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王根英父亲陈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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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知非 1929年生于上海,1933年母亲王根英被捕后,随外婆、舅舅一家生活。由于家境贫困,童年时当过报童,后又进入工厂做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陈赓把他接到身边,他得知母亲已于1939年牺牲。以后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1952年毕业后先后在长春一汽、航天部等工作,所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在行业内处一流水平,退休时为教授级高工。
 
  2006年是我的母亲王根英烈士诞辰100周年。我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革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领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
 
  由贫苦童工成长为工人领袖
 
  1906年,母亲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8岁那年,幼小的母亲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纱厂当了童工。当时纱厂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对工人很苛刻。母亲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12小时,年复一年,在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23年,是上海的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母亲所在的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母亲和不少小姐妹都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很快,通过党员老师们的讲解,母亲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母亲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领导的母亲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母亲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并取得胜利,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很快,母亲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1925年,上海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老厂的7500多名工人在母亲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推进,母亲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母亲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母亲煅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
 
  父母在黄浦江边相识相知相爱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阶段,父亲陈赓就与母亲有过结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父亲对母亲十分欣赏和喜爱,他曾大胆地表示对母亲的好感,还几次到外祖父一家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亲属。听与父亲共事的叔叔们说,聪明过人的父亲,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父亲用上海话拉家常,我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很喜欢他。但母亲当时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所以没有回应父亲的热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陈赓与母亲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24岁的父亲与21岁的母亲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父亲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性格率真的父亲,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母亲。未曾想个性倔强的母亲不习惯这样的示爱方式,觉得陈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让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她顺手就把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立即成为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父亲毫不退缩,马上又写去第二张,母亲又将他的第二张字条贴上了墙!父亲马上又写去第三张……周恩来伯伯知道后,批评了父亲,说他求爱不讲策略。最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亲自出面找母亲谈话,母亲终于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父母亲就在武汉结婚并甜甜蜜蜜共同生活了几天,两人把从相识以来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从此成为情深意重的好战友、好夫妻。
 
  在白色恐怖下坚守党的情报工作岗位
 
  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新婚后不久,父亲就与母亲分别,跟随周恩来伯伯去了江西,筹措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中,父亲于8月24日的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汕头、香港到上海。当见到了拖着重伤之躯的丈夫,母亲喜极而泣。
 
  她将父亲安排住在家里尽心照料,并马上帮助父亲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知道陈赓伤势严重,就安排他住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数月后,父亲多处骨折的腿长好了,真是一个奇迹!
 
  此后,父母亲就此在上海住在一起,母亲还带来年幼的姨妈王旋梅、舅舅王鑫昌,四人组成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父亲开展情报工作。
 
  1929年,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据说初为人父的陈赓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知”字辈,父亲为我起名“知非”。
 
  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父母亲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搬家达5次之多。在此期间,自幼出生在上海滩、熟悉情况、人脉颇旺的母亲,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她选择的住房,均有三四个以上的出口,以便危急时脱身。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有一天我跑到街上去玩,见巡逻的红头阿三(租界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很神气,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压在枕下的枪,就不由上去说道:“我阿爸也有枪!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印度巡捕一听,马上盯住了我,并紧跟到了家门口。恰巧母亲出来找我,巡捕就问她:“你家有枪吗?”母亲马上知道是我说漏了嘴,她镇定地回应说:“是有枝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看见母亲一身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父亲与顾的工作关系密切。因此,周恩来伯伯让父亲隐避起来,不久又让父亲去天津工作。1931年9月,父亲装作一个病人,带全家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回到上海。不久,父亲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母亲带着我留在沪东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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