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闇公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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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重庆市工人、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三月二十四日炮击南京事件和反对军阀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以川滇铁路作抵,密订卖国条约,决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作群众示威运动,于是封建军阀刘湘便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集中指挥下,向集会群众来一个最野蛮残酷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在四川已经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了。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到四川以后,他一直做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
 
  当时党在重庆是一个支部,由杨闇公同志主持负责①[这时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即省委)早巳成立,杨闇公同志任书记。],同在这个支部的人有冉钧、周贡植和我。
 
  当时四川的进步组织是:一九二四年在成都有S.Y,有傅双无等人参加;在川南沪州(川南师范)有挥代英等同志建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刘愿安同志也在沪州。
 
  杨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川来,奉党的指示争取大家团结,同时曾润伯同志(合江人)、李剑同志(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吴玉章同志在外面联系,有时回川指导工作。
 
  当时搞群众运动的情况:先搞工会工作,由闇公同志负责,农会由周贡植同志负责,学生运动由童庸生同志负责,冉钧搞组织工作。
 
  搞农运工作首先就从菜园坝搞起来。我把成都刀子巷的房子卖了,在菜园坝买了一个住房。国共合作方面:组织莲花池省党部(即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李筱亭同志等任委员,闇公同志参加领导。
 
  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重庆成立总土地省党部,与莲花池省党部对立非常厉害,主持人是宋绍曾。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前蒋介石派杨引之、戴弁等反动分子到重庆与军阀刘湘勾结。右派分子卢锡卿也常往重庆游说刘湘。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最反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性重一些。刘湘野心很大,想统一四川,害怕赤化,所以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内心恨之入骨,但迫于当时革命高潮形势,又不能不虚与周旋,实则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来与莲花池省党部作对抗。而我们当时一方面搞统一团结工作,只要你赞成拥护北伐和三大政策;一方面搞群众运动。闇公同志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当时刘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有群众,所以刘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熊晓岩写信给我说:(熊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四川当局搞的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你们搞的基层工作(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收效恐怕要来得慢一点。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首先在广东等地实行屠杀政策,对军阀刘湘的影响很大,与刘反动本质恰相结合,这就种下了“三·三一”惨案的祸根。祸首有刘湘、蓝文彬、王方舟、申文英、曹燮阳(团阀)以及杨引之、宋绍曾、卢锡卿等人。
 
  “三·三一”惨案发生,当时我是在沪州知道的。一九二五年闇公同志叫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在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我在广东曾与吴老和谭延闿去会蒋介石)。
 
  邓演达曾经向闇公同志说: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我们认为四川形势可能与北方接近一些,冯玉祥方面有刘哲、徐谦、李鸣钟等在工作。我受国民党的特派,回四川搞军事工作。四川党委组织军委,由杨闇公、朱德、我三人组成。由闇公同志任书记。同时党派有欧阳钦同志回川工作。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沪州起义--互相策应。
 
  当时决定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政治部主任,因杨在云南时,朱总曾经救过他。
 
  我到重庆组织起义;任总指挥。当时李大钊同志派陈毅同志回川工作来了。向时俊部内有一个蒋一木,还有曾与我当过兵的帅功安,为了工作,我曾介绍与玉章同志。
 
  我到万县会见总司令,他说:杨森不听他的话。欧阳钦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说杨哪能交印。这说明军阀的口是心非。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全国各地反动派日益仓皇,害怕革自己的命。我曾向朱总说;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后朱即离万县赴武汉。
  我们为配合策应北伐进军,所以认为四川在军事方面应有所行动。当时我们的实力共有六个旅,计划编为六个师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六个旅有:在顺庆方面的三个旅(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在沪州方面的三个旅(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
 
  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沪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在顺庆的打了败仗,退开江。这时闇公到万县与朱总和我开会,命我即刻到沪州。我问闇公怎么走?他说要秘密,我设法掩护你。我说没有路费,他说你自己设法。同时军委布置李蔚如同志到涪陵等地搞团运工作,曾润伯同志在沪州布置地下工作。从沪州突围出来同我一路的有周国干、韩伯诚二人。
 
  总的说来,我们对革命事业当时都非常缺乏经验。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闇公同志牺牲时才二十九岁,他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
 
  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不知重庆二府衙那个住房还在不在?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开到深更半夜。杨老伯(闇公同志的父亲)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啊!我和闇公对老伯说:我们年青人碰到总是喜欢文娱,你请去睡了吧!老伯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闇公同志当时患痔疮流血很厉害。
 
  杨老伯,他是很同情我们搞这些工作的。他的医理很好,经常与玉章同志和其他同志看病,不要钱,还要包捡药。
 
  一九二四年我在成都经常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后来,我入党是闇公介绍的。
 
  我曾经向闇公说:傅双无这个人很坏,闹不团结,不服你,可以找愿安同志去说服他。
 
  我到重庆开会,决定放弃沪州,闇公叫我赶快走。那天我走了一百四十里。刘湘知道了,派人追了一百里。
 
  我在沪州突围出来,在荣县地界碰见对头蓝文彬。他坐在轿子里,戴墨眼镜,我一看见他,马上转弯走山路。他发觉后,立刻派人追赶。没有把我们找到。
 
  回忆重庆“三·三一”惨案,迄今三十余年了,它的性质是反革命派和中国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人民民主势力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大批的革命分子、共产党员、革命人民遭受屠杀。但其结果并没有消灭了人民革命运动,相反的却更加激起了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派的仇恨,更使人民认清了反革命的狰狞面貌,在斗争中更加团结和扩大了革命势力,一直到推翻反动统治为止。革命先烈的鲜血不是白流了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他们将永受人民的敬仰和学习。我们只有更加奋勉,更多更好的为人民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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