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英雄金方昌

李士钊

（一）为抗日救国奔赴前线

金方昌同志，是山东省聊城县城内南步云阁人，一九二○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个回族小商贩家庭里。一九二七年七岁时，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第六旅团福田部队侵占我胶济铁路沿线，并占领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这时，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日爱国高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距离济南二百四十里的聊城古城，在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也卷入了反日爱国的浪潮之中。幼年的金方昌，不断听到济南逃亡难民和学生在街头痛述日本强盗的血腥罪行，也看到一些日寇残杀中国同胞的图片，特别是爱国学生演出的话剧《济南惨案》，使他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媚敌卖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北平、上海、济南等地大中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山东省立第二中学的爱国学生们也组织起来，要求到南京请愿。聊城全城又掀起了一次激烈的反日爱国高潮。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战”，全国人民积极声援。这两次事件，使少年的金方昌进一步受到了爱国思潮的激荡。这年夏天，他休学到聊城摄西书局当学徒。这家书局的对门，是国民党的县党部机关，经常有一些党棍、特务和土豪劣绅出出进进，干着反人民的坏事。在耳濡目染中，他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面目。经历了两年的学徒生活，到一九三四年秋，他又回校读小学六年级，一九三五年夏毕业后，考入了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这年冬天，北平学生发起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聊城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搞得热火朝天。这时，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指示下聊城两处省立中学的当权者，采用提前放假的办法，驱逐学生离校。这些重要事件，在金方昌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后，在地下党领导的“山东各界救国会”的推动下，济南山东省立中学等校和山东在上海读书的进步学生，为团结抗日爱国青年，先后在济南组成了“山东博文学会”和“山东文艺青年协会”等进步文艺团体，并在济南的《山东日报》上出版了《时代文艺》周刊和《文艺俱乐部》月刊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但他们经常受到特务的跟踪和密报。金方昌的一个哥哥金默生同志，曾于一九三七年七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更加激起了金方昌的无比义愤。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聊城因徒骇河决口洪水成灾，全城被大水淹浸，东关大街可以通船，四关房屋倒塌，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城墙顶上露宿，广大群众生活无着，濒于死亡。在这紧急时刻，金方昌响应了聊城地下党组织的号召，也参加了堵口截洪和募集干粮救济灾民的工作。十月底，日寇侵略军攻抵德州地区时，金方昌毅然离开聊城故乡到达济南，跟着他哥哥和部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以及在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爱国青年，投入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十一月初，他们在党的指示下怀着满腔热情，带着简单的行装，搭上撤退军队和难民的火车，辗转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到了潼关，渡过黄河到风陵渡，前往山西前线的临汾古城，进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抗战理论和游击战术。在那里，爱国学生们曾掀起了揭露和批判托派汉奸张慕陶破坏抗战的群众运动，金方昌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很快被吸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英姿勃发的区委书记

金方昌同志一九三八年春在“民大”毕业后，被党分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夏秋之间又被派到山西北部的代县去工作。代县地处长城以南，五台山以西，滹沱河上游，全县只有十六万人口，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代县去工作的同志共四、五人，其中金方昌同志年岁最小，个子也不高，穿着黑蓝色上衣、土黄布裤子。他先在牺盟会工作，后又要求派到离敌人最近的城关附近去工作。他说：地方干部缺乏枪支，有手榴弹就可以。如果能尽快地训练好自卫队，武器就会从敌人方面送来。他对工作充满信心，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显得英气勃勃。

一九三八年底，金方昌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初被派到城南山区赵家湾，先任代县二区区委组织部长，后任区委书记。他个性比较倔强，具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工作起来简直不知道疲倦，完成任务很快很出色。当时代县有敌人的飞机场，是日寇占据的重点，长驻一个旅团的兵力。除敌情严重外，我内部情况也很复杂。有个秘书和日伪勾搭，妄图带四支枪去投敌。县委得知后派金方昌等同志骑马赶去处理，只见那个秘书和另一个人正躺着抽大烟，金方昌和另一位同志用手榴弹指着他，猛扑上去把他捆了起来。后来这个人被政府处决。

有一次金方昌和几位同志一起从赵家湾下山，路上碰上四个伪军。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胡诌是八路军“团口”部队的。金方昌等人枪比敌人多，胆子也大，上去就打倒了一个，抓住两个，另一个被摔死了，四个敌人全部解决。被抓住的有一个是中解口村人，他勒索群众的财物很多，人人恨他。有的同志主张马上把他带到中解口村处理，并通知群众去认领财物；也有的同志不愿当晚上就去，嫌太累。金方昌同志支持立即交该村处理，以便发动群众。他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晚把事办完了，群众很高兴。随之，这里的局面也就打开了。有一次敌人进沟“扫荡”，战斗很激烈，鬼子的歪把机枪打得很紧，金方昌同志沉着、镇定，指挥同志们从韩家湾一带安全转移。

金方昌同志在运送公粮工作中成绩也很大。当时我军主力伸展到外线作战，代县要到几百里路远的五台、孟县等地送公粮。因山口和沟里都被敌人封锁了，只能从山上走。五台山顶上常年有雪，连人带性口都往下滑，危险性很大。但金方昌同志负责的那个区每次的运粮任务完成得都很好。

一九三九年冬，金方昌同志又被派到城关一带开展工作，并任一区（城关区）区委书记。一九四○年初又任中共代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仍兼任一区区委书记。当时，哪里工作环境艰苦，组织就派他到哪里去。

一九四○年春天，日寇又疯狂“扫荡”代县周围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中共代县县委在南山赵家湾一带，抗日政府在北山。金方昌同志在城关区区委，也经常到北山工作，在山沟里打游击，和敌人周旋。他曾领导群众掀起“反良民证”的运动，还经常带领民兵破坏公路、埋地雷、割电线。他们多半在夜间活动，白天则和群众一起干农活。他平时爱说爱笑，和群众关系很好，但开会、工作时，却是十分严肃的。

（三）在突围战中弹尽被俘

金方昌同志是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代县西北五里路的大西庄被敌人捕去的。

十月初，中共代县县委开会布置冬防和发展抗日组织的工作，金方昌同志到县委机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研究制定了一个宣传提纲，他写了几个准备在敌人据点周围散发的小传单。晚上，大家住在野外窑洞里，他有说有笑，向大家介绍不久之前的一个夜晚，在公路上伏击敌人的故事。他说，原来估计是敌伪的例行“会哨”（驻代县城和枣林村的敌人在二十里堡碰头），不过是两排伪军，而且敌人最怕夜战，我军用手榴弹突然袭击，必定能获得一次小胜利。不料，这次竟来了二百左右的鬼子兵，幸亏我方埋伏得好，又是晚上，没暴露目标，真是危险啊！他还说：日军叽里咕噜边走边说，可能没把我们这些小队八路军放在眼里，以后要请县大队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十一月下旬，得知敌人向代县增兵，可能要出发进行“扫荡”，金方昌同志立即带了自卫队和武装部长周志远一起，到代县二区赤土沟、二十里堡一带督运公粮。运粮队还未出发，原二区一个通讯员叛变，向伪警备小队长董国龙告密，又向代县的日寇宪兵队长上光和警备大队长郎豹武作了报告。敌人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半夜里，纠集了二百多个警备队和骑兵，由汉奸郎豹武率领，来捕捉金方昌等同志。他们原以为金方昌在赤土沟，结果扑了空。潜伏的汉奸又向敌人提供情报说：金方昌可能在距此三、四里路的大西庄。于是敌人又分兵两路，一路一百多人留在赤土沟，另一路五六十人向大西庄开发，到达该村时已经天明了。敌人进村没发现目标，就故意虚张声势，整队奔村南大路佯装回城，留下两个汉奸在村上勒索群众财物并观察动静。

金方昌和周志远同志得知敌人进了大西庄又撤走的情报后，立即由村外回村捉汉奸。不料刚一进村汉奸就打响了信号弹。在赤土沟的一路敌军和南去的一路敌军，立即同时向大西庄包围过来。金方昌和周志远等人发现敌人已经迫近时，转身就往山梁上跑，听到东面的敌人大喊“抓小金”。金方昌同志很勇猛，手持匣子枪边打边走。当子弹打完时，他先把匣枪砸碎，又把文件隐藏在石梁后头。敌人蜂拥而上，他奋不顾身，徒手和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俘去。敌人向他要枪，他说：“八路军枪多得很，要枪跟我上山去。”残暴的敌人在山坡上围着他，用皮带抽打他。

金方昌同志被带走时：边走边骂东洋强盗，毫不示弱。日寇把他绑在大西庄古庙前的大树上拷问，敌宪兵队的翻译把他打得满口流血。问他在八路军干什么，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抗日！抗日！”鬼子用皮带向他身上猛抽，打得他遍体鳞伤，可是什么情况也没有拷问出来。当敌人把他和周志远两人由大西庄解回县城时，他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四）在狱中斗争坚贞不屈

金方昌同志当天被押在代县的日寇宪兵队部里。第二天又被带到日寇的特务机关“红部”去进行拷打审问。金方昌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和法庭上表现得很坚强。据从监狱中出来的群众说：他一进监狱就高唱救亡歌曲，并向伪军宣传民族大义。日寇把他当作“要犯”单独关押。经严刑逼供，毫无所获；又用名誉、地位、金钱等进行利诱，也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他从“红部”回宪兵队时，手上鲜血直流，一只胳膊被打断了。每天晚上都给他带上“木狗子”，防他越狱逃走。

党在金方昌同志被捕后，曾多方设法营救他。当时在伪军下级军官中，有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能接近敌人上层人物的，是一些对敌对我“两面应付”的村长，他们依靠花钱，了解到敌伪监狱中的一些情况，也曾想法进行营救。其中有个赵村的村长，在监狱门上和金方昌见过面。他通过狱卒，带出金方昌同志用铅笔头在烟盒上写的一个字条，是向县委报告他被捕的教训，说明自己冒险，上了汉奸的当，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另外，代县四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代县城内作敌伪工作，公开职业是裱糊工人。因敌人请他裱糊屋子，可以出入敌人的住所，从而了解到金方昌同志对敌斗争的一些情况。金方昌同志屡受刑审，他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并用自己的鲜血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十四个大字：“严刑利诱奈何我，颔首流泪非丈夫！”

（五）为民族解放英勇就义

日寇汉奸用软硬兼施的种种卑鄙手段，都不能使金方昌同志降服，便决定杀害这个坚强不屈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从被捕、受审到英勇就义，只有十一天的时间。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日），代县城里大集上，千万双群众的眼睛都注视着一辆囚车，车上捆着一个漆黑脸膛、略有些眯眯眼的青年人，穿着粗布棉袄，头上包着白毛巾，挺着胸膛，眼睛里象冒火似的。群众互相传告说：“那是我们的小金，抗日的英雄汉。”刑车通过北街向北城外行驶，城门口不准行人出入。金方昌和他的战友周志远在车上沿途大骂：“日本狗强盗，汉奸卖国贼！抗日的人民你们是永远杀不尽的！”囚车在日本宪兵队门前停了有一个小时，赶集的群众人山人海，都停下脚步，倾听金方昌同志义正言辞的最后演说。他高呼：“乡亲们！共产党领导我们抗日，我们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日本强盗一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寇令伪军去打金方昌同志，用手巾去堵他的嘴。金方昌同志挥舞着手铐，打得伪军们不敢靠近他。金方昌同志又对押解他的伪军说：“你们要把事情看远些，死我们几个人不要紧，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后来人！你们是被蒙蔽在黑洞洞的深渊里，什么也看不见。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不消十年之后，革命是会成功的！”

当囚车走到北门的时候，金方昌把嗓子都喊哑了。

金方昌同志是在代县北关荒坡上被四个日寇宪兵杀害的。临刑前，金方昌同志高呼“打倒日本强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雄壮的口号声中，我们的抗日英雄倒下去了。杀害金方昌等同志用的军刀是汉奸警备大队长郎豹武镇压人民的屠刀。他哥哥郎达中是当时的伪县长。他们的累累血债，永远记在代县人民的心里。

金方昌同志在英勇就义前，还带着一个农村老大娘为他亲手缝制的“红斗胆”。这个红斗胆是代县人民群众热爱抗日英雄金方昌的象征。他被日寇杀害时，只有二十岁。

和金方昌同志同时牺牲的，还有代县一区武装部长周志远，是当地人，他父亲在代县内开粮店，曾有人要设法用金钱把他们买出来，但被金方昌同志严词拒绝了。另外，还有一个抗日的少年，也和他们一起就义了。

（六）人民悼念抗日英雄

金方昌同志英勇牺牲的第二天，在代县日寇宪兵队和伪县政府的大门上，都被贴上了万言控诉状，愤怒痛斥日伪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高度赞扬金方昌为祖国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不怕牺牲的精神。

金方昌同志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代县县委当晚即组织力量，去北关武装抢尸，但大家到达其牺牲地点时，忠骸已不知去向了。过了几天之后，才发现早有人把他埋葬在雁门关附近的一个村庄上。在那山明水秀的地方，为他修建了石墓，并树立起“抗日小英雄金方昌之墓”的纪念碑。发生在金方昌慷慨就义之后的这两件事，都是爱国群众自发的正义之举。

金方昌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四月，《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金方昌烈士的牺牲》的报道；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战线》、《新长城》等期刊上，也都登载过金方昌同志的英雄事迹；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纪念金方昌同志，曾将褒扬状发给金方昌烈士的家属，并通报全区军民向他学习。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敌伪封锁代县时，中共代县县委也向全县干部发过文件，号召大家学习金方昌同志。他的英雄事迹，成为全县军民不断前进的动力，鼓舞了正在艰苦战斗的人们。

一九四六年代县修建“代县烈士陵园”后，在纪念碑上写下了金方昌同志的英雄事迹；每逢金方昌同志英勇就义的日子，都举行庄严隆重的祭悼仪式。

杀害金方昌烈士的凶手、汉奸警备队长郎豹武，解放后为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一九五三年依法镇压，为金方昌烈士和广大人民报了仇。

一九五四年十月应金方昌烈士家属之请，经华北军区政治部批准，于一九五五年清明节日，将金方昌烈士的遗榇，由山西代县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一九五六年清明节树立了“金方昌烈士之墓”的纪念碑。在烈士纪念堂里，陈列有金方昌烈士的遗像和战斗中用过的一副灰色的绑腿，还有他出生、工作和被捕、受审讯、遭杀害等地方的照片，并陈列着他就义前在敌人监狱里写的绝命诗与遗书的抄本。这些宝贵的革命文物，闪耀着回族英雄金方昌战斗一生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