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

这一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左”倾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1929年2月中旬，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上述文件。他深感自己处境危险，加上他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擅离部队，潜回到井冈山，躲在王佐家中。王佐没有因为与袁文才是拜把兄弟而失去原则。他如实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肯定了他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同时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宁冈县委给袁文才口头警告处分，并让他继续出来工作，并担任宁冈县委常委。此后，袁文才同王佐一起在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继续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当时在湘赣边界，土籍与客籍的积怨也影响到党内。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再加上他们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早已入党并为党做出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然当作土匪，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6军第3纵队，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罗列袁、王所谓受编不受调，袁文才开小差及勾结罗克绍破坏苏维埃等“罪名”。袁文才听后一一驳斥了彭清泉的诬陷，彭清泉和王佐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彭清泉和边界特委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于是一面大摆宴席，稳住袁、王，一面派人到距永新30里的红5军驻地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红5军立即派部队来永新“解决”袁、王。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派第4纵队直奔永新，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急忙朝东门外突围，但禾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才作出平反决定，追认袁文才、王佐为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接见了袁文才、王佐的妻子，表达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怀念之情。但此事长期鲜为人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