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贵（又名希贵），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淄博矿区早期党和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山东省委工运特派员。他对党忠贞不渝，无私无畏，为淄博党的创建、发展，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车锡贵，一八九八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演礼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家有两间草房，三亩山坡地。父亲车继常，勤劳朴实，农忙种地，农闲下煤窑，以维持全家人生活。车锡贵十岁时，父母节衣缩食，供他在私塾就读。越年，父亲病逝，家境更加贫困，因而辍学。母亲、姐姐和锡贵，一家三口衣食无着。为了生存，母亲便领着他姐弟俩到淄川煤矿东边矿工聚居的梁家庄，靠给独身工人摊煎饼、做饭谋生。才十二岁的锡贵也被迫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到淄川煤矿下煤窑当了筐头（拉煤工）。德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淄川煤矿，劳动条件恶劣，井下潮湿、阴暗，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童工的境遇更加悲惨。德国监工经常对锡贵他们挥动着木棍叫骂：“小筐头，猪罗（笨猪的意思），快快干！”稍有怠慢就是一顿毒打。锡贵天天拖着沉重的煤筐，在昏暗的井下，吃力地一步一步地爬行……每当他把微薄的工钱交给妈妈时，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下来。童年的坎坷境遇，深深地刺伤了锡贵稚嫩的心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德国在淄川煤矿的特权，接管了鲁大公司。锡贵又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淄川煤矿干活，先是当管头，后来又先后干过镢头（采煤工）、石匠（掘进工）和铁路木工。日本帝国主义对矿工的统治、压迫更加残酷。锡贵也只得忍气吞声，以挣得微薄的工钱维持家庭生活。

苦难的生涯磨练着锡贵的性格。他为人诚实直爽，见义勇为，憎恨权贵，敢于抗争。工友们哪家有了困难，缺吃少穿，他宁肯自己挨饿，也要解囊相助。遇到日本监工、把头打骂小筐头时，他经常和工友们去找把头说理，使许多童工免遭殴打。因此，工友们都十分敬重他。因锡贵在叔兄弟间排行第七，所以大家都亲昵地叫他“车七哥”。

自从山东党组织建立后，淄博煤矿一直是建党和开展职工运动的工作重点。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党的领导下，淄川煤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车锡贵积极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俱乐部买了锣鼓乐器，利用吹拉弹唱的方式团结工友，联络感情。山东省委曾多次派人到俱乐部，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述革命道理，引导工人团结起来，为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党的教育使车锡贵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一九二六年三月，车锡贵积极参加了反对鲁大公司裁减工人的“失业团斗争”，并迫使公司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更加体会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山东党组织派往淄博矿区开展革命活动的刘俊才（刘子久）、朱霄、李子珍等人，曾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他们进行工作；还仔细倾听和传播他们讲述的革命道理，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送给的《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从此，他全心致力于淄博煤矿区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工人运动。最初，和他在一个党小组的有张德水、田发清、魏怀明等五人。在日本宪兵、反动军警、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和张德水领导全组同志坚持开展党的活动。晚间经常在矿区东部山区的墓地里、丛林中开会、学习，车锡贵用电石灯照明，把宣传要点写在墓碑上，一字一句地教给大家；还共同研究联络工友、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矿区党组织指示要积极发展工人组织。车锡贵就联络了李先忠等七、八个工友成立了工会小组。每周组织大家在他家开会学习，开会时在桌子上摆上象棋、纸牌，以娱乐谈天为掩护，向工友们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工友们说：矿山是我们工友开发的，别看鲁大公司那些日本董事、包工柜头子有权有势，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公司就成了咱们工人的了。我们要组织起来和日本董事、军阀官僚斗争。不久，工会小组发展到十六、七人，并发展孙成义，李成孝、李先忠等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丁君羊、张洛书、李英杰（李敬铨）等到矿区开展建党和工运工作。车锡贵运用他熟悉矿区情况，在工友中有威望的有利条件，带领他们躲过敌人监视，深入工棚和矿工家庭，发动群众，发展党和工会组织。他们经常集会，分析斗争形势和工人的政治、生活状况，指导矿区工运的发展。车锡贵在李英杰等人的帮助下，成长为淄博矿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一九二八年，作为淄博党的负责人之一的车锡贵，根据省委“认真开始做职工运动，提出群众的经济要求”的指示，他们夜以继日地深入淄川煤矿所属的八行井、十行井、华坞、南旺、十里庄、石谷等矿井，和工人促膝交谈，揭露中、日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恶，唤起工友们的阶级觉悟。经过艰苦的工作，在各矿井口秘密成立起工会组织，二十人一小组，一百人一大组，并选出组长作为开展斗争的骨干，为正式建立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同年一月，矿区党组织为了把工运斗争引向深入，发动矿工开展经济斗争。经过缜密的组织发动，车锡贵和他的战友们于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在淄川煤矿北部沈马庄的龙王庙召开了两次工人积极分子大会，每次到会代表一百余人。会上散发了《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的传单，车锡贵还以亲身经历痛述了在德、日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矿工的悲惨境遇。会后，他们还带领工人，举着工人联合会的大旗，在矿区游行示威。群众情绪很高，斗争意志也很坚决。

此后，车锡贵、张德水又进一步地开展成立工会的准备工作。四月，在洪山镇余盛街成立了“淄川煤矿工会”，车锡贵任宣传委员；各矿井都成立了工会支部，工会会员共有千余名。

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对工人运动的兴起十分惊恐。不久，便勾结淄川县反动政府、地方工商会长、民团到工会捣乱，以要房子为名企图封闭工会。车锡贵紧密团结工友，日夜守候在工会，保卫着工会，保卫工人阶级利益；并义正辞严地痛斥了商会、民团头目，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济南“五·三”惨案后，淄川县政府又派人员到工会，以“避免引起国际争端”为借口，逼令停止活动。面对敌人的种种挑衅，车锡贵、张德水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洪山镇余盛街工会门前，站在方桌上轮流演讲，揭露反动政府破坏工会组织的阴谋，号召工友们“团结起来，保卫工会；敌人再要破坏，我们就举行罢工”。

六月中旬，中、日反动当局继续强逼解散工会，同时又传出鲁大公司要裁减工人的消息，于是矿工们纷纷要求罢工反抗。车锡贵和李英杰等人随即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抓紧时机，领导工人开展“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六月二十二日，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举行罢工。下午，立即召开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工会积极分子会议，选出车锡贵、蒲文全、王聿信三人为工人代表，负责组织罢工斗争。他们连夜到各井口串联发动群众，统一行动，让每个工会支部选出三名代表，成立罢工组织委员会；他们还和李英杰等一起草拟了罢工宣言，提出罢工条件，并印制了传单标语。六月二十五日，淄川炭矿四千名工人一齐罢工，当班的七百多工人到马家庄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车锡贵在会上讲演，要求鲁大公司答复罢工条件，取消包工制，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鲁大公司中、日资本家竟勾结日本驻淄博领事机构，调派日军松田中队，包围了南庙，企图冲进会场。逮捕罢工领导人。面对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车锡贵、李成孝等毫不畏惧，立即带领工人纠察队，和敌人展开搏斗，夺取了日军一挺机枪、两支步枪，使日军未能冲进会场，保证了罢工领导人的安全，并坚持了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显示了淄博矿工的坚强团结和无畏的战斗精神。

中、日资本家气急败坏，逮捕了车锡贵等九名罢工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为了追查罢工策划者和“赤化党分子”，遂派日本外务省驻淄博领事机构的巡查官丸尾之治、佐藤吉重，对车锡贵等进行轮番刑讯。面对狡猾的日本特务，为了保卫党的机密，车锡贵与被捕的工友一道，与日本特务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在狱中，他对被捕的党员王聿信、张绵祥说：“国民党势力刚刚侵入淄川，县长陈学海才上任，日本人对他还有怀疑，这证明我们党的组织还没有暴露。不管日本人采取什么手段，我们决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丸尾、佐藤对车锡贵的审讯特别严厉，他们问道：“你不安分做工，为什么领头闹工潮？”

车锡贵慷慨陈述了日本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行和矿工们的穷困境遇。他说：“我们在公司里工作十多年，为公司出力卖命，工钱一直得不到提高，工人哪个不拖老带小，难得温饱。工友们推举我为代表，就是为了要求提高几个工钱。工人要吃顿饱饭是顺情合理的要求。”

“你们谁是赤化党？谁是幕后策划者？”丸尾追问道。“我不知道什么是赤化党！罢工是全体工友的一致意见，没有什么人策划。”

在敌人的刑讯、胁迫和利诱下，车锡贵始终忠贞不渝，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的阴谋失败，车锡贵在工友们坚决抗议和营救下，获释出狱。

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车锡贵表现了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一九二八年春，其妻生了一个男孩。这时正是淄博煤矿工运迅速发展的紧要时刻，车锡贵废寝忘食，日夜奔走，发动群众，组织新的斗争。孩子得了重病，他没时间回家照顾，致使不满周岁的儿子夭折。七月九日，车锡贵获释后回到家中，妻子见到他时悲痛万分。但是，罢工后敌人对矿区的统治更加严厉，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为了党的事业，车锡贵第二天凌晨就离开了妻子，与张德水、蒲文全取得联系，共商恢复工会组织继续进行斗争的计划。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侵入山东，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反动政府，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国民党军警、密探和汉奸遍布矿区，形势十分险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车锡贵的母亲、妻子凑借了几个本钱，给他置办了一些针线当起“货郎”来，他便以卖针线、杂货的“货郎”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在矿区附近农村，串联党员和工运积极分子，并恢复党的组织。但是，由于混入中共山东省委的王复元、王用章和矿区党员孟传扬（又名孟俊生）相继叛变，淄博矿区党组织被出卖，斗争更加困难。这期间，车锡贵曾受矿区党组织的委托，历尽艰难，先后到济南、上海寻找党组织，以便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继续开展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各地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一天，车锡贵在淄川县小吊桥村被国民党密探盯梢逮捕，关押在淄川监狱。淄川县县长台文静亲自审讯，逼他供出矿区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的下落，并要他承认“图谋不轨”，写出“悔过书”。车锡贵坚贞不屈，毅然拒绝。

一九二九年七月，车锡贵、商连臣等七名共产党人，被押送到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车锡贵又遭受了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强不屈，保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一九三一年四月初，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又将车锡贵以“图谋颠覆国民政府、阴谋暴动”的罪名判处死刑。四月五日凌晨，车锡贵和邓恩铭、刘谦初、纪子瑞等共二十二名共产党人同时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车锡贵时年三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