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瞿秋白下台留在苏区 被捕牺牲始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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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下台和留在苏区
 
  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父亲和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米夫和王明去了说:瞿秋白搞调和主义,对“立三路线”采取投降态度。此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他在幕后支持王明搞宗派夺权计划。当时矛头对准了我父亲,要把我父亲打下来。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抬出了王明,撤销了父亲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继续担任总书记。
 
  王明一开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搞宗派活动,排斥很多老同志,打击正派的人,陆定一、邓中夏等这些人都反对宗派活动。他们闹得非常厉害。他们诬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政治组织,有几个浙江人一起来反对支部,实际上完全是捏造,不过是他们几个浙江人一起吃饭而已。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父亲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
 
  我的三叔景白是中山大学学生,是父亲带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在这场斗争期间,一气之下,他把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父亲和李立三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据说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当时连毛泽东都想被留下来。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给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但是被拒绝。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陈毅看见我父亲还在,就很诧异,问他怎么还不走,陈毅说,“我的马比你的马好,你赶紧骑上去追上队伍”。父亲说,“我要留下来的。”陈毅说,“怎么要留下来了?”父亲说,“领导决定的,要我留下来。”陈毅觉得很不公平,但也没办法。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父亲被捕与就义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继续派重兵“围剿”苏区,留守的父亲在突围转移中被俘。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父亲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父亲、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邓子恢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走吧,我在这里不会被发现的”。在半山灌木丛中,父亲被敌人逮捕。敌人发现父亲携带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有驳壳枪,认为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上的优待。所谓优待就是给了他稍微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同情、敬佩我父亲,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被他保留下来。
 
  宋希濂说,他还在长沙中学读书时就读过瞿先生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他说:“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后来,我和女儿去见过宋希濂。
 
  宋希濂告诉我“你爸爸面对劝降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劝过他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瞿先生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是他的学生,以前看过他的文章,作为我个人,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你的父亲。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
 
  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学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当宋希濂对父亲说,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父亲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
 
  他们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何必讲这些呢?”他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他们又用亲属打动他:“你为了亲属也要活吧?”
 
  父亲说:“我的爱人杨之华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做,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究竟怎么处置瞿秋白,说枪毙不枪毙,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像他这样的才华实在难得,所以不应该枪毙。瞿秋白同志的牺牲,确实很可惜。鲁迅先生曾说过,像瞿秋白那样才华横溢、懂得中文和俄文的,中国不多见。
 
  父亲从二十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戴季陶曾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蒋介石发密令给龙溪绥署蒋鼎文,要求就地枪决瞿秋白,照相呈验。因为如果送到南京去,怕在路上被劫持了。实际上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让他活很长时间,不会放过他的,肯定要枪毙,但是他对死很坦然。
 
  1935年6月18号要枪毙父亲,6月17号通知了他。真正要枪毙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时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很坦然地走到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个亭子,他站在那里照相,然后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很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国际歌就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翻译的,翻译的时候他一边弹风琴一边翻译。国际歌里其中有一句是比较难翻译的,国际的中文发音非常之短,配不上外文的,尤其是唱歌的时候很不方便,他就自己创造了新的翻译,这样子唱起来就很好,他一边弹一边唱,这样翻出来就很合适了。
 
  父亲赴刑场很坦然,看不出是去就义,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还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
 
  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后面有一座山,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说:“此地甚好。”
 
  宋希濂告诉我说:“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都特别感动,因为都知道他是谁,这么牺牲觉得很可惜,但是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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