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杨至成国外留学落难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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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将杨至成国外留学落难记(一)
    为摆脱困境,杨至成将自己的情况制成简历,找到当地党委机关的一位负责同志
 
  转眼间,杨至成到报社已半年了。这期间,他几次去找谢妙恩,探听回国的事宜,但总是没有消息。
 
  1944年的元旦刚过,谢妙恩找到杨至成谈话说:“莫斯科来电报了,要你返回苏联去,你准备准备走吧!”
 
  这时,来到乌兰巴托的十几个中国人有送新疆的,有返回苏联的,有安排在苏军工作的,几乎都走完了。
 
  谢妙恩与杨至成经过两天的颠簸,坐汽车来到苏联的乌兰乌德时,又接到了莫斯科方面的电报,说战争还未结束,又不让他们回莫斯科了。
 
  于是,谢妙恩出面与当地赤色互助救济会联系,由他们把杨至成接收下来,每月给杨至成发300个卢布 ,供他生活用。
 
  互济会是苏联内务部管辖下的一个公益性的救济性组织,每年的救济金都由上级拨付,主要资助一些兄弟党来苏联学习、治病而无生活来源的同志。
 
  300个卢布,要在平时还勉强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但战争时期,物资困难,住在城市开销又大,杨至成的生活过得很困难。
 
  谢妙恩把杨至成托付给互济会后就离开了。他是回莫斯科,还是回乌兰巴托,杨至成也不太清楚。
 
  一天,内务部门的一位官员找到杨至成说:“住在城市,物价高,生活困难。我们想送你到城外的一个集体农庄去住,那里生产的东西多,生活可能会过得好一些,你看怎么样?”
 
  就这样,杨至成从乌兰乌德互济会的宿舍里搬到市郊的一个集体农庄住了下来。
 
  一天,杨至成的癫痫病又发作了。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痉挛,不省人事。住在他隔壁的邻居发现后,急忙去喊农庄的医生。
 
  农庄卫生所的一位女医生匆匆地赶来了,她又是揪耳朵,又是掐鼻子,经过一番救治,杨至成才慢慢苏醒过来。
 
  为了怕这位中国客人再犯病,农庄主席便找了辆车,把杨至成送回了乌兰乌德市,交给互济会,让他住在这里治病。
 
  过了一段时间,杨至成的病情平稳了,他不想再回集体农庄去。互济会的人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并告诉他,尽量找个工作干,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互济会的经费很困难,不能长期供他吃住。
 
  后来,有人介绍杨至成到一家贸易公司去守夜看仓库。
 
  一天晚上,仓库失盗,一批货物被人偷走了。警察怀疑是杨至成合伙作案。
 
  后来,真正的盗贼查到了,杨至成的冤情方被洗掉。
 
  杨至成不想再看仓库了,要求互济会给他另换个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
 
  冬季,这里的气温降到了零下40多度,杨至成打更守夜,受尽凄苦。不久,他的癫痫病又一次发作,一直折腾了好几个钟头,他才苏醒过来。
 
  应该想个办法,赶快解脱目前的困境。
 
  第二天,杨至成把自己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工作职务,写了个履历表式的简介,请人翻译成俄文,然后找到乌兰乌德市党委机关一个管外事联络的负责同志努斯卡娅,把材料交给了她。
 
  努斯卡娅是位60多岁的女同志。她看了杨至成的材料后,打量着面前这位又矮又瘦的中国同志,才知道他是红军中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她慈祥地笑着问了问杨至成的一些情况,向他表示了歉意。当她得知杨至成是共产国际请来在苏联学习、养病的客人时,对他更加敬重,决定让他搬到一家残疾人疗养院去休养,并答应立即同莫斯科方面联系,让他尽快返回莫斯科。
 
  在努斯卡娅的过问下,杨至成住进了生活条件不错的疗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1945年的元旦。
 
  杨至成掐指一算,他从蒙古来乌兰乌德,又将近一年时间了。他日夜盼望着返回莫斯科。
 
  努斯卡娅很理解杨至成的心情。2月初的一天,她委托疗养院给杨至成买了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并把他送上了火车。
 
  杨至成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莫斯科,可他身上的钱却被偷走了。在关键时刻,他遇上了两位“女菩萨”
 
  火车经过四天多时间的颠簸,终于停在了莫斯科车站。
 
  这时,苏联红军已把德军赶出了国界,战争正在东欧一带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该到哪里去呢?
  杨至成踯躅街头,苦思冥想,却理不出个头绪来。按说他应该回原来学习养病的库契诺去,但他在乌兰乌德时,就听苏联同志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现在那个机关肯定不存在了,也不会再有中国人住在那里了。
 
  但不去那里,又去何处呢?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在那里能找个歇脚吃饭的地方呢。
 
  于是,杨至成便摸索着向库契诺赶去。过去从库契诺来市内看病时,有车送,有人陪,路线方面的事,自己从来不用发愁。现在要他一个人去找库契诺,他真不知该怎么走。问人吧,他又不懂俄语。几年前每周一次的俄语课,学的那些单词早忘光了。
 
  杨至成一边打听,一边摸索。经过多半天的折腾,他总算摸到了库契诺。
 
  但是,这里却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和温馨,一把大铁锁牢牢地锁住了两扇大门。
 
  杨至成感到一瓢凉水迎头浇来。他比划着向附近的一户居民打听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人家只是摇头。
 
  肚子又在“咕咕”叫了,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本来,从乌兰乌德出发前,努斯卡娅给了他一些零用钱,叫他在火车上买面包吃。上车后,他一问,火车上的东西太贵,他舍不得多花钱。所以在坐火车的四天中,杨至成基本上每天只吃一顿饭。他本想到莫斯科以后再好好吃一顿,但下车后忙着找住宿地,吃饭的事又耽误了。
 
  他往兜里一摸,大吃一惊,装在里面的50个卢布没有了。他又仔细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要知道,那是他当时全部的钱财呀!
 
  杨至成回忆起:上午来这里的途中,自己搭过一段公共汽车。当时车上的人很挤,钱肯定是在车上被人偷走了。
 
  饥饿难耐,他双手在身上乱摸。突然,裤兜里的一个什么东西触到了他的神经,他掏出一看:啊,卢布,一个半卢布!这是上午买公共汽车票时,售票员找回的零钱,自己随手装在了右边的裤兜里,与手绢裹在了一起。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那户居民门前,连说带比划,用这一个半卢布,买来一个黑面包,外带一碗土豆片汤。
 
  天色已晚,不能赶路了。杨至成便在那户居民堆放杂物的偏房里住了一宿。天气太冷,他冻得一晚上都没有伸开腿。
 
  第二天天刚亮,杨至成便饿着肚子,向莫斯科市内赶去。他没有钱,不能坐车,只有走路了。
 
  下一步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一边走路,一边在自己的脑海里搜寻着熟悉的或有关的单位的名称:国防部、外交部、联络部……他都否定了,那些机关太大,自己这副模样,人家是不会接待的。那么,还有哪些自己熟悉的单位呢?
 
  他想呀,想呀,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地方:柳克斯!
 
  对,柳克斯!几年前在莫斯科学习时,同志们嘴里经常提起这个地方,他去市里看病时,也常从那里经过,只是没有进去过。
 
  柳克斯是个什么单位呢?它原来是高尔基大街上一个旅馆的名字,后来,共产国际把它租赁过来,作为宿舍用。不少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后,也都居住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及其他一些人如陈潭秋、王明等都在那里居住过。说不定能到那里找到中国同志呢!
 
  中午时分,杨至成赶到了莫斯科市内。这40公里路,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力气。
 
  偌大的莫斯科,柳克斯在哪条路,哪条街,杨至成并不熟悉。问人吧,他不会俄语,问不清。好在“柳克斯”的发音他是知道的,问路时只要一说“柳克斯”,有人便会给他指路。但由于不熟悉路径,他便在莫斯科市内推磨似地打起转转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至成终于找到了柳克斯所在地——高尔基大街10号。
 
  杨至成艰难地迈进传达室的门坎后,往一张破椅子上一坐,便一摊稀泥似地瘫在了那里。
 
  传达室的苏联同志被他弄得莫名其妙。问话吧,他说不清,看样子也没有力气说,但他们看出这是位中国同志,便拿起电话,给住在这里的林利打了个电话。
 
  1994年11月10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对当时的情况回忆说:
 
  那时,共产国际解散了,我们留在苏联的同志归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当时,我同孙维世同志住在柳克斯的一个集体宿舍里。接到传达室的电话后,我下楼一看,原来是杨老太爷——杨至成。当时他整个人瘦得都变了形,满脸灰白,讲话都讲不了,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往下直溜,看样子是虚脱了。我看他没气力说话,就说:“你等着,我给你去拿面包吃!”当时,我们的面包很少,战争期间供应是配给制的,而且得工作才给吃的。我在电台帮助搞翻译,女同志饭量小,宿舍里还留有两个面包。
 
  当我拿着面包赶到传达室时,却找不到杨老太爷的人了。我一想,他刚才昏昏沉沉的,也许没有听清我的话,见我走了,以为不愿接待他,所以他又离开了。
 
  我着急地四处寻找,好一会儿,他才又转回来了,他说他昏倒在了街上,走不动了。我忙扶他坐下,把面包一点点喂在他的嘴里,又倒了些开水让他喝下去,等他有了些力气,才扶他来到我们宿舍。
 
  我拿起电话,向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我们的一个同志,汇报了杨至成同志的情况。这位同志很不错,当即安排杨至成同志在柳克斯住了下来。当时,住在柳克斯的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人一大间房子,他们便安排杨至成同毛岸青住在一起,一切生活问题由联共对外联络部管。杨老太爷住下后,与毛岸青很合得来,杨老太爷还经常帮助毛岸青料理生活,两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为了治好杨至成同志的病,使他的身体很快恢复,我和孙维世两人轮流陪同他去医院看病,给他带路,做翻译。几个月后,杨至成同志的身体便明显地好了起来,脸上气色也红润了……
 
  是的,杨至成很庆幸自己在这里碰到了好人,遇到了两个“女菩萨”。多年以后,他还常常对子女们提起林利、孙维世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杨至成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联系回国,都未成功。当时国内的交通要道都被国民党所控制,抗战一胜利,他们便出动军队,与共产党抢“桃子”吃。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正在向各地发展,党中央从延安和各地派出了大批干部和部队,去开辟东北解放区,希望很快打通与苏联的边境通道。
 
  这样,直到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才同在莫斯科学习的李立三、袁牧之等人,搭乘苏联的一架军用飞机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
 
  一个月后,杨至成就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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