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河北省武城县（现山东省武城县）河西河刘屯人，1904年出生。他家祖辈都是读书人，其父高衡甫毕业于清末师范学堂，曾在东北当过劝学所所长。高原自幼由爷爷（前清秀才）教他读书，7岁读私塾，11岁上县立高小，14岁上济南私立正谊中学。他在正谊中学读书时，参加过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16岁转到山东省第三师范学习；21岁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求学时代的高原，受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萌发了立志报国、救穷人于苦难的思想。

1924年的直奉战争，使冯玉祥班师回京，驱除吴佩孚，欢迎孙中山北上。当时有“南赤北赤”之说，“南赤”指孙中山，“北赤”指冯玉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高原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进行罢课、游行示威，宣传反帝爱国救国思想，积极拥护冯玉祥对英、日宣战的主张。1925年秋，他投笔从戎。

1925年冬，高原在西北军陆军干校时参加了西北军在京津之间打李景林的战斗。1926年5月，在张家口该校步兵科第三队上学时，由同学高照宇、张毓辰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间，西北陆军干校在五原改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速成学校后，高原任该校特别支部干事会的干事兼小组长。10月底，在西北军实习政治工作一星期，到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内防处任内探员，尚未工作，即由刘伯坚同志派他随该军赴苏联参观团（团长鹿钟麟）参观，兼负了解该团军官思想情况，向那时驻国际的我党代表谭平山报告任务，并做些参观日记，听报告、整理记录给鹿钟麟看等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参观团于6、7月间回到河南。在洛阳总部，冯玉祥叫高原到教导团当政治员，他未干。那时刘伯坚已去武汉，高原即到开封找到河南省委，在开封任街道支部书记，并在南汉宸领导下主笔撰写《参观苏联报告》一书，利用鹿钟麟名义作序出版。这本书大力宣扬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特别介绍了斯大林在理论上所阐述的当时国际上的革命形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五个重大矛盾，反映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取得的重大成就，指出全世界必将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彻底解放。这本书在当时西北军官兵中起到了重大的革命启蒙和政治教育作用，向西北军洒下了革命的“甘露”。

1928年1月，河南省委派高原到皖北太和杨虎城军干部学校工作（校长南汉宸），原定由高原当一个队的队长，尚未任职，即因杨之联共预备拉往豫南的计划，被蒋介石代表韩某发现后将杨控制，南汉宸等几个公开人物被清出学校。魏野畴和高原及部队中的党员仍秘密留在阜阳太和地方上以及部队中，转入建立地方党，开展农运、兵运工作，准备兵农联合暴动。

2月间，成立皖北特委，归河南省委领导，高原被选为特委委员之一，驻阜阳流集农运中心区帮助县委区委工作，并兼太和军事特派员，指导杨虎城军部的兵运工作。4月初，特委发动了皖北暴动，高原积极配合特委做了大量暴动前的准备工作，后因敌人用重兵镇压，暴动失败了。特委书记魏野畴牺牲，敌人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敌人搜村子，高原灵机一变藏进了粮食缸里。为麻痹敌人，他把门大敞着，果真敌人进屋后，看了看就走了，等到天黑才跑出来。此后，高原来到颖上、凤台、寿县与个别特委和县委取得联系，收容逃亡干部。

6月间，他到涡阳的阎佩书（当时的禁烟局长）那里找钱维持生活。从阎佩书那里得知有一个同志住在上海某旅馆，可以经过他找到刘子华再找到中央。高原即去上海，但到上海后那人已不在。7月间，高原由上海回家后与在河南的南汉宸及在鹿钟麟部工作的贾晓东、谢祥荫（谢甫生）同志等取得联系，再到河南找党的组织。居家两月余，由于高原曾到城里见到过去的同学，谈过苏联情形，被国民党探知并密报于西北军政治部，于是高原和他的父亲都被西北军吉鸿昌部政治部公安局捕去。该部在检查邮件时发现了高原在上海买的左倾文艺书籍，他除说明去苏联是冯玉祥派的，很随意地讲了图书是朋友送的外，并电告贾晓东转托鹿钟麟来证明他在西北军的历史及去苏联参观等事，被押20多天后释放。

1928年秋冬间，高原在家与南汉宸通信后，到开封与河南省委接上联系，河南省委派他到信阳县政府当科长，当时信阳县长为南汉宸。他利用职业及驻信阳鹿钟麟的关系做营救工作，设法保释了信阳罗山被捕的同志数人以及正阳县委书记1人。

1929年6、7月间，南汉宸调河南民政厅任秘书主任，高原到该厅任吏治视察员。在此职业掩护下，他担任了河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负责往各县党的机关输送文件和宣传品。

1930年1月至9月，高原先后任开封市反帝大同盟及青年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南省委驻开封军事特派员、开封市士兵运动委员会书记兼河南省军委参谋长等职。

1930年10月，万选才军前方暴动时被察觉，军部稽查员毕伯亮受牵连被捕。毕伯亮认识高原，把高原供出。但他不知道高原所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秘密，无物证也无其他人证及具体事证，高原被押在警备司令部。高原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不忘为党工作。他借刘平（高原爱人的妹妹）送饭的机会，传递了很多情报。这时，党组织派南汉宸和谢祥荫想方设法营救高原，同时，高原的爱人刘佩侠也委托鹿钟麟的秘书长王孝胥转托代理主席李筱兰，令警备司令部将全案移送河南高等法院。那时正值阎冯反蒋打了败仗准备撤退，万选才即归冯玉祥、鹿钟麟指挥。阎冯军退走后，新任法院院长孟照侗原任信阳地方法院院长时，与高原有朋友交情，刘佩侠托以“并无笔录供词证物”，并根据高原反诉“该军军法官在撤退前敲诈不遂，诬加罪名”之理由，由院长指定公用律师辩护，经数次审讯后“宣告无罪”。高原被关押了6个月之后获释出狱。

1931年4月，高原在开封出狱后，赴西安找南汉宸，并设法接上组织关系。那时，杨虎城当主席，南汉宸任省府秘书长。后由谢甫生介绍，同意他到白河当县长，给组织做筹款、掩护等工作。高原为党筹措经费，搜集情报，并给予过往的同志以路费和关照。9、10月间，因制止并没收白河商会私发的流通券和扣押商会委员，与当地奸商及土军阀发生冲突，高原被调到沔县。

这一时期，南汉宸从事我党地下工作，不畏险难，千方百计地多次营救和掩护过我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为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了工作，还在经济上给予了必要的资助，保护了党的力量。他巧妙地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矛盾，采取多种形式，发动学生和社会团体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给反动势力以坚决打击。因南汉宸在杨虎城那里起到的政治作用太突出，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引起南京政府的注意。蒋介石将南汉宸视为“最危险的人物”。1932年秋天，蒋介石派大特务胡逸民来到西安，找到南汉宸当面提出：或接受“任命状”，到南京政府任立法院委员之职，或接受南京政府的“通缉令”。南汉宸毅然对胡逸民说：“我愿意接受‘通缉令’！”不久，南汉宸在党组织的同意和杨虎城将军的掩护下，被迫秘密流亡日本。

以南汉宸为首，利用杨虎城的掩护进行或明或暗的反国民党活动的人，一向是被注意的。1932年秋冬间，因“征办军粮不力”等，高原被38师旅长赵寿山撤职扣押后，被38师参谋长朱亚英、南郑中学彭某（均为西北干校同学）及南郑县长韩兆鹗等活动保外候讯。1932年春，吕雪影（吕紫英）到汉中，找高原介绍一些关系，给红四方面军遗留在陕南打埋伏受伤的干部、战士募捐。高原提供了一些关系。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军政界都知道高原是“南汉宸的人”，为避免再次被传讯，以至发展到政治问题上的危险，高原于1933年春夏间转移到济南，与南汉宸通讯，南汉宸由日本来信叫他等消息。

1933年秋，南汉宸偕夫人王友兰离日返国。一到天津，他便把多年在一起工作并共策前进的亲密战友高原、刘贯一和张道吾3同志召集到天津，听取他们汇报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党的领导下，积蓄力量，开展活动，为抗日高潮的到来作好充分准备。1934年春，南汉宸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后，指定高原在济南利用韩复榘部的社会关系（同学）做情报工作。1934年秋，南汉宸要高原到天津参加吉鸿昌与任应歧等反蒋工作，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即南汉宸赴上海与组织讨论计划期间，吉鸿昌、任应歧在天津被蒋特刺伤。南汉宸即留在上海未回，高原到北平避居南汉宸家中2个多月后，南汉宸来信约他前往上海。

1934年底，高原来到上海，恢复了组织关系。1935年至1939年底的5年中，高原在“中央特科”工作。1935年高原在王学文领导下搞情报工作。1935年11月，“特科”领导人邱吉夫被特务绑架，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部分破坏。1936年4月间，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代表党中央领导各界救国会和开展白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领导“特科”工作。“特科”由徐强（老金）具体负责，高原是重要骨干。高原负责的范围除上海、北京、四川、云南、两广、南京等地的部分情报工作外，还有国外情报。当时高原收集到不少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日寇对华侵略的计划和部署等，同时通过《立报》以及与我有关系的报纸，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以利于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抗日战争暴发后，高原曾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外围的群众组织“华东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在上海、崇明、昆山、吴江、青浦、浦东、无锡、苏州、启东、海门、扬州等地发展了一些抗日情报组织，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并派人打入或争取当时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中间势力的游击队。其中主要的如昆山崇明的游击队，青浦的顾复生部，江阴西石桥一带的梅光迪、朱松寿部，无锡一带的邓本殷部，太湖一带的程乃军部（后来编入新四军）。1939年初，汪精卫、陈公博投降了日本，为了弄清他们之间的罪恶勾当，高原领导管易文和刘屏窃听敌人电话，时刻掌握汪精卫、陈公博与日本人的联系。高原对工作非常认真严肃，他经常提醒同志们注意安全，有时让他们一夜换两、三个地方，所去的地方都是高原亲自安排的。所以，尽管他们天天搞敌人的情报，敌人却没有摸清他们的活动规律和住址。高原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工作成绩显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0年3月至6月，高原来到新四军参谋训练队学习。7月至11月，他到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工作。期间办过保卫工作人员训练班两期，编写了一些锄奸教育材料，还当过军法处支部书记。12月间，新四军准备撤退前，派高原随先遣第二梯队调江北，两个月后来到盐城。

1941年2月，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高原任军法处第四科科长，负责内勤及教育材料工作，后调任盐阜区党委任敌工科长。1942年夏秋间，军、三师、各旅和区党委的各敌工部门合组为敌伪军工作委员会，高原任该会委员兼调查研究科长及总支书记。12月间，军部移淮南实行精兵简政和领导一元化后，盐阜区党委改为盐阜地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改归盐阜地委领导，高原任主任委员。

1943年3、4月间，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改为盐阜地委敌工部，高原任部长。他工作勤勤恳恳，组织纪律性强，为人正直，关心爱护同志。县里敌工部门工作人员，遇到问题、困难来请示时，高原与他们一起商量，想办法处理，及时作出答复。对任何事情，他都考虑周到，交待清楚，下级干部执行任务目的都很明确，信心足，积极性高，提高了下级干部的工作能力；任务完成后，高原总是及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表扬成绩，指出不足，把功劳记在下级干部身上。高原的爱人刘佩侠有时来敌工部给高原做点好吃的，高原总是把大家找来一块吃，从不以领导自居。

1944年春，中央指示加强敌工部领导。向明找高原谈话，准备调薛尚实（阜东县委书记）来任副部长，高原仍任部长。高原表示，要支持新来的干部工作，应让薛尚实当部长，向明代表组织同意了高原的请求。高原同志的高姿态，给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受到大家的赞扬。向明专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讲了这个情况，大家称赞高原谦虚礼让，为人表率。高原虽任副部长，威信却更高了。

1945年12月，高原调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处副处长兼第一科长。1946年2月，任辽东省委安东分委委员兼情报部长；7月间，辽东省委与安东分委合并后，高原任辽东省委情报部长；9月底，安东失守后，机关移驻北朝鲜新义州，高原兼任撤到该地的辽东各后方机关的总支书记，并领导华侨委员会的工作。1947年，辽东省委取消，成立辽东分局，7月间，辽东军区情报处与辽东省委情报部合并，改为辽东分局情报处，高原任处长。1949年8月，高原调山东分局，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第一处处长兼训练班主任。1954年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高原始终在党的第一线工作，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虽然有暂时与党失去联系，但是思想上从没有离开过党。他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始终坚定如一，不屈不挠地为党工作。在敌人的监狱中，他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为自己的坚定信仰而战斗的高贵品质和奋斗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他学习努力，积极调查研究，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当中去。高原由于长期工作过度疲劳，生活艰苦，特别是受到过敌人的监狱摧残，身体极度不好，早在40年代他就患上了心脏病。到山东工作后，病情更加严重，组织想尽一切办法为其治病，但终因病情过重不幸于1961年1月9日病逝，享年56岁，后被山东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