买好了，连衣服、鞋袜都准备好了，我装扮了一下，没有停留就上车离开了济南，经青岛到了上海。在上海住在董秋斯同志家里。过了几天，中央接到王敬功同志的信，派张采真同志来看我，见到了中央的同志高兴得又流下泪来。我默想，要是谦初同志也在一起，该多么好啊！

党把我送进医院去医腿，出院后我被分配到“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这时期，党曾几次花钱设法营救谦初，但都没有成功。谦初来信说：“不要花钱了，我在这里可以好好看书，把监狱当成学校，党的经费也是很困难的。”后来，听说他在监狱里发展了党员，组织同志们学习马列主义，还翻译了一本《反杜林论》，又组织过一次越狱，但没有成功。

四月八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但是我忽然觉得今天他们对我有些异样，而且，使我奇怪的是这一天我没有看到报纸，好像是谁有意把它藏了不给我看，我心里有些生疑，就越是想看。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八号那天的《申报》，翻开报纸，第一眼就看见“山东枪决大批红匪”的大标题，我心里一惊，忙往下看去，看到省委黄伯云（邓恩铭）、张金德（吴苓生）、雷晋笙（李克平）、刘太和（刘晓浦）、王锡三等同志的名字，直到“刘谦初”三个字出现，下面的一切我就看不见了。……

谦初牺牲时年纪才三十四岁，这时候韩复榘刚到山东不久，蒋介石要调韩复榘到中央苏区“剿共”，韩复榘知道蒋介石的阴谋，想借共产党的手来消灭他。因此，借口说“山东共匪也很猖狂”，拒绝出兵，并立刻枪杀了二十一名“政治犯”，来证实他的话。谦初就是这二十一人中的一个。

谦初牺牲后不久，一个看守（监狱的地下组织）给我寄来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他的信仍然是写得那么短，那么隐晦，但我是能够懂得他的，我永远也没有忘记他最后的嘱咐：“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七月号，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