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的革命战士 优秀的共产党员

——郭子化烈士传略

鲁民编

郭子化，名邦清，字子化，1896年12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县七山镇下郭宋庄一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他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四年私塾和一年多初级小学。19岁时，由伯、叔两家资助，到古邳镇峄阳高级小学读书。1918年夏高小毕业时他已22岁。得两位教师资助旅费，投考了江苏徐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正式转入师范本科学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郭子化成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先后被选为七师学生会会长、徐州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八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是年12月，因参与组织学生罢课反对反动校长陆裕枬，郭子化等人被开除学籍。但他们继续坚持斗争，直至第二年4月斗争胜利，陆裕枬被省教育厅撤销了校长职务，郭子化恢复了学籍。

郭子化在七师学习期间，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的影响颇深。于1922年暑假期间，联合几位青年朋友，在八家古庙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1923年夏，他从七师毕业后回到家乡，联络教育界人士和同学宋学瑞等，创办“岠山植树公司”同时在岠山周围办起四所小学。此举均系于民有利之事，但为当地土豪劣绅宋席珍所不容，有意制造事端，指使其青帮徒弟将郭子化的房子烧毁。郭子化走“实业救国”的希望失败，在家不能立足，只好外出求学。

1924年2月，郭子化经朋友介绍进南京东南大学补习班学习。6月，为争取官费补助，他又投考了北京私立朝阳大学。9月，由顾作则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担任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1926年6月，郭子化听到广东政府决定北伐的消息，决心弃学从戎。他带着北京市党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树德（也是中共党员）的介绍信到达广州，又经于介绍到前线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被分配到总政治部社会股当干事。不久，即调二十四师政治部任总务科长。10月，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吴亚鲁和宣传干事马汝良介绍，郭子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中共汉口市委调他去筹办江苏青年训练班。当时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是跨党的，训练班的名称是“江苏省国民党驻汉训练班”，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主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1927年1月，训练班正式开学。郭子化任校委会委员兼教务主任，并担任校党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他一面作教务工作，一面随班听课。毛泽东主讲农民运动；李宪仲讲社会发展简史和工人运动；葛之茎讲政治经济学概论。这使郭子化学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工农运动的经验。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6月下旬，武汉形势异常紧张，中共汉口市委决定训练班立即结束，将学员送返原籍。学员全部离校后，郭子化7月中旬去黄土坡找二十四师。不巧该师已开赴南昌，他只好去广州。但至长沙后，方知去广州的路已经不通了。当时他胃病复发，于8月初到庐山牯岭医院治疗，11月，病愈出院，到距离牯岭20多里的莲花禅院休养，并联系熟人找党的关系。在此，他深入农村，宣传教育农民群众，并发展了李云樵等7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因反动分子告密，郭子化有被捕的危险，便于1928年3月，由李云樵带路去安徽泗县，与王子玉等人建立了中共泗县特支，郭子化任组织委员。7月，在马厂集以开中药铺为掩护，先后发展党员20多名，建立起三个党支部。10月，中共泗县县委成立，郭子化任县委委员兼马区委书记。是年冬，徐海蚌特委巡视员到泗县检查工作，郭子化在马厂向巡视员汇报了工作。至此，他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完全接通。

1930年6月，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军事部代表和徐海蚌行动委员会派人到泗县布置武装暴动，泗县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8月中旬，暴动在梁庄、白庄圩一带举行。因敌强我弱，准备不足，暴动失败，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郭子化被通缉，在白庙子一带难以继续工作下去，便决定去徐州向特委汇报。

郭子化到徐州后，未能与特委取得联系，即辗转至沛县。与沛县县委接上关系后，他先后在沛县微山湖边的孔庄小学和滕县段庄小学以义务代课为掩护，开辟湖边工作。他在学生和教员中选择对象进行教育，先后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两个党支部。

1931年2月，郭子化与徐州特委接上了关系。组织上考虑到他在沛县熟人较多，不便隐蔽，遂决定他去永城县工作，担任中共永城县委组织委员兼薛湖区委书记。并在邵长庄开药铺作为职业掩护。1932年6月，他根据县委指示，组织农民进行抗烟捐斗争，接着又按徐州特委为推动抗捐斗争，先在肖县、永城的几个村庄发动武装暴动的决定，拉起了60多人的游击队，参与组织发动了韩庄和火神店暴动。但在众多的反动武装的围攻下，暴动很快失败，全县党的组织亦被破坏。郭子化在这一地区已不能存身，乘夜北走砀山，转赴徐州。特委决定派他到枣庄做工运工作。

这年7月，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的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被逮捕，大批罢工积极分子被解雇。军阀韩复榘将一个团的兵力派驻枣庄，不准群众集会，旅店盘查甚严。为了恢复鲁南党的工作，徐州特委曾两次派人去枣庄，皆因无法立足而返回。现在，恢复鲁南地区党的工作的重担，落在了郭子化的肩上。

郭子化化名庞沛霖，肩挑药箱，以行医为掩护，于10月12日到达枣庄矿区。当晚投宿南门外西小巷的宋家店。因给店主宋二的夫人治病，得到店主的关照，所以在军警查店时顺利过了关。郭子化在宋二店里住了18天。白天到矿区给工人看病，一边了解熟悉枣庄情况，一边考虑如何在枣庄开展工作。

10月底，他在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屋，开设了药铺。随后，又筹集了一些经费，盖了房子，添置了医药设备，购买了药品，增加了人员，将简陋的药铺扩建成“同春堂药店”。郭子化以医生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深入矿区工人居住的工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教育工人。对于生活困难的工人，常常免费看病，深受工人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在工人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发展了一些党员，恢复和建立了几个党支部。1933年3月，建立了由郭子化任书记的枣庄矿区工委。4月，中共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巡视工作，郭子化代表工委汇报了工作情况，听取了对下一步工作的指示他还陪同冷启英观看了十里泉，并作诗一首：“峄西十里著名泉，吐玉喷珠汇一川，资本金融残一罅，任人牛饮不需钱。”

是年夏，枣庄中兴煤矿资本家为分化工人队伍，加重对工人的剥削，“花红”（超产奖金）只给“里工”（技术工人），不给“外工”（井下采掘工人等），激起“外工”要“花红”的斗争。郭子化等矿区工委负责同志，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组织煤矿工人举行分“花红”的罢工斗争。郭子化在“同春堂药店”召开矿区工委会议，吸取1932年7月罢工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了这次罢工的策略，决定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并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加强工人内部的团结，他们还分工做好“里工”和“外工”的思想发动和教育工作。使“外工”认识到自己干的活最苦，出力最多，得不到“花红”，是不合理的。鼓励他们要为争取“花红”而斗争到底。让“里工”认清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质，明白工人阶级是一家，同受资本家剥削的道理，自觉地同“外工”团结一致，并肩战斗，揭露资本家的阴谋。

“五·一”节这天，矿工们云集在广场，召开大会，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条件，选派53名代表去和中兴煤矿公司交涉。资本家先是设宴收买，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将工人代表骗到俱乐部，随即将代表扣押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后，立即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只得释放了工人代表，并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这是枣庄矿区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斗争。它打破了矿区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6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担任书记。同时，在“五一”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 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建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随着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党员增多，郭子化强调党员要职业化，反对无职业的工作方式。为了解决党员的公开职业，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郭子化和党委的同志除扩大和办好“同春堂药店”外，又先后开办了由党员参加的“广仁医院”、“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和“医药公会”。

1933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等相继被捕，特委机关及基层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枣庄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掉联系，不得不独立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郭子化仍然按照4月冷启英巡视枣庄工作时所作的指示，担负起了枣庄、徐州及其所属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至1934年秋，郭子化先后与山东峄县，江苏省沛县、邳县、睢宁，河南省永城，安徽省肖县、泗县等地的党员建立了关系，重建了沛县工委，恢复了肖县、铜山三个支部，建立了路套区委。与此同时，为寻找上级党组织，他曾先后去上海、北京等地，但都没有联系上。

1935年2月，郭子化在枣庄召开苏北、鲁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检查了过去宿、泗、肖、永等县“左”倾冒险暴动失败的教训，分析了党组织恢复发展的情况，总结了1933年5月枣庄罢工胜利的经验，提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口号，强调党组织和领导骨干要尽量隐蔽，群众组织要争取公开合法，党员要有公开职业，组织机构要精干，斗争方法要灵活，积小胜为大胜，以及严防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等正确工作方针和斗争方式。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

为了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郭子化曾与西安杨虎城的秘书、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取得联系。宋绮云是郭子化的同乡同学，曾任邳县县委书记。1936年1月，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由郭子化亲赴西安，与上级党组织联系。郭子化抵西安后，通过宋绮云与中共西北特支建立了组织关系。同时，他在西安了解到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很受鼓舞。但是仍没有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不久，他由西安返回枣庄。

是年6月17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郭子化在同春堂药店被叛徒朱大同（原永城县委书记）发现，遂被带往徐州。朱曾与郭子化一起参加过永城暴动，暴动失败后，朱对郭子化的情况并不了解。特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决定派李韶九等赶到徐州，以枣庄药业公会会长的身份作保，又花钱疏通关系，同时派人去济南，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等行为，利用其内部矛盾，对徐州方面施加压力。两天后，郭子化即被保释。

郭子化回到枣庄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尽快转移到费、滕边境的高桥镇这里是抱犊崮山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早在半年前，郭子化就派人开辟这块地方，积极发展党员和开展群众工作。为必要时转移打下了基础。

特委机关安全转移后，郭子化派特委秘书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了枣庄事件的经过和特委转移的情况。8月底，丛林返回山区，传达了西北特支让界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

9月初，郭子化去西安向特支汇报了临时特委的情况，听取了特支对国内新形势和党的政策的介绍。月底他返回抱犊崮山区高桥镇，召开了特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政策，检查部署了全面工作，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开展抱犊崮山区的建党工作和对社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以农村建党工作为核心。

是年12月，由于工作范围扩大特委决定，将苏鲁边区特委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仍任书记。

“西安事变”后，西北特支撤销。特支负责人通知特委派人去西安与中央联系。郭子化于1937年2月初去西安，又转赴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苏鲁豫皖特委的工作情况。中央决定：批准建立苏鲁豫皖特委，并划归河南省委领导。还决定让郭子化参加党的代表会议。

郭子化在延安参加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7月初由延安返鲁途中，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回到高桥镇，他立即召开特委会议和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延安会议精神，决定发展党的组织，在全边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组织抗日武装等工作。

8月，特委派丛林向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河南省委派刘文（于子彬）、何一萍随丛林返回特委。10月，特委改组，郭子化任书记。同时决定特委机关迁往徐州，郭子化兼做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上层统战工作，郭子化按特委决定，去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允许中共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聘请郭子化为第五战区总动委员会委员。这样，郭子化就以公开身份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1月，郭子化在萧县黄口镇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政治形势，作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准备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决议。

1938年3月，日寇逼近鲁南。郭子化向第五战区争取到一个“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和两千元补贴，为公开合法地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17日，徐州沦陷前夕，郭子化率特委机关人员撤出徐州，转移至滕、峄边区的老古泉村。21日，在这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此时我党领导的沛县、滕县、峄县、枣庄等地的抗日武装，已先后到达滕、峄边地区会师。）会议决定，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

由于当地土顽势力联合起来向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逼，形势不利。7月下旬郭子化等特委领导人决定，义勇队和边联常备队立即转移到抱犊崮东部大炉一带，开始建立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8月，根据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其所辖地区成立苏皖、鲁南、苏鲁豫三个特委。郭子化调省委任统战部长。12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子化任分局统战部长。1939年4月，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扩大为苏鲁皖分局。同年6月，苏鲁皖分局仍改为山东分局，郭子化仍任统战部长。

郭子化在抗日战争初期，对山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他经常与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等各派的上层人物打交道，都能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在鲁南，他团结争取了地方开明士绅万春圃，使万春圃这个当时地主阶级的“山大王”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里来。从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到后来担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并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在日军逼近临沂时，派车请郭子化到临沂商谈统战问题。郭子化在临沂住了一周，与张里元多次洽谈，晓以民族大义。张里元表示接受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在我党帮助下，成立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办事处。省委还选派了一批干部到张里元的保安旅做统战工作。

1939年10月，郭子化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候选人。接着随郭洪涛、张经武率领的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出席“七大”的代表团启程赴延安。代表团途经苏鲁豫区党委驻地湖西时，郭子化协助罗荣桓、郭洪涛解决了湖西肃托事件。

10月中旬，代表团到达延安。由于党的七大延期召开，郭子化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他积极向党中央反映湖西肃托事件真相，对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郭子化已44岁，他和年轻学员一样，住窑洞，吃小米，一起睡通铺。他常说共产党人能艰苦奋斗，是战胜敌人的一大本领。他生活艰苦，学习勤奋，堪称表率。他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也重视同志们的实践经验。他经常给患病的同志诊治、护理，并借此机会，向同志们请教，交流工作经验。1941年5月，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后，郭子化转到杨家岭高级学习组（组员都是党的七大代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卓越文献，使郭子化很受启发。他兴奋不已，学习时发言踊跃，充满了求知的朝气。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与同志们的关系更密切了。

是年冬，郭子化进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他的七大代表资格，经过整风学习和审查历史，特别是被捕保释证明清楚以后，由山东代表团正式通过。

1945年4月，郭子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派他和程照轩负责组织山东在延安的干部回鲁工作，前后送走四批。10月，郭子化和程照轩等由延安出发回山东。他们是最后一批。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郭子化为华东局委员。1946年春，郭子化回到山东临沂。7月20日，在山东省参议会和省政府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省政府委员，并兼任省府秘书长。

1947年1月，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决定撤销原山东省支前委员会，重新建立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统一全省支前工作，全权支配和调动全省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郭子化任该委员会主任。他组织专门机构，靠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配合作战计划，指导各地民兵民工的组织和调拨、物资的运输等项工作。当时，军务紧急，任务繁重，全省仅长期民工（一个月以上的）就有千万人次参加支前活动。郭子化不辞劳苦，奔走于华野指挥部及各纵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之间，安排支前工作。在极其艰苦、紧张的情况下，他果断地处理许多问题，保证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的胜利。

1947年下半年，省政府机关分散转移到胶东、渤海等地，郭子化留在胶济铁路以南，配合部队机动作战。他除组织领导支前工作外，还在地方上视察工作，对土改复查中一度出现的“左”倾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向华东局反映情况。7月，他到五莲县视察，发现土改复查中出现乱打乱杀的严重问题，即对县委书记指出：“搞土改不是砸死人运动，要立即制止这种错误。”接着，他去滨海地委，又指出了这一地区所犯的同样错误。他还在日照芦山区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10月，华东局任命郭子化为华东局秘书长。

1948年春，潍县解放以后，他总结了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并为接管济南进行准备工作。8月20日，华东局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支援前线委员会，郭子化为主任委员。他领导支前委员会，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于9月29日成立济南特别市政府，郭子化任市长。1949年1月，华东慰问委员会成立，他组织带领各界代表对淮海前线解放军和支前民工进行慰问后，又带领华东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慰问团，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进行慰问。

3月，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重新成立，郭子化任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3月30日，在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和省参议会驻会联席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山东省政府副主席，主持省府日常工作。这时，他已经53岁，肩此重任，非常忙累。省府进驻济南后，他除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渡江战役、开展统战工作及省府日常工作外，还亲自主持筹办省行政学院，培养党政干部，6月，郭子化又任编制委员会主任，负责研究省党政机关的整编工作。1950年，郭子化代理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至1952年3月，这期间，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相继进行，可以想象工作多么繁忙。解放后，新事物、新问题都层出不穷，大家都缺乏经验。郭子化依靠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党负责，实事求是。

1952年6月，郭子化经华东局批准到上海休养。1954年，他被调到华东行政委员会，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2月，已59岁的郭子化调中央卫生部任部长助理，分管中医工作。1961年，任卫生部副部长。他在卫生部工作期间，对中医和中西医的结合进行了研究。他在与同志们交谈时，一再谈到希望在有生之年，致力于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对推动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做出贡献。郭子化在晚年，对发展中医事业和中西医结合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

1975年7月12日，郭子化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逝世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郭子化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热爱，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不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编辑本文时参考了《郭子化自传》、郭子化《关于枣庄地区革命斗争的简要回忆》；《山东党史资料》载董助才《郭子化与苏鲁豫皖特委》、姚仲明、杨希文怀念郭子化的文章；《枣庄地区党史资料》第二辑载郭致远、张相均《郭子化同志生平事略》、张光中《对枣庄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的回顾》等文章及有关资料。——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