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的早年岁月和他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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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依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生前极为低调,以寡言著称,一生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显赫的姚氏大家族
 
  姚依林的祖籍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2007年与刘街乡合并)刘街村,祖辈是个大家族,甚至在民国初年还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北洋政府显耀一时。姚依林的父辈兄弟6个,比较著名的就有4人。
 
  姚绍枝,排行老二,是姚依林的二伯父。曾担任江苏省武进县知事。五四运动期间,曾因学生运动,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在武进县有过激烈的斗争。后移居上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
 
  姚捷勋,排行老四,是姚依林的父亲。清末,任江苏候补道。民国时,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顺天督捕局总办、京兆巡防营务处处长,1913年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后调任广东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因响应孙中山革命,在粤护法有功,荣膺陆军中将军衔。1917年病故,时年36岁。
 
  姚国桢,排行老五,属段祺瑞派安福系,是当年皖系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先后担任交通传习所(现北京交通大学)所长、交通次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北洋军阀垮台后,到天津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1942年去世。
 
  姚震,排行老六,亦属段祺瑞派安福系人物,是姚氏大家族成员中在民国时期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学士,曾在日本司法省及裁判所实习。宣统二年(1910年)归国,授法科进士,任法部员外郎、大理院推事。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政府大理院第一庭庭长兼司法会议成员。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兼高等捕获审检厅厅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临时法制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北洋军阀垮台后和姚国桢一起到天津做了寓公。1935年病故。
  爱国学生
 
  姚依林于1917年9月6日出生在香港,因其出生于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被取名为“威廉”。又由于姚依林是家庭中的“克”字辈,母亲又给他取名“克广”。“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姚依林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后,因为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所以同学们都不称其名,直呼其“姚胖子”。据姚依林晚年回忆说,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俗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给每个人发津贴时要有名字,他想起在上海时曾借给他进步书籍的人叫薏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终生。
 
  在姚依林3个月大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蔡亦民后来带着姚依林和姚依林的姐姐姚锦新投奔当时担任江苏省武进县知事的二伯父。在这里,姚家孤儿寡母得到了悉心照顾。姚依林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明,在洋学堂教过外文,她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就带着姚依林和姚锦新来到上海读书。姚母用丈夫的抚恤金,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房租和教学工资抚养一双儿女,过着节俭的生活。
 
  姚依林出生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时代。随着北洋军阀的垮台,姚氏大家族也在不断走向没落衰退。
 
  姚依林青少年时期是在上海度过的,没有和大家族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中学时,他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怀不满。从那时起,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并积极走上街头,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直到1934年他才离开上海,前往北平考入清华大学,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1934年秋天,姚依林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不久,他认识了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1935年,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此后,他经常将“武卫会”的传单刻印后,在校内外秘密散发和张贴。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武卫会”组织发起筹建了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11月,在此基础上,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简称北平学联),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北平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务。姚依林担任学联秘书长,并于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响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在这一紧急时刻,得到消息的北平学联党团组织果断决定,在12月9日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学生请愿游行。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随后,他们又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到工农中去,到民众中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组北平学联党团组织,姚依林任党团书记。
1936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上级党组织安排姚依林到天津工作。到天津后,他先在北方局的党刊《长城》担任编辑,不久,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1937年6月,主持天津市委工作。7月,任天津市委书记。9月,姚依林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在此期间,为了掩护身份,同时也为了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他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
 
  当时的天津市内有许多块外国租界地,很多北洋政府官僚下野后都在天津租界寓居。姚依林的叔伯六兄弟中除了二伯姚绍枝寓居上海、五叔姚国桢寓居天津,其他四位都已去世。整个家族由姚国桢在支撑,他的公馆在法租界32号路,当时姚家的多房遗孀遗孤都住在这里。此时在天津工作的姚依林经常随母亲到姚公馆,五叔家对他来说,是个极好的掩护。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引导身边亲戚,利用机会为党工作。他多次同弟妹们谈心,谈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讲社会发展史。叔伯兄弟姚克祜和姚克荫最早受他的思想影响,先后参加革命工作。姚克祜后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姚克荫曾担任燕京大学中共秘密支部书记,解放后从事外贸工作及翻译工作。
 
  在利用大家族关系掩护做好秘密工作的同时,姚依林也积极发挥姚氏大家族相关人士的作用。姚依林五婶的妹夫王若僖是国民党要员朱家骅在德国留学的同窗,属于国民党CC派,当时任天津电话局长,他们夫妻经常到姚公馆打麻将。当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成立时,姚依林积极推举王若僖担任负责人,这样便于蒋介石承认,给委任状,下拨经费。由于自卫会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大大便利了我党通过自卫会与各党各派各军的联络,推动了各党派、各阶层的人民和军队联合抗日。王若僖还同意联合发动冀东游击战争,并成立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李楚离、朱其文、李运昌等许多共产党员都渗透进去,为发动冀东大暴动提供了便利。此外,姚依林还利用姚国桢担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的身份,介绍朋友朱欣陶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担任秘书,后任警务科长、昌平县长。朱欣陶为冀东大暴动提供了不少情报,对冀东武装暴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9月,姚依林告别天津,也告别了姚氏大家族,奔赴冀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冀东大暴动后,他正式参加八路军,进入抗日根据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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