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战士李春亭

张彦桂 周庆本 魏继伯

李春亭同志，原名祖茂林，又名祖晨，一九三一年来山东工作时化名李春亭。他于一九〇一年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安徽省宣城县油扎沟镇一个商人家里。春亭同志少年读私塾时，即善于独立思考，提出问题。一天，塾师魏老先生讲到《孟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时，他问道：“人世间为什么会有贫贱富贵呢？”塾师被问得一时不知所答，只好搪塞说：“此俚俗之事，非汝所学也。”

一九一八年，春亭同志以同等学力考进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校址在芜湖赭山。第二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也冲进了五中。在校长刘希萍和教务主任高语罕的影响下，五中学生举行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在芜湖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春亭同志也积极投入了这场火热的斗争，通过斗争使他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从此，他立下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革除时弊、救国救民的志愿。 一九二一年春，刘希萍校长邀请在宣城第四师范任教的恽代英同志来校演讲。在全校师生集会上，恽代英同志大力宣扬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青年学生们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光明的新中国。恽代英同志曾打着手势说：“谁做损害劳苦大众的坏事就杀死谁。我做坏事，你们杀我；你们做坏事，我就杀你们……”恽代英同志慷慨激昂的演讲，对春亭同志的启发教育很大，使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二年三月，芜湖二千多人力车工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举行了罢工斗争。春亭同志对此深表同情，积极发动同学和社会上各界人士支持工人罢工斗争。

在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的同时，传来京、沪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反对基督教徒要在北京举行同盟会的消息。春亭同志等在刘希萍校长的支持下，在芜湖五中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全面揭露基督教的侵略本质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并向全国各地各界发出了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学校、各团体、各界公团：

基督教贻害中华，为时已久，近复假传教为名，将举行同盟会于北京，借以遂其侵略之野心。吾人处科学昌明时代，即无教祸，亦当反对此种中世纪遗下之怪物，况包藏祸心者，侮蔑我全国国民之人格乎？同人等洞察其奸，并不愿国民人格受其蹂躏，故于三月二十四日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以响应京沪各处同志，希我国人，急掣利剑，以扑此魔，是所至盼。

芜湖五中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同人：

祖茂林、俞学峻、汪本善等同叩

春亭等同志的这一正义行为，得到同学们和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它对于芜湖一带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年夏天，春亭同志在五中毕业了。同学和乡亲们都认为他会立即升大学深造，而他却留在学校筹办平民夜校。后因经费困难，无法解决，只得忍痛停办。

之后，春亭同志在安徽省六安县第一小学任教一学期，后又在北京大学旁听一学期，于一九二三年秋考入厦门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厦大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底，北洋军阀的海军无理抢占厦大的操场和体育器械，春亭同志率领同学奋起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而被打伤，这更激起师生们的愤怒，厦门市各界也同声谴责，终于迫使海军当局赔礼道歉，取得了对军阀斗争的胜利。

春亭同志伤愈后，于一九二五年夏途经上海回家。当时正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他目睹上海工人、学生举行的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斗争如火如荼，使他深受教育。回到家乡后，他和几个同志一起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芜湖外交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他们在宣城、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检查日、英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的烟具，宣传除暴安良，救亡图存，组织反帝游行示威。

这一行动轰动了宣城全县，使奸商豪绅们惶惶不安。开始，奸商豪绅们送给春亭同志数十元钱，劝他远走他乡。他不仅不为其收买，反而将送来的钱分给穷人。于是奸商豪绅们串通一气，到宣城县地方审判庭控告春亭同志。开庭那天，法庭内外人山人海。春亭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法官装腔作势地胡说道：“私进民房，犯强奸之罪；拦船查货，犯盗窃之罪；烧毁鸦片，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春亭同志压住心头怒火，义正词严地驳斥道：“进民房，我们拿的是鸦片烟；上轮船，我们查的是日本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能麻木不仁吗？一人为私，天下为公，反帝救国，何罪之有？”

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有人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

原告奸商豪绅们以及法官、检察官都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收场了。

一九二五年秋，春亭同志大学毕业后，又取得了到日本留学的资格，于是东渡日本，入长崎帝国医科大学读书。

在日本，春亭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他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左派；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他还勇敢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

春亭同志虽身在异国，却非常关心祖国发生的事情。一九二六年，国内大革命高潮到来，局势在迅猛发展，急需人才，春亭同志乃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在别人看来，中止在国外的留学是非常可惜的事，可是他却愉快地服从革命需要，满腔热忱地回国参加实际斗争。

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做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党又调他去参加北伐，在张发奎的政治部工作，直接投入了武装斗争。他在北伐军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我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春亭同志亲身经历了“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和“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深深体会到党抓武装的重要性。这年七月下旬，接党的指示，春亭同志率领在我党影响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往南昌。等他们赶到时，“八一”起义已经胜利了，起义部队决定南下，他遂即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到了这年秋天，战事不利，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送他重返日本继续求学。但因学籍已被取消，他乃立即回国。

回国后，党派他回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到宣城不久，就建立了几个党小组。年底，根据安徽省委的指示，成立了宣城县委，春亭同志是县委领导成员之一。

春亭同志重点抓了油扎沟镇附近的农民工作。他很关心农民的疾苦，并尽自己的力量给他们一些帮助。一次，他从宣城县府领了留学生官费补贴二百元银洋，路上见到穷人就救济，还没到家就散光了。他父亲开了个小杂货铺，有时他在店里帮忙，见到穷人来买货，就少要钱，或多给货。父亲发觉后责备他，他对父亲说：“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又赚他们的钱，合适吗？”说得父亲无可奈何。

他善于做宣传工作，他把“对联”也变成了宣传工具。他曾以父亲的店号“兴记”二字作了一副对联：“兴利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贴到店铺门上，号召人们起来做斗争。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小规模的抗租抗债斗争不断发生，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县规模的抗租抗债斗争正在酝酿中。不料事情泄密，于是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农历正月初一），县委书记杨士彬同志被捕。第二天清晨，警察又去捕春亭同志，他机警地翻屋逃脱了，到了芜湖。

不久，党调他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在文学艺术界团结进步作家，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期间，春亭同志除在创造社工作外，还参与领导过上海徐汇区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一九三一年初，春亭同志调到山东工作，是省委负责人之一。当时青岛市委遭到破坏后已不存在，为了迅速恢复青岛市委的工作，这年四月省委派春亭同志前去青岛。

春亭同志在这座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城市里，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四方、沧口一带，联系失掉关系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不久，他即恢复了沧口和四方党支部的活动，又和国立青岛大学党支部取得了联系，还在市北区建立了党支部。条件成熟后，在沧口党支部的所在地宋哥庄小学召开大会，正式恢复了中共青岛新市委，春亭同志任书记，并在无棣二路二十二号新生养蜂场设立了市委机关。他经常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作社会调查，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扩大党的组织。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青岛市的工作开展得很快，先后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还在四方、沧口一带办起了工人、农民夜校。他还主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登载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人、学生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以及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况，以配合党所领导的罢工、罢课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觊觎我山东，可是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媚外政策，多方限制人民的抗日爱国行动。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群情鼎沸，怒不可遏。春亭同志及时布置全市党组织宣传我党中央号召，散发“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传单，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日爱国宣传活动。

春亭同志直接领导了青岛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指示青岛大学党支部要根据大多数同学的爱国反日要求和觉悟程度，由一般宣传走上实际行动。在实际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要充分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真面目，使群众在实际行动中，逐步打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青岛大学党支部根据他的这些指示，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斗败了“新月派”校长杨振声和梁实秋等反动文人，组成南下请愿团，敦促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春亭同志又指示各地下组织，发动各中学师生和全市人民响应和支持青岛大学的南下请愿运动。请愿团在南下途中，一路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一九三二年初，青岛大学党支部在中山公园秘密召开了一次积极分子会议，春亭同志以青岛《时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他指出，学生运动要和全市、全省的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要把斗争面扩展开，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才能更有力量，才能取得反日救国斗争的最后胜利，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春亭同志很重视开展工人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起工潮，他立即到铃木丝厂作调查，亲自写成《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指导该厂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工人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使工人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日营富士纱厂的工人，因厂方延长工作时间，尅扣女工工钱，随便开除工人，乃在该厂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罢工发生后，春亭同志迅即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配合斗争，并发动几个纱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到处散发传单，揭露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迫使富士等厂的日本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使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青岛市工人、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经过密谋策划，派遣特务高振东，以大康纱厂工人的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党内，暗中刺探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的活动情况。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春亭同志在青岛海泊桥水场被特务高振东带领的侦缉队逮捕。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和欺骗利诱面前，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八月八日，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他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押往济南国民党高等法院。途中，当他知道有的同志因斗争意志不坚定，在敌人的欺骗威胁下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组织情况时，他便在火车上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教给同志们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要他们到济南审讯时推翻在青岛的口供，就说那是受刑不过胡说的。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被捕同志到济南后全部翻了供，弄得敌人无计可施。在济南监狱里，他继续领导狱中战友们与敌人进行斗争，对可能出狱、在狱中表现较好的同志交代怎样找组织关系和向党汇报情况。

春亭同志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营养不良，早已患了肺病，被捕后又加上严刑拷打，生活折磨，病情就进一步恶化了，有时饮食不进，呼吸困难，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乐观自信。有一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急，看守们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后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争下去！”他是那样坚定乐观，大义凛然，顽强地和同志们一道坚持着狱中斗争。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清晨，天色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在散发着腥臭气的监狱里，敌人又来提人了。当敌人喊到“李春亭”三字时，春亭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便从容地站起来，向同志们大声告别道：“难友们，没有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好好干下去吧！”

囚车向洛口西马家道口急驶。春亭同志和其他八名难友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李春亭——这位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就义了!他崇高的革命气节，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