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革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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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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