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后，杨至成病得很重。党中央决定挑选一些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到苏联疗养

红军时期，杨至成在作战中几次负伤，身体受到很大损害。长征到延安后，虽然环境稳定了，但医疗条件仍然有限，再加上杨至成工作繁忙，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所以他的身体状况更加不好。高血压、肺结核、癫痫时有发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战争更紧，没有条件养病了，杨至成只得带病坚持工作。

这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从抗大、党校和部队中挑选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时任抗大校务部部长的杨至成被列入了赴苏的人员之列。

１９３８年６月，杨至成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同志，踏上了赴苏的道路。

杨至成等人到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郊区一个叫空措沃的地方。这里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校，是一座别墅式建筑。院内绿草成茵，花木葱茏。门外是一片森林，环境非常优美。离市中心不到４０公里，是一个疗养和学习的好地方。据苏方人员讲，过去这里曾是一个贵族的庄园，十月革命后被收为公有。以后，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了党校。现在，则成了专门接待中国同志的住所。

杨至成住下不久，就发现住在这座别墅里的二十多个人，全都是从中国来的，更确切一点说大多数是从延安来的，不少都是他认识的熟人。如蔡畅、刘英，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李敏，还有毛岸英、毛岸青、马明方、方志纯、贺诚等。在平型关战役后负伤的林彪，在其妻张梅的陪同下，也在这里疗养。

从艰苦的陕北和战乱的环境中来到这充满和平气息和舒适、温馨的大家庭里，杨至成感到了国际友谊和党组织所给予的温暖。在这里，他们每人住有一间房子，房内桌、椅、床具、沙发俱全，还有在延安看不到的电灯，并且可以经常洗个热水澡。

每天晚上，大家都集中到俱乐部里，由翻译同志给大家读当天的报纸，主要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以便让大家了解当前的时事。听完报纸后，每人喝一杯牛奶，就开始就寝了。

开始，杨至成对这种西餐有点儿吃不惯，后来，杨至成习惯了吃西餐，而且越吃越爱吃。由于营养跟上了，他的体质逐渐恢复起来。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伤病。苏联方面对他们很关心，每周专门安排他们去克里姆林医院看一次病。克里姆林医院是莫斯科的高级医院，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一流的，杨至成的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基本上得到了控制。１９３９年春，他们又搬到了一个叫库契诺的庄园式建筑里，这里的环境同样很优雅。

杨至成的性格特点，不知被谁概括成了“杨老太爷”，一下便被人们传开了

住在空措沃和库契诺的这二十几个中国人，除了几个小孩子外，正式参加学习的只有十几名同志。他们打乱地方和部队的界限，编成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陕北来的马明方担任，上面接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领导。

学习班分为两个：一个政治班，一个军事班。地方工作的同志大部分参加政治班学习；部队上来的同志基本上都参加军事班学习。军事教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来的。

杨至成不愿放弃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他便参加了两个班的学习。既然到了苏联，学俄语是少不了的。但由于时间有限，每周只安排一次俄语课。由于基础差、时间短，他们这些“大兵”学得特别吃力，但也特别用劲。苏联教员上课，从头到尾都靠翻译同志翻译。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说：“在莫斯科时，杨老太爷的学习十分刻苦。杨老太爷——这是那时我们对杨至成同志的称呼。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不少他的朋友、同事都这么称呼他。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有多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五六岁，还不如蔡畅、贺诚等同志年龄大。但他这人特别和蔼，忠厚可亲，成天乐哈哈的，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知被谁抓住并概括成了‘杨老太爷’这几字，一下便被人们传开了。”

听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一件事：在杨至成同志保存的照片中，我们发现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送给他的各自照片，在照片的背面，有两人的亲笔题字。

毛岸英的题字是：

亲爱的志（至）诚（成）同志：

决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谨以此留念。

毛岸青的题字，前面为俄文，后面为中文，写的是：

给亲爱的老太爷作永远的纪念，您的小孩子永寿（毛岸青）。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字里行间透露着杨至成与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间浓厚的情谊。

对杨至成来说，他始终把学军事、学后勤放在首位来安排，他通过自己参加红军以来的战斗实际，特别注意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

１９３９年秋，周恩来右臂摔伤后，因延安医疗条件有限，他在邓颖超和义女孙维世的陪同下，来莫斯科治伤，并特地来到库契诺看望他们。他听了杨至成的汇报，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后夸他学得认真，成绩不错，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养病、学习双丰收。临别时，周恩来特地把他与邓颖超的合影照，签上两人的名字后，送给杨至成作留念。

在苏联学习期间，杨至成还走出课堂，参加了一些有益的活动。

出国前，杨至成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务部部长，怎样搞好院校工作，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看到苏联军医卫生学校优美的校舍和良好的设备，杨至成想起延安窑洞里的红军卫生学校，忙对自己的老战友、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说：“老贺，你是我军卫生界的元老，将来回国后一定得建几个像样的军医大学，培养出一批我们自己的专家来。这样，我们有了病，有了伤，也就不用再跑到外国来看了。我主张，在这方面多花一些钱也没关系嘛！”

通过参观，杨至成认识到：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通过院校培养高素质的指挥人才和技术人才必不可少。回国后，他在担任后勤领导工作中，亲自动手办了不少后勤院校，并且先后在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为培养我军的高级人才贡献了力量。

除了参观苏联的军事院校外，杨至成还参观、访问了苏联一些有名的大型工厂和集体农庄，如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列宁国家农场等。他看到了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看到了发展工业生产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

１９４０年下半年的一天，杨至成突然接到党支部的通知，让他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同去的还有林彪和刘亚楼。

到那里以后，他们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亲切接见。

这次，季米特洛夫找几位中国军队同志想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还问了共产国际派给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大家对他的反映。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问题，并邀请杨至成等一批中国同志参加。

李德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后，已于１９３９年回到了苏联，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

一提起李德，杨至成不由得怒火中烧。这个洋顾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造成的损失太大了。长久以来压在杨至成心头的郁闷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德军进犯苏联，杨至成等人被疏散到蒙古乌兰巴托。因供给中断，杨至成等人开始了在异乡的“打工”生活

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军进犯苏联。随着侵略者铁蹄的疾进，苏联大片领土被吞食。不到三个月，战火便烧到了莫斯科城外。

９月份，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前夕，共产国际把中国同志集中到莫斯科，暂住在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组织他们返回中国的事宜。

杨至成和同伴们住下不久，防空警报便不断传来。消息报报社的大楼被炸得墙倒屋塌，成了一片瓦砾。杨至成他们住的旅馆大楼，也被震得玻璃破碎，尘土飞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匆匆见了大家一面，讲了讲当前的战争形势，然后指派苏联的巧尔诺夫少校护送。杨至成等十几个人在林彪的带领下，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到达蒙古的乌兰巴托。他们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到达内蒙的大青山，然后转回延安。过去，从中蒙边界骑上快马，一昼夜即可到达内蒙的大青山游击区。大青山有我党建立的交通站，也有我们的骑兵部队活动，可以护送大家到达我方控制区域。所以，不少人认为安全回到延安不成问题。

但杨至成他们万万没想到，当他们来到乌兰巴托后，这条交通线已遭到破坏，日军封锁了边界，他们无法通过。十几个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被困在了蒙古。

经过与有关方面的紧急联系，一个多月后，林彪坐飞机回国。因为林彪是国民革命军一一五师师长，是公开来苏联养伤的，所以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因为是秘密出国，现在又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设法秘密回国。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刚到蒙古时住在苏联人安排的地方，可时间一长，供应便发生困难，共产国际派来的巧尔诺夫少校也无法管他们的生活了，便决定让他们去自谋生路，可又不能暴露真实身份。

杨至成等人感到很困难，就去找巧尔诺夫少校询问：“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既不懂俄语，更不懂蒙语，一说话就暴露，叫我们怎么保持秘密身份去找工作谋生路？”

少校答应请示上级。过了几天，他回答说：“只能委屈大家了。你们只能对外讲，是被俘的中国国民党军人，现在坐完一年监狱，被放出来了，暂时回不了国，要找饭吃……”

大家一听，感到非常气愤。

但是，细想一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革命，他们只得委屈自己，忍辱负重。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给庄稼锄草；钟赤兵去剧院当卖票人；李天佑和李士英帮人养兔子；周碧泉去造纸厂当临时工；刘亚楼、卢冬生由于俄语水平高，参加了苏联红军；贺诚因为懂医术，去一家医院当了护士。后来，这家医院的内科主任发现贺诚技术娴熟，医疗知识又很丰富，便提拔他当了医师。因此，贺诚在同伴之中，是挣钱最多的一个，他经常拿出多余的一些钱来救济杨至成等生活困难的同志。

１９４１年岁尾，西伯利亚寒流来到了蒙古草原，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这对于这群寄人篱下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冬天，农场无活可干了，但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为了不至于饿肚子，杨至成又先后去饭店干过跑堂的、抹桌扫地之类的粗活；也给人家放过马，在草滩上任凭风吹雨淋……他的身体，很快又垮了下来。杨至成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已与叫花子差不多了。此时，谁也无法把他与中国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总供给部部长联系起来。

由于“监狱释放犯”的身份，杨至成难以在当地找到工作。他成了讨饭的叫花子

１９４３年３月份，共产国际又派来一个５０多岁的苏联少校。此人名叫谢妙恩，到乌兰巴托负责处理滞留的杨至成等人的问题。

谢妙恩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现在是战争期间，要靠政府供养有困难。中国同志应尽量设法回国去，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妇女、文化人和身体不好不能骑马的，可以送到新疆去；实在走不了的，设法找工作，自己找饭吃。

这样，一些文化人，如搞音乐的冼星海、搞电影的袁牧之以及身体不好的谭家述等同志，就被送到新疆去了。但他们到了边境，因新疆形势恶化，不能过去，只好滞留在那里。

为了找饭吃，杨至成经人介绍，到乌兰巴托市的一家中国饭店去干临时工。按上面要求，他仍然使用假身份。周围的人一听说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吓得都不敢接近。

杨至成感到气愤而无奈，但又不能说明，只好默默地离开了这家饭店。

可是，到哪里去吃饭呢？他的肚子饿得实在难受。

街道两旁的饭馆和小吃摊上，不断飘来一阵阵诱人的香味。杨至成开始还瞅几眼，最后连瞅也不敢瞅了，他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

讨饭！

既然连“监狱释放犯”都当了，再当一次叫花子又何妨！

几年前，当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新（疆）一带时，被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打散，不少红军抛尸沙漠，幸存的一些将领和战士，为了回到党中央的怀抱，不是一路讨饭，一路走，他们丢人么？

不！不！

为生命讨饭，为革命讨饭，没啥丢人的！

杨至成这么想过以后，心里似乎平静了许多。

一连几天，杨至成一边讨饭，一边找活干。在遭了不少白眼，听了不少刺耳的话后，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有一天，他在一个餐馆门前要饭，一个肥头大耳的伙计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不但不给他吃的，还唾了他一口，吼道：“滚！不要到这里来搅我们的生意，扫客人们的兴！”接着，伙伴又将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身上。

杨至成怒火中烧，他后悔不该到这种地方来要饭，受小人们的侮辱。杨至成正欲发作，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向他打招呼。

那人把杨至成带到前面不远的一个饭店里，要了两碗羊肉泡大饼，说：“边吃边聊。”

那人告诉杨至成，他是山西人，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在国外难得见到杨至成这样正直、有志的同乡，愿意帮他渡过难关。

杨至成当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来这里投亲不遇，没有盘费了。

那人大方地掏出一沓钞票递给杨至成说：“亲不亲，故乡人。我看你讨饭也太可怜了，这钱你先拿着用吧！”

杨至成没有接，他不了解对方，怕对方耍什么花招。

那人见他不接钱，笑了笑，把钱收起来。随即，他找到饭店老板，指着杨至成对他交代说：“老掌柜，这位是我的一个好友，以后他在你这里吃饭，你先记着账，最后由我结算！”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那位山西老乡突然不见了。当天上午，一位叫张罕的人来找杨至成，约他出去谈话。

这个张罕是湖北人，在当地一个机关工作。不久前，苏联来的谢妙恩曾介绍杨至成与他认识。杨至成不知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张罕把杨至成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问他的情况，接着告诉他：“受朋友的委托，帮你找了份工作，是到中国工人报社去当编辑，怎么样？”《中国工人报》是当时在乌兰巴托出版的一份中文报纸。

杨至成有点担心地问：“当编辑？我……行吗？”

张罕说：“没问题，我找一个熟人带带你，你有文化，一定可以胜任的！”

论起文化，杨至成还是充满自信的：当兵前，上过中学；参加黄埔军校后，学的是政治科；最近又在苏联学了两年多，各科知识灌输了不少。于是，他便满怀信心地随张罕来到了中国工人报社。

张罕把杨至成介绍给报社一名叫王西的负责人。杨至成一看，这是位３０多岁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

王西给了杨至成一些钱，让他上街买些衣服和日用品，并告诉他，以后就吃住在报社里。

报社人手不多，杨至成既要当编辑，又要作记者，下到工人当中去采访。

杨至成怀着感激的心情，总想打听王西的身世和来历，他却总是笑而不答。全国解放后，王西以吉雅泰的名字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时，杨至成才明白了这其中的一切。